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疫当前的书画家，不仅仅是以“艺”战疫

面对当下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书画家该何去何从？本文作者列举了当前“以‘艺’战役”为主题的书画微信展过多的具体案例，从书画家如何介入社会公共活动和书画家自身两个方面作了反思。

2020年春，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时间牵动了全世界的目光。疫情蔓延，让所有国人揪心，总想做点什么，这是人性之中“善”的本能。每逢大灾大疫，中国人总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需要指出，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尽心尽力就行，一个乞丐捐出一元钱和一个亿万富翁捐出一百万，都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书画家们自然也有一份责任，面对大疫，该何去何从？本文所探讨的，并不是教谁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侧重的是一种反思。最近一段时间，“以‘艺’战役”为主题的书画微信展特别多，进而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呐喊助阵，何错之有？”一种认为，“消费国难，恶意炒作”。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但凡分析问题之前，应该避免非此即彼的观点，因为书画家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既然是群体，必然存在多种想法、多种做法，不可能整齐划一。

说正题之前，先说说书画家印人和医生之间，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不解之缘。历史中既是医生又是书画家的人有很多，代表性如明代的王肯堂，清代的傅山，直至当代的陆维钊等等，医者仁心，悬壶济世，书画家们强调提升全面的修养，二者皆“以德为先”。再者，篆刻家手中有刻刀，医生有手术刀，不管是何种刀，必须要有一种神圣感和责任感，一个是对艺术的真诚，一个是对生命的热爱。书法中有一句常见的俗语，“唯俗不可医”，用的就是这个“医”字，书法存在不足，谓之“病笔”，钉头、鹤膝、输尾、蜂腰，诸如此类。凡此种种，说明书画家与医生之间，天然有一种亲近感。当众多的医务工作者投入到抗疫第一线，经历生与死的考验，但凡有一些血性和良知的书画家，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想去表达一些什么，尽力去做一些什么。我相信出发点是好的，这也是“何错之有”诘问的来源。

发乎真诚是毋庸置疑的，值得肯定，但不能认为，只要出发点好就行了，好心也会办成“坏事”。虽然目前需要精神鼓励，但单纯的精神鼓励，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并不是一谈金钱就会被认为没有道德这么简单。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治病救人。治病救人，包括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都需要投入各种物资。正当此际，一件件书画作品电子图片，确实比不上一个口罩、一件防护服发挥的作用更大，要是在平时，气定神闲、茶余饭后，书画作品的精神价值当然值得肯定。这说明什么问题？时机很重要。

毋庸讳言，目前的书画微信展已经存在过多过滥的问题。如果没有各自的主题，相互重复，众声喧哗，就分散了注意力和关注度，起不到鼓与呼的作用。一哄而上，铺天盖地，多了之后，就难免给人一种空喊口号的感觉。其中也有一些措辞不当的作品，比如一位名家所书，最后有“惟愿天佑中华，因祸得福……”字样，此处“因祸得福”显然不妥。“祸”已经是明白的事实，不存在“因祸得福”，难道要盼望灾祸降临？

还有一副对联，款字内容别扭，想用文言文，但没有功力驾驭，所以出了洋相：“上至国家领导，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关注”，用“贩夫走卒”来称呼人民群众和医务工作者，合适吗？也有一些随而便之的作品，内容与抗疫救灾没有一点关系，“夜半颓然坐，闲虫不出声。东风似无意，空有月初横。”看不到一点恻隐之心，还有一些应付的作品，内容都是写烂了的诸如“大爱无疆”、“众志成城”等，不值一提。这当然会招致一些反感。有些画家的作品，曾在复制的嫌疑，不计其数的人同时对着一张照片模拟，甚至还有极个别画家要上前线送画给医生，诚挚之心可鉴，但需要考虑到现实情景。从内心来说，相信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出于爱心，都是真诚的，但表达方式不对，也会招致相反的效果。历史中的书画经典之作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经典必定是一种“合作”，换一种说法，艺术水准发挥与个人真诚度和投入度一定是成正比的，只要是假装的，一定会看出端倪。面对大疫，关键是不能有“私心”。 有私心当然会被责难，还有一种不是私心但极易被误认为私心的言行，这样的言行多了，就是导致不是炒作的炒作出现，甚至批评的炒作也成为一种炒作。不管如何，结果都会被认为是“消费国难”，蹭热度则在所难免。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对于知善恶、去私欲，有着非常深的一种理解。王阳明认为，心即理，没有私心，就是合于理，不合于理，就是存有私心。诚是心的本体，恢复心的本体就是思诚的功夫，为人处事之时，始终保留一份初心，就好比俗话所说——“心底无私天地宽”。

这些当然不是书画家的过错和责任。为什么好心会办“坏事”，事与愿违？因为是否为良性效果，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首先，书画这种形式，在大疫大灾出现时，宣传效果远不如新闻、视频和微信爆料等更让人关注，有更直接的传达效果。

