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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口罩价格:市场、管制与道德如何归位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2020-02-13 20:5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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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涨价不应被禁止,也不宜一刀切式地以某个涨幅作为处罚标准。图为2月12日,福建宁德一企业抓紧生产口罩。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还是跟口罩涨价相关的那点事。还是从一个可供对照的例子开始讲起。

1996年夏天,美国某地受到飓风袭击。灾害来临,当地断电,各家都没有办法做冰块了。边上有个小镇,没有受到飓风袭击,当地有四个青年人在边上小镇买了冰块,以大约四倍的价格出售给受灾的地区。即使这么大幅度的涨价,当地的居民还买不到冰块。这时有人向警察局举报了这个涨价行为,根据当地法律,涨价超过5%是违法的。结果,四个青年人被抓了,他们买了准备出售的冰块也浪费了。

在这个例子里,限制涨价的结果是冰块更为短缺。把四个青年人抓了,更加没有人敢去顶风作案,贩卖冰块。相比之下,允许高价出售冰块赚取更多利润,反而可以鼓励周边有能力生产冰块的人生产更多冰块,也鼓励愿意贩卖冰块的人加入到运输冰块进行销售的队伍中来。哪怕高价格不能让所有的冰块消费得到满足,也好于没有人能够得到冰块的状态。

就上面这个例子里的情形,——先使劲敲一下黑板——我坚定反对限制涨价,也坚定反对根据僵化的法律来抓人。有一点觉得奇怪的是,在美国实施的是案例法,在上面这个冰块的例子里,那四个年轻人为什么不上诉去驳回对他们的指控?这一点求教于法学家。

回到正题。在疫情严重的特殊时空条件下的口罩,和受到飓风袭击时的冰块是不一样的。

一、疫情期间的口罩市场

注意,我特别强调“在疫情严重的特殊时空条件下”这个定语。最近的疫情恰逢春节,同时,为了防止疫情蔓延,政府又对人流和物流采取了阻断的措施。(这里暂且不讨论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内阻断人流和物流是合理的,这值得另外写一篇文章。)

在这样给定的条件之下,全国的口罩生产产能没有在短期内恢复。即使口罩产能能够恢复,相对于疫情期间未能事先预期的巨大口罩需求,供给仍然是不足的。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应该从增加供给入手。可以采取补贴的形式,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涨价,也可以适当放松对人流和物流的管制,多管齐下。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涨价,如果涨价只是为了弥补人工、原料和物流成本,如果对此进行一刀切式的处罚,结果只会导致市场机制受到严重伤害,最终商家放弃出售,生产者不敢生产,短缺更为严重。在最近某地一个案例里,口罩进价0.6元一个,卖1元一个,药房被认为价差超过了15%的上限而受到处罚。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个差价可能需要弥补疫情期间人工和物流成本的上升,而且大量网民认为1元价格比网店售价低很多,总比买不到好,那么,这样的处罚就有削足适履之嫌。

但是,上述所有的增加供给的手段全部用了(这方面可能做的还是不够),面临巨量的需求,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可能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在总量上供给小于需求的时间窗口,如果再具体到某一个特定的空间,比如说湖北的某一个市,甚至武汉市内的某一个区,在供给不足和物流不畅的情况下,就可能形成一个局部垄断的市场。

我知道读者可能对“局部垄断的市场”这个提法非常不满意。没关系的,这可以讨论。让我插播一个看法。在经济学里,如果不给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果不考虑受到运输成本影响的供给弹性,垄断这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来说,只要把时间拉得足够长,几乎所有物品的供给都是有足够弹性的,哪怕供病人移植的人体器官都是如此。只要潜在的供给是存在的,运输成本本身又可以进入定价,那么几乎所有的垄断都不存在。

所以关于疫情期间的口罩市场,必须首先明确我们讨论问题的时空条件,不是通常情况下的口罩市场,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窗口内(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一个月,但绝对不会是一年),再加上由于物流的阻断,在特定的空间里供给跟不上的时候,这是我说的局部垄断市场的意思。以下使用局部垄断市场这个词汇时,不再一一解释。

二、疫情背景下的口罩能不能涨价

前面已经说了,正常的涨价不应该被禁止,也不宜一刀切式地以某个涨幅作为处罚标准。但疫情期间的口罩和飓风来袭的冰块的确有以下几点不同:

首先,受到飓风影响而产生冰块短缺的地区,远远小于受到此次疫情影响而产生大量口罩需求的地区。在上面的例子里,几个年轻人通过从相邻的小镇贩卖冰块,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冰块的短缺。但是在局部垄断市场上的口罩,遇到的情况是全国性的生产不足和供应短缺,并且物流不畅。

第二,口罩虽小,但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期,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外出不戴口罩,被传染疾病甚至面临生命危险的概率就很大(当然,后来的信息表明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并不高),这会使得口罩的边际支付意愿相对于平常时期的口罩价格显得非常高。而在飓风来袭的小镇,如果冰块的作用仅仅是通常的制冷,而不是在下文所举例子中那样,用于给胰岛素控制温度,那么如果四倍的价格是个均衡价格的话,这也反映了边际支付意愿。

可能读者会说,在疫情期间的口罩市场上,被打击的涨价倍数也没有达到四倍,怎么能说边际支付意愿会非常高呢?这件事等会评论。

第三,最最重要的事情是,疫情期间的口罩具有阻断传染的作用,也就是说,佩戴口罩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这时,社会合意的结果是能够让尽量多的人得到口罩。在存在正外部性的市场上,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结果不是社会最优的。而在飓风来袭的小镇上,一个家庭使用多少冰块本身并没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除非在那个故事里添加新的条件。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讲过,当局部垄断,加上边际支付意愿非常高,再加上存在正外部性,这三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时候,对口罩进行价格管制就是可行的,但也要允许一定幅度的涨价。我同时强调,这三个条件必须以很小的时间窗口为条件。一旦供给跟上,管制价格就毫无必要了。而且管制价格必须与限购同时实施,以免出现少数人优先得到大量资源的不公平结果。

