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抗疫战中，怎么看“智慧城市”的不足

一则寻人布告。

上图这样的布告，在这次新冠防疫战中经常见到。不少城市没有做到在第一时间让市民检索疫情空间分布。武汉封城后的疫情动态以及个体救援方面，也没看到新技术手段的应用。这让习惯了扫码刷脸、地址打卡、远程工作……的人们，多少有点意外。

毕竟，中国高度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2014年，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等八部委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聚集和辐射带动作用大幅增强，综合竞争优势明显提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那么，在这场防疫战里，“智慧城市”是不是失灵了？

基于微信群内讨论，这里以问答形式展开，供大家参考。

2月初，上海淮海路上的红绿灯装置，显示出乱穿马路的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1、现在高铁、机场都人脸识别了，乱穿马路的人的信息都能在大街上被秒公布，那为什么这次防疫战里还只是用传统方式寻找特定乘客呢？

答：首先是存在显著的场景差异。日常管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两种场景差异很大。高铁、机场、路口，这类日常管理的场景，普适性强，频次高，检验结果更容易。在高商业价值的推动下，解决方案迭代很快。而突发事件频次低、不易开展检验成效对比，一般集中在基础保障方面，以及部分成果缺少实战检验而迭代慢，较少投入使用。相信本次事件会对相关应用的发展有极大推动。

其次，部分原因来自“错觉”。人脸识别代表的人工智能等新概念，更容易被关注到；而面向政府（俗称toG）、政府咨询服务机构的应用，尽管已在诸多环节中得到使用，但市民日常接触的机会少。例如，在本次防疫开始后，上海的移动运营商就测算外省市的流动人数等大体情况报送政府，浙江等地新闻也提到用手机寻找感染者（目前应该是小范围使用）。从大数据行业看，多地已有不少基础，正在针对这个事件，积极推出优化解决方案。

另外，我们也不要对新技术抱有过高期待。在复杂的城市工作中，传统人工方法一直不可或缺。人的机动性、灵活性，以及过程中持续发现问题和优化方案的能力，是不可替代的。常用的网格化管理等手段，其日常运维就是依靠信息平台（后台支撑）+传统人工（前端收集信息）的人机合作来完成。

2、现在手机里很多app以及地图软件等，都能追踪人的行动轨迹。难道不能利用它们，实时反映特定人的行动轨迹吗？

答：的确，用手机定位追踪感染者，防止疫情蔓延，也是很多人首先想到的。

这里，首先需要对基于移动手机电话的定位技术有所了解。目前共有三种定位技术：

 一是基站定位。即通过运营商部署的基站，进行手机定位（手机英文为cellphone，因为每个基站的服务范围近似为蜜蜂的蜂巢cell），定位平均精度在城市化地区一般200-500米（5G在50米左右），其优点是技术非常成熟可行、数据标准化程度和连续性好（只要手机开机就有位置记录）、有注册人身份信息，不足是定位精度偏低。

二是基于手机自带的GPS辅助定位。精度在20米左右（所以叫车软件可准确定位打车位置），其优点是定位精度高，缺点则是需要安装APP并授权持续处于激活状态（会增加耗电），存在推广难度和数据隐私问题。

三是基于运营商三角定位，或WIFI、蓝牙等辅助技术定位。定位精度可到10米内。但这类方法在当前基础设施背景下难以突破，不具有普适性，应用多限于研究。

传染源确诊后，对可能导致旁人传染的空间的迅速确认，是采取防控措施的核心基础信息。当前一般做法，是询问感染者过去的活动场所，然后快速反馈给当地，进行人工排查。这种回溯方法，存在几个显著弱点：一是仅凭患者回忆，无法避免偏差和遗漏；二是确认感染者后的新增布控区域划定工作量大、及时性差，尤其是一天内多位不同患者确诊后，信息在时空上的快速叠加和决策存在问题，更不要说研判特殊的异常情况（如确诊者之间的关联）；三是基于新增的确诊案例和前期积累，难以动态快速评估和更新城市各类重点防控场所的风险级别，以利于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

