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线索看清与民国瘟疫时刻的耶稣会士

19世纪晚期，当一种细菌被认定为是造成疟疾流行的罪魁祸首时，伴随着疟疾那令人生畏的诸多不良症状，作为术语的“瘟疫”正式进入人类的语汇，用来形容那些具有传染性，甚至是致人性命的疾病。同时，在修辞层面上，“瘟疫”也逐渐衍生出一种异端的隐喻性，那些被认为是社会造成重大威胁的事件，都可以借“瘟疫”来做比。

欧洲历史上程度最严重、范围最广的瘟疫——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大致发生于1350年，但是相对规模小且具有地域性的瘟疫在其之后的数个世纪中，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地仍然持续不断地爆发着。耶稣会（the Jesuits）是一支新制修会，对于国际事务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不论是回溯历史还是面对当下，在天主教的各传教修会中也是格外突出的，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关注早期现代化语境中，耶稣会士与时疾疫病相关的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同中国发生的关联，来审视耶稣会士在疫病救治的社会服务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耶稣会史学家托马斯·沃赛斯特（Thomas Worcester）曾在论文中进行总结，通常而言，作为个体的耶稣会士在面对瘟疫所采取的行动时，大致有四种不同的方式：第一，在精神安抚层面，耶稣会士会为通过那些布道时使用的印刷品（以文本形式为主，常辅以插画），特别是将那些摘录圣经中故事与宽慰语句的传布手册，施以患者，希望能通过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至灵魂救赎的层面，从而求得现世生命之超脱。第二，在实际操作层面，耶稣会士们会去照顾那些在医院或者其他医疗机构中的病人，对他们患上疾病的身躯进行照料。第三，在历史叙述与记载上，他们留心收集瘟疫期间——不论是出于病患方或医护方——口头的、书面的诸多信息，将之详实记录下来，为日后的历史文献和医学研究做准备。第四，在医药治疗上，耶稣会士使用相应的草本药物（或是其他相关的治疗方式）来尝试医治这些疾病。因此，笔者基于这个阐释出发，将耶稣会士在瘟疫爆发事件中承担主要的四个角色归纳为：慰藉者、护理者、记录者和治疗者。这样的切分角度符合耶稣会的修会特色，比如积极入世、勇往难处、重视史录等。耶稣会的中国线索，也恰到好处地为这些角色做了精彩的注解。

一、耶稣会士与康熙朝防疫

众所周知，来华的第一代耶稣会士（自利玛窦入华至清雍正朝禁教）中有着两批不同“性质”（从“保教权”角度区分）的耶稣会士。一批是来自欧洲各地受到葡萄牙保护，经过澳门中转，再进入中国内陆的耶稣会士。另一批则是清一色的法国耶稣会士，他们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接受波旁王朝（House of Bourbon）的资助来华，主要为清王室宫廷服务。这两批耶稣会士汇成“巨人的一代”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他们带来的还有较为先进的疫病防治理念与方法，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耶稣会士抵华之际恰逢明清鼎革，据清史有关记载，入关后的满族统治最危险的敌人，除了军事层面的诸地反叛势力，更是天花等高致死率的疫病威胁。热衷清史研究的爱好者们总是将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视为“决定康熙命运的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具有一定道理。自清军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期，满洲地区便已出现天花疫情。1618年，努尔哈赤征讨叶赫部时，已发生“痘疫”（即天花）。清太宗皇太极当政，天花肆虐首都盛京，自此，满清皇室便有“避痘”之举。清初时期，主要是满清八旗子弟更易染上天花疫病，由于从寒冷的关外转入相对温暖湿润的关内，水土不服所造成的大规模瘟疫。皇族子嗣也有不少因天花而亡故，比如努尔哈赤的十五子多铎。顺治初年，天花肆虐，大量人丁死亡，八旗子弟的婴儿死亡率更居高不下。顺治帝共八子，早夭大半。顺治帝希望册立次子为继承人，但母后孝庄皇太后却更倾向于皇三子玄烨为继承人。皇帝与皇太后意见相左，此事便交由相对公允的朝中人，也是顺治帝尊重的“玛法”（满语中“爷爷”之意）耶稣会士汤若望来仲裁。

