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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瘟疫改变的，不只是生死
原创 易米三升 新周刊
如果人类注定要与瘟疫共存，那么，至少让那些席卷城市的波浪不再血红。
以《洛神赋》《七步诗》闻名于世的八斗才子曹植，曾写过一篇关于瘟疫的短文：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
汉末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瘟疫高发时期，曹植笔下家家有丧甚至全族俱亡的悲剧，在建安大瘟疫中时常发生。
医圣张仲景自述，其家族200来人，因为建安大瘟疫，不到十年就没了一大半，这也是他后来治病救人、写出《伤寒杂病论》的原因之一。
与曹植并称“曹王”的王粲，则用“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诗句描写尸横遍野的惨状。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这七位才子中的五位都死于瘟疫。
根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一书中的统计，与瘟疫高发同期的140年间，原本东汉的6000万人口骤减50%。
人类就像地里的麦子，而瘟疫如镰刀一般平平扫过，比战争杀人更迅速，比天灾夺命更广泛。
大规模的死亡只是瘟疫的其中一面，事实上，人类发展历史中随处可见瘟疫的烙印。战争、政治、宗教、科学……瘟疫改写的，远不止寿命这一件事。
战争，瘟疫的手足
三国时期高发的不只是瘟疫，还有战争。著名的赤壁之战，在文人墨客的加工下，常被认为是孙刘联盟以少胜多、用兵如神的经典战役。
但曹操并不承认自己输给了孙刘。根据《三国志·周瑜传》引《江表传》记载，曹操给孙权的信中写道：“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写道：“至于赤壁之败，盖由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
按照他们的说法，曹操战败并非因为火烧赤壁计策之妙，而是因为曹操运气不好，大军里刚好爆发了瘟疫。
瘟疫很少独自行动，往往还有别的灾难随它一道肆虐人间，比如饥荒、水患、地震，以及战争。
粮草保障艰难、水源卫生随缘、人口居住密集的古代军营，很容易成为瘟疫的温床。四处行军的路线，也就成了瘟疫传播的路线。
被感染的百姓比军队更惨，因为战乱，城池被破、粮田损毁，忍饥挨饿让他们的身体缺乏营养，难以抵御病菌。
更悲哀的是，一个忙于战乱的国家，是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关怀普通百姓生死的，瘟疫一旦爆发，就只能听天由命。
讽刺的是，由于过高的破坏力，瘟疫往往可以加速战争的结束：要么一方患病，丧失战斗力，要么双方患病，一起玩完。
公元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军队毁于瘟疫；公元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也因为一场反复爆发的大型瘟疫，而丧失了税收和兵源。
另一方面，瘟疫也常被作为战争中的致命武器。
1346年，蒙古军队就曾将疫病而死的尸体扔到被围的城市中，以此消灭城中的敌人；
1763年，一名英国军官也曾试图把染有天花病毒的毯子送给印第安人；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制造的霍乱、鼠疫、炭疽病等，夺走了大约40万中国人的性命。
可惜，瘟疫没有瞄准镜，一旦蔓延开，受害的可不一定全是敌军。
瘟疫中的葬礼
人类的文明与葬礼同岁。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如何对待死者，通常都比对待生者的方式更讲究。如影视剧中常用的“卖身葬父”桥段，就可看做葬礼重要性的一个例证。
祷告、超度、墓穴的规格、陪葬品的数量，不论贫富，人们都经常把死后哀荣看得比生前风光更重。能让人轻视葬礼的东西实在不多，而瘟疫就是其中一种。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瘟疫面前，所有的文明仪式都不值一提。
在公元六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中，君士坦丁堡几乎成为“死城”，墓地被填满，抛进海洋的尸体堵塞港口，所有象征身份地位的东西都被瘟疫彻底碾碎，人类终于获得了真正的平等：
“成堆的尸体被丢进埋尸坑，公主与太监埋在一起，教士与妓女埋在一起，卫兵与乞丐埋在一起。”
这场瘟疫至少造成2500万人死亡，一半欧洲人因此丧命。
教会历史学家以佛所的约翰记录，庞大的拜占庭帝国无法完成处理尸山尸海的重任，一开始还有官员在街头清点尸体，但君士坦丁堡人几乎死绝，官员们清点到二十多万以后就放弃了。
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之下，几乎都是仓皇掩埋的尸骨，到最后，为了节省空间，成千上万的尸体只能交错叠放在同一座“墓穴”里——其实只是一个巨大的深坑。
只有最深的恐惧能让人类放弃葬礼，而放弃葬礼的时候，也是放弃尊严与文明的时候。
在无法逃脱的死亡面前，曾经坚不可摧的信仰轻易被颠覆，人们不再遵守法度、道德，而是热衷于挥霍、抢夺、偷生。
修昔底德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瘟疫中的人们忽视每条规则，就连葬礼也以省事快捷为先，比如把尸体扔到别人火葬时正在燃烧的火堆里。