现在的定位技术存在局限，但理论上仍能发挥积极作用。当前各大移动通讯公司都已通过手机自带信令，对手机使用人进行空间定位，且保存7天至1个月的连续移动位置信息，为这方面的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应用得当，可以极大提升感染路线图和接触者信息链的测算精度和效能。

3、以上想法，以现在的技术条件，能实现吗？还是说，跟防疫药物一样，从实验室研发成功到批量生产还有一段距离？

答：用药物研发类比的确很形象。越是精准，需要的代价和周期越长。北京、上海这样数千万人的超大城市，城市停摆的代价太大。通过新技术实现快速回溯、评估和预警，让有限公共防控资源更高效和合理分配，具有很强的急迫性。

从我们过去与运营商、BAT数据方面的合作经验看，技术路径成熟可行。当前情况下，使用成熟的手机信令基站定位，实现快速自动化评估城市空间传染风险和防控，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加人工问询方法补充，完成快速迭代，都是能实现的。

将来如果条件允许（本次最佳时间已过去），建议预留使用前述第二种手机自带的GPS辅助定位方法，定位精度在20米内。即在特殊紧急状态下，公共部门号召全市安装某款公共属性APP（如集中疫情等公共事件的咨询、信息），授权连续记录个人全时间、空间信息，关联航班、火车班次、酒店住宿等注册信息，明确好使用该信息的特殊相关条款。那么，在某人得到确诊后，高精度轨迹可以迅速生成，快速推送至社会，让人可以自查，并评估感染的风险。

4、要缩短这个距离，最大的瓶颈会是在哪里？

答：方案落地的首要条件是数据协同机制。要完成这个工作需要快速统筹三家移动运营商资源以及运营商总部与地方公司、卫生应急部门以快速联动患病者个人信息、和公安部门以解决好涉及隐私和安全问题。同时还需要跨界多行业有实施和研究能力的专家团队的快速反应（建议由数据、政策、城市、卫生等领域组成），分别处理相关技术、建模和决策问题。

从未来的城市应急系统应对来看，非常需要大力推动数据共享与开放机制。从国际经验看，治理模式创新的主体是政府，应用创新的主体则是研究机构和社会，两者需要互补，相互促进。

这里想强调，智慧城市很重要的发展趋势是：在技术维度的软硬件一体融合外，城市正在成为载体，政府及公共运营机构正在成为重要的运营方，公共运营机构掌握较多的数据资源，如何有效的分级分类的与专业机构共享拓展社会价值，需要政府治理模式上的创新推进。

从近年的国际经验看，开放的维度已不限于数据，也包括算法、代码、标准和思想等。例如，前不久微软收购的GitHub，是具有强大行业影响力的世界最大开源代码平台。当前世界社会和前沿演进的速度之快和综合性要求之高，使得全能性的团队或机构已不存在。非常需要以开放性的心态，快速连接合作，同时提供丰富的公共资源以应对。

5、如果每个人的动态信息都如此透明，会不会有数据伦理问题？

答：是的！这也正是令人喜忧参半的。2008年后，中国大数据、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这个良好局面背后，除了政府和社会的诸多努力，数据共享机制（产生推力）和隐私保护力度不足（产生拉力）也是重要因素。在这个背景下，2018年时，百度CEO李彦宏“中国人对数据隐私可以更开放”、“中国人愿用隐私交换便捷性，没那么敏感”等表述，引起海内外的很大反响和讨论。

 无可辩驳的是，中国亟需加强隐私保护。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是针对这个问题。BAT、运营商企业已多次开展内查。该法也已引起征信等行业的剧变。

6、我国很多城市都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这场防疫战面前，“智慧城市”失灵了吗？

答： “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源自于IBM在2008年提出的“智慧地球”的概念，通过使用ICT（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Technology）技术将城市的系统和服务打通、集成，以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以及改善市民生活质量（参考百度词条）。

