赵抃的铁腕柔肠

刘立祥 中华书局1912

北宋名臣赵抃立身朝堂，不避生死，廷争面折，摧权贵，扶正义，“铁面御史”的美誉闻天下；他主政地方，察民意，体民情，恤民艰，政声满天下；力行不辍的“晚汇报制度”，则彰显了他不欺天、不欺民、不欺人、不欺己的坦荡胸怀。应该说，赵抃集铁面御史之“铁腕”与恤民济众之“柔肠”于一身，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将这“两手”干得风生水起，各尽其妙，而这“两手”的背后蕴含着他矢志报国、一心为民的深厚情怀。

赵抃（1008—1084），字阅道，号知非子，衢州西安县（今浙江衢州柯城区）人，出仕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历任武安军节度推官、江原知县、殿中侍御史、睦州知州、梓州路转运使、右司谏、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职，曾四度入蜀为官。赵抃为人刚直不阿、仗义执言、屡折权贵，时人呼之“铁面御史”；他为官清风峻节、施政宽简、爱民恤物，深得百姓的爱戴和景仰。

进士及第，初出茅庐声名震遐迩

赵抃出生于一个低级官吏家庭，幼年丧父，“少孤且贫”，但他不坠青云之志，一心向学，于景祐元年（1034）进士及第，被任命为武安军节度推官。推官在宋朝是协助长官处理文书、参谋政事的低级职位，不易显山露水，然而赵抃却在这一职务上干得风生水起，卓尔不群，引起了众人的瞩目。据苏轼撰写的《赵清献公神道碑》记载：“民有伪造印者，吏皆以为当死。公独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后。赦前不用，赦后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谳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有人因私刻印章而获罪，“吏皆以为当死”。作为一位初入仕途，且并非担负主要职责的僚属，赵抃挺身而出，不惜得罪长官，而为一位沦为阶下囚的草民请命，并最终依法使其免于死罪。这一行为体现出赵抃不同于一般庸吏的超群胆魄和处事态度。

此后不久，赵抃先后调任崇安、海陵、江原县知县，又转任泗州通判。所到之处，皆政绩卓著，百姓无不交口称赞。

泗州与濠州相邻，濠州知州克扣士卒粮饷，引起官兵的不满，群情激愤，军营骚动，眼看一场哗变就要发生，“守惧，日未入，辄闭门不出”。在这火烧眉毛之际，转运使传檄泗州，令赵抃紧急前往濠州“灭火”。赵抃快马驰往濠州，他临危不惧，从容应对，很快就将一场即将发生的兵变化于无形之中。

自此，赵抃声震遐迩。

刺奸劾贪，“铁面御史”直声震朝堂

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曾公亮与赵抃素不相识，因看重赵抃的声望和才干，于至和元年（1054）上书仁宗，举荐赵抃为殿中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职位虽然不高，但属于朝廷近臣，掌纠弹百官朝会失仪之事，兼掌库藏出纳及宫门内事，以及京畿纠察事宜，职权和地位十分特殊。上任伊始，赵抃便向仁宗上《论正邪君子小人疏》，直言不讳地说：“欲治之主，得人其昌”，因此君主要善于鉴别君子和小人，“明视而聪听之，精择而慎拣之”，劝谏仁宗“宜博选忠直方正、能当大任、世所谓贤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这封奏疏堪称赵抃为官的座右铭和政治宣言书。

赵抃不是“纸上谈兵”的人，无论是朝中重臣还是地方要员，凡是有非法、越礼或不合规制者，不管是谁，他都秉公处理，“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皇祐六年（1054）正月，备受皇帝宠幸的张贵妃暴病身亡，仁宗不胜哀戚，在群臣的一片反对声中，硬是追谥张贵妃为“温成皇后”，又任命参知政事刘沆领园陵监护使。

几个月后，刘沆升为宰相，仁宗为了给逝去的爱妃足够的优宠，依然命刘沆兼领园陵监护使。赵抃则以“全国体”为由，上书仁宗，请求罢去刘沆监护使之职。“又言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且多过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为及奉使不法；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皆罢去。”