在顺治帝考量接班人的问题上，汤若望给出了重要的意见，而历史也证明汤若望的考量与眼光。汤若望提醒孝庄皇太后与顺治帝诸皇嗣中，唯有皇三子玄烨已出过天花，能够对这样可怕的疾病具有终生的免疫。1662年，顺治帝薨世后，玄烨登基，定年号为“康熙”。康熙帝深刻意识到天花这类传染病对于王朝命运的掣肘，便着手化被动为主动，直面瘟疫，将措施从对天花的隔离躲避到开展多维度的防治。康熙在太医院下专设“痘诊科”，重金聘请名医，尝试从古法中寻找治天花的良方，并在八旗营中试点设隔离点治疗“痘症”，还引入南部地区接种“痘疫苗”（主要是旱苗法和水苗法）的方法。康熙这一系列防治天花的措施，从宫中铺开，随后推广到八旗营，更不遗余力到鞑靼地区铺开。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Père Francois Xavierd'Entrecolles，1664—1741）曾在与欧洲的通信中，记载了康熙帝在大鞑靼区域推行“种痘防疫”取得成就之后的自我评价：“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子，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 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哉？”自康熙推行“种痘法”后，天花盛行的北部领土，特别是鞑靼地区的天花疫情得到抑制。由于防范接种疫苗，天花的死亡率已经低于百分之一，而欧洲同期乃至到18世纪的天花疫情致死仍然居高不下，导致近六千万人死于天花。康熙采用和普及的“种痘法”，后传入俄国，再经土耳其进入欧洲，成为后来牛痘疫苗发明的重要启发。

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康熙朝在鞑靼地区的天花防疫工作为何能够相对精准高效地展开，这背后法国耶稣会士的贡献是居功至伟的。1688年，五位“太阳王”路易十四遣华的“国王数学家”入京，他们是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张诚(Jean-Fran?ois Gerbillon, 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和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其中张诚的主要研究集中在鞑靼地区，他曾经先后八次前往鞑靼地区，且每次的路线不尽相同。鞑靼是一个泛指，但就张诚的研究而言，正集中于今日蒙古地区。他的游历成为日后研究的基础，张诚详细记载鞑靼地区的满族、蒙古族等生活习俗。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科学家，他为鞑靼地区绘制经纬精准的地图，记载人口分布情况。作为一个外国人，他记录鞑靼地区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这些信息首次清晰绘就大清版图北部的图景，也成为康熙朝在鞑靼地区推行天花疫苗接种的重要参考资料。依靠张诚的记载，鞑靼地区铺开“痘苗”接种的效率极大地提高。

这五位法国耶稣会士之所以得到康熙帝的垂青和信任，也是与疫病防治密不可分的。因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帝患疟疾，御医束手无策，洪若翰、白晋、张诚进献“金鸡纳霜”粉（也就是奎宁粉）入宫。皇帝服用后痊愈，为表感谢赏西安门内旧臣苏克萨哈宅第于法国耶稣会士。后，更赐北京北堂作为这批法国耶稣会士的专用。由此，这批“国王数学家”从第一代来华耶稣会士中脱颖而出，成为皇帝的近臣。他们带进紫禁城的“金鸡纳霜粉”成为日后治愈疟疾的重要药物，广泛用于治疗，防治了疟疾的大规模爆发。

二、留存在上海纪念中耶稣会防疫斗士

历史上面对时疾疫病作斗争的最有名的耶稣会士非类思·公撒格（Aloysuis Gonzaga，1568-1591）莫属。公撒格出身荣华，却投身于贫苦阶层的疫病治疗，终染病去世。他的行为感召了另一个年轻的生命投向这个终生的事业——约翰·贝克思曼（St. Jan Berchmans，1599-1621）。