同时，智慧城市的发展一直在迭代，也常伴随质疑声。比较多的质疑，集中在过去实际应用中智慧城市近乎成为信息化的代名词，较大偏向基础设施建设。质疑声音认为，其在问题解决方面的效用低于提供商所声称的预期。

对此，西方学者也提出新的方向，即从smart city到Urban intelligence，从注重设施的智慧城市到更加注重问题导向的城市智慧，也就是更加注重可感知的、针对问题解决的思维的落地。

举例说，“智慧公交”建设里，包括电子站牌、基于GPS定位的报时与速度监测等。而中国内地城市使用领先于香港地区、日本的信息技术手段来监测、播报，但公交服务里非常核心的准点运行却没有做到（香港地区、日本的公交时刻表只需要一张纸头）。

类似的，近年出现了诸多所谓“城市大脑”平台，以展示功能为主。从很多平台的宣传描述看，不具有研判、干预和控制管理的权限和功能。这其实不是“大脑”，应称作“脸面”。其发展不具可持续性，经费效用易受到质疑。

这里辨析若干容易混淆的概念，有助于解释应用层面。可将智慧城市应用分为信息化（狭义）、数字化、互联化、智能化四个维度：信息化（基底，像身体）一般为硬件设施为主，技术进步之下，迭代折旧和更新都很快，一般需要量力而行，并考虑扩展弹性；数字化（元素，像细胞）一般针对业务模式的提升；互联化（模式，像语言）强调内外资源的连接、协同和服务；智能化（管理，像大脑）则强调功能、服务、管理、决策等环节的自动化和合理化适应能力。

在疫情中，人们常有新技术手段不及预期之感。个人认为，除了前面提到的阶段性历史原因，也有突发事件发生频次很低导致准备不足的原因。同时，很多智慧应用主要针对设施类，如精细化的网格化管理，而在社会运行和软性服务方面偏弱。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传统的智慧城市运作模式较难开展，比如人机互动部分，因人员工作状态难以保障，很多常规管理需求会退居其次。

但也能看到，本次疫情发生后，很多机构的行动反应非常快。有新型智能检测设备出现（信息化层面），有信息播报、发布和联系应用快速出现（互联化层面），有社会团体将分散各处的信息归纳整理成标准化的数据发布（数字化层面），有研究者快速推出监测app、基于实际公布数据的风险研判和建模预测（智能化层面），都在快速推进，这些正是“urban intelligence”更强调的，基于具体场景解决问题。

结语 没有永恒的结论，只有永恒的追问

总体看，智慧城市是不可逆的趋势，有着非常广泛的内涵，更具建设性的推进是围绕具体场景的解决方案。本次防疫战，前期因前述各种原因，确实有准备不足。但马上可以看到，行业快速反应，迭代推出解决方案，后面的应用过程和成果，需要全社会多多支持、理解和监督。

回过头看，智慧城市常与“建设”搭配使用，说明目前多将其视为基础设施的角色（信息化层面）。但像城市的每一栋建筑，需要基于特定的用途、功能和使用人群，开展针对性的设计和服务，智慧城市的下一程，需要面向各个具体应用场景开展定制性持续深化。相信经历本次防疫战后，我国的“智慧城市”会提升未来应对公共事件的能力。

最后引用加缪《鼠疫》中的一段话，致敬那些正在为本次抗疫战而努力的同行：“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我不知道诚挚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相关信息

近年来，我国持续高度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早在2013年（《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前），住建部就启动了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目前已有数百个地级市开展数字城市建设。

2015年，国家标准委、中央网信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及应用实施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0年实现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实施和应用；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成为改善民生的新途径；2017年国家测绘局印发《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建设技术大纲》（2017版），明确了测绘地理信息部门的任务是开展智慧时空基础设施建设及应用，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时空基础。

2019年11月第九届(2019)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结果在京发布，深圳、杭州、上海、北京、广州获得智慧城市建设综合领先奖，成都、西安、厦门、武汉、合肥获得智慧城市建设创新示范奖。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Passcity，略有编辑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