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面前，不要说“加油”

2011年3月11日，人类史上第四大强震袭击日本，引发巨大海啸和福岛核泄漏。海啸摧毁家园后，幸存者迅速行动和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他们完全是凭本能这么做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符合道德要求的事情。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还因为对官方援助不抱期望。如果西方国家发生类似灾难，受灾民众会迅速而敏锐地想要知道：政府在哪里？而在2011年的日本，这是一个极少被提到的问题。

当时，对政府期望如此低有一定好处，有助于受灾民众走出困境，刺激其自力更生。可是低期望值会损害民主制度。这一点或许不完全对，毕竟日本的确有很多人兢兢业业地投身于民主建设。但是，在谈及议会政治时，人们的反应则经常是冷漠和厌恶，而且最重要的是令人倍感无力的顺从。人们似乎都在说：我们的领导人很糟糕，可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日本的政治本身就像一场自然灾害，而日本人就是无助的受害者，它就是超出普通人影响力的普遍不幸，人只能无助地接受和容忍。

世界上1/10的活火山位于日本——事实上日本整个群岛就由大量从海底隆起的火山组成。每年夏末，台风在太平洋西北部肆虐，日本漫长的沿岸地区无一幸免。台风带来的雨水沉积使陡峭山坡上的泥土松动，随山体滑坡滚滚而下的泥土搅浑大江大河。从地质学角度来看，日本的情况简直骇人听闻，它位于两个——不是一个——“三联点”上。所谓三联点，是指地球上三个构造板块相互碰撞和摩擦的交接点。火山、台风、洪水、山体滑坡、地震和海啸应接不暇：这是一个充满自然暴力元素的国家。残酷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品质常常体现在国民特质上，如俄罗斯人笃信黑暗宿命论，美国西部拓荒者坚韧不拔。日本人则崇尚忍耐（nintai）或坚忍（gaman），表现为不同形式的耐力、耐心或毅力。报道这场灾难的外国记者都喜欢用“斯多葛主义”来形容幸存者，但是日式的坚忍并不是一种哲学概念。传统释义无法体现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被动和自我克制，坚忍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集体缺乏自尊没有什么区别。在那场灾难过后的最初几天里，坚忍就是将混乱不堪的难民团结在一起的那股力量，但也正是这种力量阉割了政治，让日本人觉得个人权力无用，对国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担个人责任。

在那场将安倍晋三推向政治权力巅峰的选举进行时，我恰好在大川灾区。我遇到的人对选举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甚至没意识到正在进行选举，好像这是发生在不同次元的事情，那个次元与普通人活动的次元平行，但不可见。

在街头演讲的安倍

街边贴满了海报，海报上满是竞争党派的口号和候选人的照片。安装着扬声器的面包车在一个个村庄间穿行，大声播放着候选人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想到及川先生和政府办公室的那些人，他们带着差不多一样的设备驾车驶过相同的路，把海啸即将到来的消息传递出去，而且几乎一样被无视。

“我并不是说他们应该抗议，坚忍或忍耐——这些品质显然在灾后即刻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东北地区文化研究专家赤坂宪雄表示，“但是人们的需求、抱怨和不满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应该大声说出来——反对国家政府，反对核电站运营商。可是他们没有控诉，他们依靠耐力和耐心把这些事埋在心里。而这不是什么好现象。”

我有时十分好奇，为什么日本人无法得出一个最简单不过的结论：你愿意忍受一定程度的抱怨、争论和混乱，也要向权威发起冲击，同时承担起选举的连带责任吗？哪怕在这一过程中，你需要忍受一些人趁火打劫和牟取暴利，但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中又不乏普通人的抗争意愿。

当时，到处都可以听到另一组口号，使用了一个不同的日语单词。加油（Ganbarō）是一个鼓励人们克服困难和挑战的劝勉之词：最直接的翻译是“不屈不挠”“坚持不懈”或“竭尽所能”。当孩子面临考试或运动员参加比赛时，你会对他说加油。在车站和公共建筑上常常可以看到印有“东北加油！”的横幅。它们是号召人团结一致的宣言，往往来自本人未受海啸影响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但作为一种表达同情的方式，它显得有些奇怪，更不用说用来表达哀悼之情。

“东北加油”

让刚刚失去家园和亲人的人像马拉松运动员那样坚持到底，真的是一种安慰吗？在我看来，加油这个词背后的意思是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而这削弱了对那些蒙受苦难的人所表达的同情。

隆洋在这场海啸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说：“人类制造的一切最终都将被自然摧毁。高山与河流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们将继续存在。而人类的一切都会消逝。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给予大自然的尊重。”

后来，隆洋收到来自日本各地团体的演讲邀请，他们都希望了解发生在大川的悲剧。他出于责任感接受了这些邀请，认为自己可能会遇到察觉出这次灾难中有人为因素的人，以及渴望了解要如何避免成为类似灾难受害者的人。“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说，“他们的意识水平竟然那么低。”隆洋的听众对发生的一切表示同情和礼貌性的恐惧，可好像是在通过望远镜反向回看整件事，仿佛那是一件远离自己生活的令人好奇的小事。“在他们看来，那是别人的问题，”他继续说，“他们没有意识到将来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不认为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许，对于核能的利用，他们也有相同看法。这些年来，所有人都在淡化危险，结果就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可怕局面。大川小学发生的事情也一样，老师对一切都轻描淡写，没有认真对待。”

隆洋40多岁，是个硬朗健康的男人。他说话时很平静，从语调中听不出任何强烈的情绪。可是，当他继续说话时，我看到他的手在颤抖。“现在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他们不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就没法指望他们改变想法或行为。这也是我们要追寻悲剧为何发生的真正原因。如果他们关心这场灾难，却拒绝深入思考，同样的悲剧还会发生。但这就是日本的运转方式，国家政府也无法改变什么。”

无论是在这次谈话，还是在大川进行的其他许多次谈话中，我都不太清楚“他们”究竟是谁。我正要问，隆洋又继续说：“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对此感到羞愧。我觉得这实在有点难堪，但我不得不说出来，哪怕我为此感到羞愧，说出这个故事，也许我们就能改变目前的情况。”

隆洋一家是受害者，但感到羞耻的也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代表所有人。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个问题。“

（本文选自《巨浪下的小学》，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著，尹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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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追踪调查3·11地震：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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