类思·公撒格是家族的长子，这一家族是意大利斯蒂维耶雷堡(Castiglione delle Stiviere)爵位的世袭贵族。类思自小就接受优良的教育，家庭希望他日后能够以法官为职。但类思对法庭事务不感兴趣，相反他每日热衷于祷告、冥想、参加弥撒日课等。1581年，年仅13岁的类思前往西班牙游历，自此他更是决心要做一名神父。后世西方有学者曾经做过相关统计得出结论：一般来说，通常是渐趋没落的、虔信天主教的贵族之家中最年幼的儿子更有可能会加入耶稣会。因为他们虽然拥有贵族的头衔，但却没有对大部分财产的继承权。自然，作为长子的类思，家人更希望他承担起家族的责任，于是把他送往意大利各地的法庭中进行学习，希望通过这场游历改变这个“叛逆”少年的决定。但类思并未改变初衷。未满18岁的类思，宣布放弃继承家族一切财产，于1585年进入耶稣会位于罗马的圣安德烈备修院（Sant` Andrea）。随后，他进入罗马学院(Roman College)学习，在那里研究哲学和神学。

1590年，类思还是罗马学院的修生，他在假期回家暂作停留之后，又折回罗马。他和许多年轻的耶稣会士们一样，在一家医院照顾病患，承担医疗和牧灵慰藉。1591年，意大利那场范围极广的瘟疫以及所造成的饥荒，导致病人激增，类思在照顾患者时，不慎染上瘟疫。当年6月21日，类思·公撒格因瘟疫感染辞世，年仅23岁。他归葬罗马的天使报喜堂（Church of the Annunciation），后迁葬耶稣会在罗马的圣堂——圣伊纳爵天主堂（Church of Sant`Ignazio）。1605年，类思·公撒格被宣福，后1726年得到祝圣，化身为天主教中对年轻人施加保护的圣人。

20世纪30年代，一方面是由于法国耶稣会士人员的短缺，另一方面是在新教差会林立的开埠港口上海，法国耶稣会士需要更多的英语人才来改变天主教传教格局逊于新教的局势，因此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会省的耶稣会士成为他们的帮手，应邀来华。作为法国耶稣会士教务中心的徐家汇，自1847年始建以来，营建和拓展工程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机构设施已经相对完善，土地使用业已不富冗余。再加上，在教育和传教观念上，美国耶稣会士与法国耶稣会士大相径庭，当这些差异逐渐加剧为张力后，二者更不宜得兼于一处。因而，美国加利福尼亚省耶稣会士决定在上海另办一所学校，贯彻自己的教育方针。这所学校先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汶林路，今淮海路宛平路），取名为公撒格中学（Gonzaga High School），后于1933年迁往公共租界的胶州路。1936年春，由前耶稣会神父马相伯等11人组成校董会，马相伯任校长，并按其建议将公撒格公学正式更名为金科中学，聘请神父丁树人任金科中学第一任校长，报经当时政府立案。是年秋，学校由四年制改为初高中三三制，全校学生260余人。金科校内设有一座总铎级教堂类思堂，奉圣类思·公撒格为主保，堂区范围为工部局筑路后胶州路南部的住宅区直至北部的工业区。今日静安区的江宁中学正是公撒格中学的接续。类思·公撒格作为年轻人的保卫者在近代上海城市中留下印记。

约翰·贝克思曼在次年1616年正式进入耶稣会，这主要是受到圣类思·公撒格的鼓舞。贝克思曼出生于比利时一户鞋匠家庭，是贝克思曼家的第五个孩子，他曾经在自己的家乡练习体操，1615年被招收入梅赫伦（Mechelen）当地新创办的耶稣会学院。类思抛弃家族财富，照顾瘟疫病患故世的经历，带给年轻的贝克思曼深深的触动。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随军神父，战死沙场殉教而终。1618年，进入耶稣会第三年的贝克思曼开始学习哲学，一开始在安特卫普，后转至罗马。1621年夏天，他被选为参加雅典学院（当时是多明我会控制着雅典学院）哲学辩论的辩手。贝克思曼经常前往耶稣会的施诊所，为病人开解。不幸的是，他也染上了疫病，开始高烧不止，仅仅几天之后，就因为病情恶化匆匆离世。他也被葬在圣依纳爵天主堂，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巴洛克建筑，只有耶稣会祝圣者才能够入葬其中。但是他的心脏送回了他的家乡比利时梅赫伦，在那里的圣母院（Onze-Lieve-Vrouw van Leliendaal）下葬，达成他的遗愿“把自己的心留给祖国”。贝克思曼过世后，阿舒特公爵作为低地国家（今天法国和比利时交界之处）的最高元首向教宗格里高利十五世请求为贝克思曼举行宣福礼。过了两个世纪，直到1865年宣福礼才最终举行，1888年贝克思曼被追谥为圣。