曾令雅典人无比骄傲的民主制度，也在瘟疫中分崩离析。
推动雅典民主政策改革、一手创造雅典最辉煌时代的领导人伯里克利，承担了深陷围城和瘟疫双重灾难中的雅典人的怒火。他的亲人和朋友大多死于瘟疫，所有的儿子都没能幸免，自己也被撤职。
最后，这位伟大的将军也死在了瘟疫中，辉煌灿烂的伯里克利时代就此结束。
血红的波浪
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有这样一段台词：
“这城邦……正在血红的波浪里颠簸着，抬不起头来；田间的麦穗枯萎了，牧场上的牛瘟死了，妇人流产了，最可恨的带火的瘟神降临到这城邦，使卡德摩斯的家园变为一片荒凉，幽暗的冥土里倒充满了悲叹和哭声。”
剧本中的人间地狱，正是取材于雅典大瘟疫。
“无数的死亡毁了我们的城邦，青年男子倒在地上散布瘟疫……在各处祭坛的台阶上呻吟，祈求天神消除这悲惨的灾难。”
坚不可摧的城市坍塌荒芜，传承百年的王朝一朝倾覆，财富、民族、文明，瘟疫不断拨弄着人类社会的走向，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停止。
漫长的瘟疫史中，绝望的人民只能祈求神灵收回他们的惩罚，或是降下救世的福祉。美国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基督教的崛起与他们在瘟疫中的表现息息相关：
“基督教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宗教之处在于，照顾病人（即使在发生瘟疫的时候）是他们公认的宗教义务。当例行的服务缺失时，最基本的护理也会极大地减少死亡率，比如，只需提供食物和水，就可以让那些暂时虚弱得无法照顾自己的人康复，而不是悲惨地死去。”
然而，把人的灾难归结于神的旨意，并不能真正救赎人类。
黑死病肆虐欧洲时，曾有德国教徒热衷于进行“赎罪游行”，他们彼此鞭打，向上帝高喊“我有罪”；
他们在教会的引导下将猫视为邪恶的、污秽的，在黑死病期间仍然到处捕猫杀猫；
人们还烧死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取上帝的原谅……
曾在瘟疫中建立的声望，又因为在瘟疫中无作为而衰落。被鼠疫折磨的欧洲人不再迷信教会的权威，他们终于意识到，猫不是黑死病的源头，老鼠才是；他们还意识到，祈祷不能救人，但医生和科学可以。
相传，拯救雅典瘟疫的并非雅典人日夜侍奉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而是从远方不顾危险赶来雅典的医生希波克拉底。
他发现全城只有天天站在火堆边的铁匠不曾染病，于是试着用火来消灭瘟疫，在城中各处点起火堆、焚烧植物，以达到杀灭细菌扼制瘟疫的目的。
比这一段传说更著名的，是希波克拉底流传后世的医生誓词：
“无论何适何遇，逢男或女，民人奴隶，余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福，并检点吾身，不为种种堕落害人之败行，尤不为诱奸之事。凡余所见所闻，不论有无业务之牵连，余以为不应泄漏者，愿守口如瓶。倘余严守上述之誓词，愿神仅仅使余之生命及医术，得无上光荣；苟违此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这份誓词至今仍是医生这一职业的道德规范，是他们入学、从业时要庄严宣誓的内容。
在对抗瘟疫的过程中，医生的作用逐渐战胜了人们对宗教或神灵的迷信。人们开始改善公共卫生，兴建浴室和厕所，保持水源的洁净。
1348年，第一批临时卫生局顶着教会的反对在欧洲成功建立，他们负责检疫、送病人隔离、登记进出并维持城市卫生。此后，卫生局逐渐成为永久性机构。
现代医学诞生之后，瘟疫终于由坟场逐渐变成“战场”和“考场”。
目前，唯一彻底被消灭的传染病只有天花一个，很多病毒仍然无药可医，但生活环境、身体素质、看护手段的不断提升，终于让人类在瘟疫面前不再手无寸铁。
威廉·H·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写道：“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
如果人类注定要与瘟疫共存，那么，至少让那些席卷城市的波浪不再血红。
【1】《汉末三国之际瘟疫探略》陕西师范大学，秦妍，201912
【2】《黑暗历史：瘟疫横行的人类宿命》科学大观园，2018年第16期
【3】《浅析古代欧洲瘟疫的流行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雅典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东北师范大学，吴春妍，200505
【4】《从历史上的鼠疫大流行看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中国经贸导刊，王旭东/孟庆龙，200312
【5】《人类瘟疫报告：非常时刻的人类生存之战》海峡文艺出版社，叶金，200305
✎作者 | 易米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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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被瘟疫改变的，不只是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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