宰相、枢密使、宣徽使、翰林学士，都因过失遭到赵抃的弹劾，这“铁面御史”可谓名符其实。

话剧《大宋御史·赵抃》剧照

这里特别要举赵抃弹劾宰相陈执中的例子，它让我们真正见识了铁面御史“铁”在哪里。

陈执中极其宠爱的小妾张氏，生性骄横，暴戾恣睢。某日，侍女迎儿顶撞了她几句，她便命人剥光侍女的衣服，捆绑双手，将其关进小黑屋子，断其饮食。时值寒冬腊月，没几天迎儿便因冻饿而死。相府中的另外两名侍女站出来为迎儿鸣不平，对张氏的凶恶残暴、草菅人命表示愤怒。此举又激怒了张氏，她命令手下恶奴殴打两位侍女，极尽侮辱。两位侍女不堪其辱，先后自缢身亡。

不到一个月，相府内先后有三个侍女含冤而逝。

赵抃得知此事，于至和元年（1054）十二月九日，第一次上书弹劾陈执中。在此后的两个月内，又七上奏疏，指斥“执中家不克正，而又伤害无辜”，请求罢其相位。见仁宗没有回应，他又连连上奏章弹劾，历数陈执中的“八大罪状”，固请“罢其职”。仁宗念及陈执中乃先朝老臣，依然不忍将其罢斥。

屡屡上书弹劾，仁宗却不为所动。但赵抃没有放弃，他又先后多次请求贬黜陈执中，大有“不除罪臣，誓不罢休”的意思。

在赵抃和谏官唐介、吕诲、范师道等几位铮臣一再强烈的请求下，仁宗不得不降旨，罢免了陈执中的宰相职务。

四度入蜀，“一琴一鹤”百世传佳话

赵抃一生先后四次入蜀为官，与蜀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皇祐元年（1049），赵抃第一次入蜀，任江原县知县。

他察民意，体民情，恤民艰，为官清廉，尽心竭力，为民造福。蜀地远离中原，赵抃到任后大力兴学重教，经常前往县学鼓励诸生矢志向学，并写下《劝学示江原诸生》：“古人名教自诗书，浅俗颓风好力扶。口诵圣贤皆进士，身为仁义始真儒……”

赵抃的举措使江原县儒雅之风渐兴。三年后，他改任泗州通判。

嘉祐三年（1058），赵抃第二次入蜀，先任梓州路转运使，后改益州路转运使。

据《宋史·赵抃传》记载：“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抃以身帅之，蜀风为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抃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蜀地偏远，百姓贫困势弱，官吏肆意违法欺民，为所欲为。赵抃到任后，勤政恤民，以身作则，遂使当地风气大变。此前益州治下的偏远村镇，很多百姓一生都不曾见过州郡官员，赵抃巡视属地，不避山高路远，穷乡僻壤，足迹无所不至，当地百姓高兴地相互告慰，贪官污吏无不惊恐慑伏。

《宋史》（二十四史繁体竖排）

治平二年（1065），赵抃第三次入蜀，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

当时，一般镇抚一方的牧守赴任，必前呼后拥，车舆仆马塞途，声势浩大。赵抃赴任之日，行装极其简单，仅携带一琴一鹤，匹马入蜀。由此衍生出成语“一琴一鹤”，百世传为佳话。

赵抃忧国恤民，为政以宽。此前，他在蜀为官时，曾对聚众搞迷信活动、为害一方的不法分子严厉打击；这次到蜀地，发现这一活动又死灰复燃，见“前度赵郎今又来”，民众无不以为参与其事的人必在劫难逃。赵抃经过仔细侦查，认为其造成的危害不像以前那么严重，这些人仅仅是搞些骗吃骗喝的小把戏，属于行为过失，算不得重大犯罪，最终只是严厉处罚了首恶，而将其他跟随的人全部释放。这一依据事实处理案情的做法，既公允，又深得民心。

一年多以后，朝廷征召赵抃回朝，出现了百姓遮道挽留的动人场面。据《全蜀艺文志·赐赵抃父老借留奖谕诏序》记载：“府之黎老士民，举千百数伏使者车前曰：‘蜀之坏隘众多，挽首输赋，风尚纤靡，怯不鸷立。自公问俗布政，阔略法禁，绪正纲目，坐格醇茂，仁义道德，衍为教化。徭赋均节，俗安生业，人人自爱以重犯法，风雨时若，粒米狼戾。民惕然惧朝廷之召迁而父母去我矣，愿上书借公留。’”

宋英宗由衷地赞叹说：“赵抃为成都，中和之政也。”

熙宁五年（1072），赵抃第四次入蜀，以资政殿大学士再知成都府。此时，朝廷正专注于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无暇他顾，蜀地再度爆发危机。朝廷上下围绕变法闹得焦头烂额，派谁前往蜀地戡平祸乱呢？由于赵抃在蜀地的崇高威望，使他成为替朝廷“灭火”的不二人选，此时的赵抃已六十五岁高龄。