上海徐家汇是十九世纪耶稣会重建后返华的事业中心所在。耶稣会在徐家汇的事业规模庞大，建制完整，机构零次栉比，如圣依纳爵天主堂、大修道院、小修道院、徐家汇藏书楼、徐汇公学、土山湾孤儿院等。至今留存的不少建筑中，依稀可以窥见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恢弘的事业盛况。在至今仍发挥原功能的天主教机构中，天主堂标志性明显，历经多次重修，不少细部在修旧如旧中渐失原有的风格。徐家汇藏书楼在解放后免于浩劫，其中的藏品价值不菲，其艺术收藏中包括十九世纪来到徐家汇的最初耶稣会修士范廷佐（Joannes Ferrer，1817-1856）的《依纳爵临终发愿的木雕》以及精美的摇篮本古藏书等。尚未对外开放的徐家汇藏书楼三楼特藏室有一面精美的窗户，窗户的彩绘玻璃上绘制了一位耶稣会士，他双手紧握，手持十字架，上盘着一串念珠，他就是耶稣会历史上的的祝圣者约翰·贝克思曼（St. Jan Berchmans，1599-1621）。

圣约翰·贝克思曼的座右铭“以不平凡的方式去做平凡的事”鼓励耶稣会士，也鼓励世人。后世的人们对于他的描绘总是带着微笑，双手合十、手持着基督十字架以及《耶稣会宪》和《玫瑰经》，向患病者宣讲。世界上许多教堂、学校和大学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比如位于德国慕尼黑的贝克思曼学院（Berchmans kolleg）、荷兰奈梅亨的贝克思曼研究院（Berchmanianum）。1965年，比利时发行了贝克思曼邮票来纪念这位年轻的圣人。在遥远的中国上海，在耶稣会徐家汇藏书楼的彩绘玻璃上，这位年轻圣人的彩绘玻璃像也虔诚地、安静地站立着，透过阳光展现在地球另一端留下安详的晕影。

三、“南市安全区”启发下的耶稣会疫病防治事业

耶稣会在修会创立之始，根据修会在欧洲内外的使命经历，对待瘟疫尚未形成科学的认识。他们仅有“瘟疫”的直观理解，却非是基于缜密的科学论证得出的，这使得他们的说法与现代流行病学并不一致。这便解释了耶稣会理解中瘟疫具有张力的两面性，一方面瘟疫展示了上帝的惩罚和人类应有的敬畏，另一方面耶稣会也希望缓和瘟疫并尽可能避免疾病，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愿望共存。因此，在瘟疫时期，耶稣会士所承担的多重角色本身就是复杂缠绕的，他们的宿命论观点与行动主义的实践相冲突。一方面，耶稣会士提倡标准的宗教补救措施：改革、祈祷和忏悔。当然，随着进一步认识自然与科学，许多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如空气和水源污染，以及患病者不良的治疗环境（拥挤、不卫生）都有可能加剧瘟疫的传播，那么此时修会则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如药物干预、饮食改变，哪怕是器官移除等手术，借此来消除疫病。许多耶稣会士意识到迅速的补救行动可以避免死亡的发生，他们相信身体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救赎一样重要。现代医学的进步带来的对宗教伦理的反思，也促使耶稣会发生转变。

对耶稣会士与瘟疫疾病防治的有关研究，若按照时间来看，大多集中于14至16世纪；若以留存形式来看上，则多以圣徒事迹录或是欧洲文明史的短篇章节进行记录，并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阐释架构，以瘟疫为历史文本切入的研究是有待继续开拓的。在实际行动上，自20世纪以来，全球化格局日益加剧，耶稣会参与的疫病救治是其修会社会服务事业的重要环节。耶稣会成立专门的志愿服务部（Jesuit Volunteer Corps）以及与之相连的耶稣会国际志愿者组织（Jesuit Volunteers International），都是积极参与全球性的治疫防疫事业。还有最终形成于1980年代的耶稣会难民服务体系（Jesuit Refugee Service）为战乱等重大变故中形成的难民群体提供救济服务（尤以卫生防疫为重）密切相关。这些部门的建立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整体的耶稣会在疫病防治救援工作中正逐渐形成全新的认识，并以之为使命，展开务实的布防与救治工作。