三、价格管制与自由放任的权衡

上述观点收到了一些反馈和批评。在这里再回应一下。

第一,任何管制价格的政策都难免有负面后果。比如说增加了执法者可能寻租和腐败的空间。所以我在上篇文章里就强调过,必须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在实践中,如果存在一刀切式的管制价格,导致了不合理的罚款,应该允许甚至鼓励受罚者运用法律手段来进行申诉和复议,应该把相关案例的审办过程公开和透明化,接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

第二,在涨价中存在因为生产和物流成本上升而导致的价格上涨,以及商家利用自己垄断力量而导致的价格上涨,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对涨价的幅度,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更不能对涨价笼统祭出“哄抬物价”的道德定性。因此,对什么是合理范围之内的涨价,在事前应该充分听取商家、生产者、消费者、行业专家等等多方面意见。在事后,还是那句话,应该允许受罚者应用法律手段进行辩护。在极度短缺的时期过去,市场竞争能够保证的情况下,不合理的涨价就会消失。换句话说,即使在疫情期间,关注市场的供应和竞争,比关注价格本身要远为重要。

第三,读者问,给定的政府权力过大,打击口罩涨价是否一定是错的?对此,我的回答是,完美的结果是没有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要讨论的实际上是谁是次优的结果,或者说谁离完美的结果更近。给出一个次优的方案,并不代表对权力是迷信的,但如果不把道理说清楚,更不可能有改进。

也就是说,如果上述管制口罩价格的条件都成立了,再加上事前充分论证且事后允许受罚者进行辩护,要比什么都不管来得更好。完全的自由放任,可能会导致在短期内把口罩等资源配置给边际支付意愿更高的富人,而低收入者如果买不起口罩,既可能有损公正,也有可能造成疫情传播,除非他们不出门。

这里需要复述一下上面提到的文章里举到的例子。

“飓风袭击了你所在的小镇,电也停了。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需要电来冷藏她的胰岛素。你绝望了,但也许还算走运。我有台小型发电机愿意卖给你,你手里有 800 美元,刚好是我这部发电机平常的价格。唯一的问题是我不愿意以 800 元的价格卖给你——我想卖 1300。”

有人批评我忘记了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价格取决于成本。这里让我解释一下,价格取决于成本通常只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成立。在卖方单边垄断(一卖家对多买家)和买卖双边垄断(卖家买家均唯一)的情况下,价格和成本都没什么直接关系。

在卖方单边垄断的市场上,最终的定价完全可以订到榨取消费者所有剩余,价格和成本没什么关系。而在买卖双边垄断情况下,最终的价格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力量,而谈判力量又取决于双方的外部选择(如果谈判破裂,没有交易的情况)。

在发电机的例子里,如果只有一个人拥有发电机,而用发电机发电制造冰块冷藏胰岛素的家庭只有一个。这个时候,卖方就有能力把价格提高到这个家庭的边际支付意愿上,而这个边际支付意愿就是孩子的生命,最终的价格跟成本一点关系也没有。

四、道德观是一个重要约束

让我们在上面的例子里再增加一点关于道德的讨论。

关于经济学不谈论道德的说法流传甚广,对此,我是不同意的。道德观一直是现实世界里行为人的重要约束条件。比如说在发电机的例子里,如果生糖尿病的孩子正好是在一个富裕家庭,并且发电机的卖方没有任何的道德约束,发电机的价格定在13万美元,估计也可以成交。(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为糖尿病孩子的父母,应该能理解这一点。)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许你不会看到这个现象出现。也就是说,即便在刚才这样一个垄断市场上,发电机的卖方也不至于把价格定到13万。这并不一定是他不能这样做,而是因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一个最起码的道德观念,那就是不能趁人之危。经济学里的“最后通牒博弈”,讲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分钱的博弈里,如果你拥有给出分钱方案的权力,对方仅仅能够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理论上的均衡解是,你会把所有的钱留给自己。而实验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会选择接近平分的方案,这实际上就是道德观在起作用。

在口罩的例子里,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读者说,口罩的支付意愿很高,怎么没有看到一万块钱一个的口罩呢?如果真的在存在短缺的情况下,而且假设所有的人都认为有口罩可以保命,我想即便把口罩定在一万块钱一个,可能也会有人愿意买上十个,甚至100个。但是我也真的相信不会有人丧心病狂地把口罩定在一万块钱一个,因为这样做,即便他能把口罩卖出去,也违反了最基本的社会契约,那就是人不能完全没有最基本的道德观。

对口罩、冰块和发电机的问题,暂且讨论到这里。市场、管制与道德,分别代表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种力量,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有不同的归位。

最后,鉴于我们讨论类似问题所处的环境是如此的情绪化、极端化,并且每个人都固守自己的观念,我还是要说点原则性问题。我建议读者不要采信标榜为某某学派的观点。一般来说,我们在讨论一个社会科学问题的时候,讲逻辑摆事实才是科学的态度。经济学在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就很少再谈论“派”了,除非你想拿苹果派或草莓派来举例子。

五、结语

好心的读者可能会问我,陆老师,你那么忙,怎么会有空写这种文章?是的,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有些文章写了也未见得能发表。

我写这类文章纯粹是给自己交的一个作业。没想明白的东西,就继续想,做个笔记。我不太相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我也不太相信,我们已经有的知识,可以帮我们面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新的复杂的现实情况。

我更愿意在事物和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上训练自己的思维,老老实实做个学生,而且可能要做一辈子。

    责任编辑:李旭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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