赵抃此番入蜀，为政较之以前更为宽简。有个卒长站在堂下，赵抃喊着他的名字说：“我同你年岁相当，如今我只身匹马入蜀，为天子镇抚一方。你也应清廉谨慎，尽心竭力统率士卒，忠于使命，等戍期届满，也好带些余财回家，操持家室，养育妻儿。”

剑州有奸猾之徒伪造和尚度牒，以规避徭役税赋，被告发后企图谋反。为尽快解决此事，赵抃没有将案件交给司法人员，而是酌情从轻处理。有人将赵抃告到朝廷，说他目无王法，纵容叛党。朝廷派人前来，取审案记录一一查看，认为赵抃的判决都符合法律，且处置得当。

有记载说：“蜀人既闻公来，男呼于道，女欢于灶，皆曰：我之匙箸安于食而枕箪乐于寝者，不图今日复因于我公矣。”赵抃的宽简淳和，使蜀地百姓心悦诚服，没有人再敢作恶为害，蜀地一片升平景象。

熙宁七年（1074），朝廷任命赵抃为越州知州，从而结束了他在蜀地的为政生涯。

初心不改，笑称“只是柯村赵四郎”

在朝廷和地方频繁交替任职，成为赵抃宦海生涯的一大特色。立身朝堂，他每每因为疾恶如仇，仗义执言，廷争面折，而无法立足，被排挤到地方；任职地方时，他又因为“铁面御史”的崇高声望，以及斐然政绩而被召回朝中。除了四度入蜀，他还先后任崇安知县、海陵知县、泗州通判、睦州知州、虔州知州、河北都转运使、越州知州、杭州知州、青州知州等职。应该看到，赵抃为官，不断变换的是他所担任的职务，永远不变的是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是他冰壶秋月的高洁品格，是他那颗炽热的爱民之心。

据《大明一统志·成都府》记载，赵抃入蜀为官时，某日途经湔江，目睹清澈见底的滚滚江流，不由心有所感，指江水发誓说：“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后人为纪念赵抃，遂呼这段湔江为“清白江”。“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知越州时，适逢“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抃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

赵抃一生为官，诚如清白江奔流不息、澄莹清冽的汹涌波涛。“抃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茕贫，盖不可胜数。”说的是赵抃为人宽厚，有修养，人们从未见他特别高兴或异常愤怒。他平生不置产业，不蓄养歌伎，资助兄弟的女儿以及其他孤女出嫁，至于施恩布德，救助贫穷孤苦，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值得一提的是赵抃几十年力行不辍的“晚汇报制度”。每天夜里，赵抃必沐浴焚香，穿戴好衣冠，正襟危坐，一五一十地向上天禀告一天之中所做的大小诸事。如觉得某事不可启齿，他就一定不会去做。

元丰二年（1079），在赵抃的一再恳请下，朝廷批准他致仕，加赐太子少保衔。

宦海一生，如今回归故乡的赵抃，俨然一个村夫野老，全无贫富门第之念，终日融身于乡民之中，与他们和谐相处，亲密无间。他将自己所居之处命名为“高斋”，并作诗自嘲道：“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时人要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

元丰七年（1084），赵抃病逝。神宗闻讯，不胜悲戚，为之辍朝一日，追赠太子少师，谥号“清献”。

赵抃祠

品 评

据《论语·子路》记载：“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面对子贡之问，如果说孔子在理论上作了深邃而缜密的回答，赵抃则用他一生的行为在实践上作了很好的注脚。

赵抃立身朝堂，不避生死，廷争面折，摧权贵，扶正义，“铁面御史”的美誉闻天下；他主政地方，察民意，体民情，恤民艰，清廉如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声满天下；而力行不辍的“晚汇报制度”，又彰显了他不欺天、不欺民、不欺人、不欺己的坦荡胸怀，及高尚的人格。应该说，赵抃集铁面御史之“铁腕”与恤民济众之“柔肠”于一身，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将这“两手”干得风生水起，各尽其妙，而这“两手”的背后则蕴含着他矢志报国、一心为民的深厚情怀。

《宋史·赵抃传》称赞说：“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犹古遗爱。”曾巩谓之：“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本文原载《月读》2018年第12期）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原标题：《赵抃的铁腕柔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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