其次，在习惯性的观念中，书画家办展，多半是带有一种喜庆成分——除了特殊指定的主题而外，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展览，在所难免。突然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微信展，加剧了某种喜剧效果。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中，喜剧的来源首先是出于低级的“模仿”。也许第一个办“抗疫”展的，会有正面的宣传效果，然而，不计其数的微信展竞相登场，便有了炒作的意味，况且也不能完全排除个别有炒作居心的人，企图“刷存在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次疫情具有一定传染性，不便公开集中展示，加上微信的便利和成本低廉，故而展览不绝如缕。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传染性因素，没有这么多自媒体，而是另外一种灾害，人员可以公开集中，难道书画家都能去办展？显然不合时宜。

再次，精神鼓励当然重要，可以体现某种豪情和决心，但物质援助同样重要。两者皆不可缺，后者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因为时间不等人，时间就是生命。

有鉴于此，微信展这种形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度”。所谓的“度”，就是在合适的位置上找到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形式做合适的事。不能不说，目前普天盖地的微信书画展，已经过多地占用了的信息资源，无助于对疫情的发布和关注。

一个是时机。如前所述，主要是治病救人，需要物资。

一个是形式。对于书画家来说，最便捷的形式就是书画义卖，捐助款物。

值得称赞的是，有一些个人，美术馆和地方书协，已经在捐款捐物。各级书协应该组织发动，保证有序地进行。通过义卖作品来筹款，通过正当途径来实施。名家应该带好头。记得去年底，有人针对“巨额奖金”大放厥词，认为五十万的奖金和明星出场费相比并不算多。这句话如果放到现在，就很明确了，权利和义务、责任应该是对称的，如果能在捐款时也以此为标准，则更让人口服心服。这并不是强求，而是说到公众人物之时偶然想到，最主要的是，每个人只要尽心尽责即可。

通过书画家面对此次疫情的做法，本质上反映出一个问题——如何有效地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既然是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必须介入，长期以来书画家给人的印象就是，平时经常办展，自娱自乐，春节时突击写点春联，和大众互动，如此而已，留给社会的主要印象，更多像是大玩家，羡风雅、爱谈润格。书画家真正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可以有效塑造彼此的精神世界，改变一些看法上的误区。二是如何介入，既然是介入，肯定是双方的，就存在接受方式的问题。如果不能充分考虑这一点，很可能变成一厢情愿，不合时宜，不是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或者说常见的方式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合理的。

近代以来，书画家就有赈灾义卖的优良传统。每当灾难来临，书画家通过半办展义卖来筹款，这一点以“海派”最为典型。历史地看，海派书画是在一种社会转型、政治变革、都市发展和经济开放的综合因素下发展起来的。这其中，经济结构的市场化运作、商品化推介起到了重要的杠杆作用。海派书画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对于现实的关注和对于民生的关爱，乃至对于灾难的关切，已经从群体意识上升到一种群体实际行动，并从一时一事的参与到日常规范的长期投入，从而组织筹建了专门的协会，使之纳入常规的运作机制，并在策划和实施上使之契约化，在操作推行中实行制度化，这是一种带有现代理念的社会性进步和历史性提升。毫无疑问，这是书画家的责任，也是一种情怀。既适合名家，也适合普通书画家，尤其是后者。

需要指出的是，在书法创作当中，自近代以来，因为公开发行的报刊媒介存在，出现了“题词书法”的类型。社会知名人物乃至领袖人物，每当有重要的社会事件发生，他们的题词在报刊上刊登出来，会起到鼓舞和激励人心的巨大作用，表达对事件的关注，普通书法家的作品数量再多，也无法具备相应的社会效应。

窃以为，一般书画家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筹款起到补充物资的作用，其次是一定的精神鼓励作用，社会公众人物更多地是精神鼓励作用，其次才是捐款捐物的作用。综合来看，就是前文所强调的“度”—— 就是在合适的位置上找到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形式做合适的事。

除了深入思考如何介入社会公共活动，对于书画家本人来说，也可以有一些反思。往大处说，书画家要有一种家国情怀，最典型就是傅山，不能只在书斋里，所以他的书画都是大格局、大气象，虽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应该成为一种志向、一个目标，“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往小处说，就是注重“书如其人”，提升个人的全面修养，也就是顾炎武对联的下半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为避免疫情的传染性，要求尽量“宅”家。

书画家不妨利用这难得的“长假”来修身养性，在家安心多读些书，锤炼自己的笔墨功夫，都说平时应酬太多太忙，没有时间读书，没有时间整理资料，这个难得的“假期”，可以着手实施，既能相应国家号召，又可以充实自己，何乐而不为？想想那些坚持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再想想那些必须坚守各自岗位的企业职工，书画家更应该珍惜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条件。其实说到书画家，乃是一个总称，除了少数专职书画家之外，大多数书画家身处社会中的各行各业，他们也许将要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以各种形式和疫情展开斗争。在此，要表达由衷的敬意。

大疫当前，书画家不仅要有大艺，更要有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