耶稣会难民服务体系的雏形，正是脱胎于法国耶稣会士饶家驹（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1946）于抗战时期在上海老城厢创设的“南市难民安全区”（也被称为“饶家驹区”，下简称为“南市安全区”）。

整个“南市安全区”共分为9个分区，每个分区下设有专司卫生防疫与医务组。据上海城市史学者苏智良考证，经过饶家驹的筹措，“南市安全区”下设有三座难民医院，还有专门的残老医院、产妇医院和儿童医院。在初建时期，“安全区”内麻疹曾在一定范围内传染，各个分区的负责人尽全力维持公共卫生的标准，因为他们意识到，在这个相对集中的地区，一旦有传染病发生，那将加剧为极恐怖的灾难，也枉费了设立“南市安全区”的初衷。饶家驹竭尽全力，协调各方力量，世界红十字会承担医疗健康任务，儿童福利协会负责儿童防疫与安全。由于耶稣会之下不设女修会，一般涉及妇女的工作都会委托给相关的修女会，因此“南市安全区”中的妇女医疗工作则有方济各会修女负责，修女们还积极参与其他医疗卫生服务，但是每当入夜，她们则必须离开“安全区”返回修院，因此午夜值班时间都交给她们训练过的中国医务人员坚守。医院还负责医疗物资的合理分配，“安全区”定期为所有免费分发鳕鱼肝油，以提高免疫力，应对可能发生的疾病。经过这一系列措施高效有序地运转,即使作为战时孤岛社区的“南市安全区”不曾出现过大规模的瘟疫爆发。饶家驹提前预判了人群聚集可能引发瘟疫的潜在危险，并提前进行了有效的预防措施。之后“南市安全区”所奉行的“饶家驹模式”在南京、汉口、广州多地推广，甚至在二战后期的法国和德国都得到仿效，更通过《日内瓦第四公约》成为国际典范。这一模式中，卫生防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此形成的耶稣会难民救助服务中，防疫卫生工作依然是重中之重。

当今，耶稣会难民救助体系的服务覆盖了4500余万人，范围遍及亚洲、欧洲、拉美、北美以及非洲。其中耶稣会在非洲的难民救助服务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便是对艾滋病的防疫工作。

当下，对于艾滋病这个重大疫病的防治成为人类生命安全的首患，也是天主教会一项全新、重要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内容。在对艾滋病尚且不够了解的年代中（哪怕是今时今日）许多教牧机构依旧不愿去将这项服务纳入使命的范畴中。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确诊后的前三十年中，罗马教廷对之的反应也总是回避的。因为在天主教学者看来，艾滋病的成因被认为是不被教会礼仪所认可的，因此去为艾滋病患者宣教和服务，未必是一项值得付出心力的事业。随着对艾滋病深入了解后，教会也不再对之全然排斥，面对这样的人群，耶稣会士在教牧的征途上走在了最前面。他们来到艾滋病蔓延趋势最为严重的非洲地区，在那里耶稣会士以卓绝的勇气和热诚来帮助人民进行宗教生活。耶稣会高效有序的组织架构在应对艾滋蔓延的紧急事件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为艾滋患者提供直接的医疗救治服务，或是协助他们获得医疗资源，他们教育年轻人，希望防患于未燃。这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帮助非洲遭遇艾滋病困扰的群体重获作为人的尊严以及对生活的热情。

耶稣会是一支世界性的传教修会，在面对疫病危局时，承担着恐惧疏导者、病患护理者、历史记录者以及医疗提供者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线索中的耶稣会所承载的这份使命，从早期现代化时代到进入近代语境逐渐厚重起来，从宫廷服务到平民救助，再到难民救济，时代的变迁为他们的使命添上深刻性。瘟疫时刻中耶稣会士的多重角色，是作为个体的崇高品格的体现，更是作为团体的荣光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