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华尔街，回国创办“黑暗中对话”

撰文 ▏杨波

编辑 ▏肖泊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社会创新家（social_innovator）

瞬时陷入黑暗，你是否会感到恐惧？

一场持续75分钟的黑暗之旅，体验者只有一根盲杖、几名一样陷入黑暗的同伴，以及一位失明或弱视的“黑暗导赏员”。通过调动视觉以外的感官，体验者会发觉自己置身于日常生活中，经过公园、市场、咖啡厅……逐渐适应黑暗之后，体验者的恐惧被新奇感所取代，也许会发现，“黑暗”，或者说“短暂的黑暗”本身没有那么恐怖，它甚至可能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通向视障群体，也通向体验者的内心。

目前，在中国内地有超过13万人体验过“黑暗中对话体验馆”；在全球，这一数字超过1200万。

“对话社会企业”( Dialogue Social Enterprise ，简称DSE)1989年创立于德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社会对残障人群的包容，通过体验馆、工作坊的形式，“对话社会企业”在世界范围内170多座城市落户。

经过三次失败尝试，2011年底，在创始人蔡史印的推动下，“黑暗中对话”终于入驻中国内地，并获得德国“对话社会企业”在中国内地的唯一授权。

蔡史印相信，体验过“黑暗中对话”的人正起着更新社会观念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体验馆将逐渐消除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偏见与歧视，促进双方平等与共融，这个过程虽然极其缓慢但却影响深远。

八年过去了，通过“黑暗中对话”，蔡史印和她的团队正逐步改变残疾人联合会、各地方盲校等相关机构对于残疾人帮扶关爱的传统观念，传播“平等和共融”的理念。如今“黑暗中对话”正在推动上海市有效盲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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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失败

“黑暗中对话”入驻中国内地命运多舛。

2009年6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召开，参加论坛的各国领袖在大连体验了“黑暗中对话领导力工作坊”，其中的“黑暗导赏员”是第一位接受相关培训的中国视障人士。这是德国总部在中国内地所做的第一次尝试。工作坊虽然获得一致好评，却也面临着被山寨的问题。

工作坊面向企业高管与政府机构高层，旨在使参与者真实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潜力，从而更好地促进团队的沟通与合作。

从商业角度来看，工作坊有很大的盈利空间。正因如此，工作坊举办不久，在北京就出现了没有经过德国总部授权而设立的“黑暗中对话工作坊”。德国总部暂时搁置了入驻中国内地的打算。

同年，深圳某家NGO与“黑暗中对话（香港）”合作，在深圳开办为期一周的工作坊。活动结束后，因为项目经费问题产生矛盾，“黑暗中对话”第二次入驻中国内地的尝试也以不欢而散告终。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了体现残疾人的价值与尊严，首次设立残疾人综合馆——“生命阳光馆”，上海残疾人联合会希望在“生命阳光馆”中做一个“黑暗中对话”。其设想是让盲人在全黑的环境中踢足球，让健视的人戴上红外线眼镜观看。这一想法与“黑暗中对话”强调“对话”而非“黑暗”的理念显然不同，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合作。

三次尝试入驻失败后，“黑暗中对话”项目进入中国内地的热情有所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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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容忍不了不公平的事”

蔡史印第一份工作就在华尔街，并很快进入公司管理层，随后又去德国创业。2008年，蔡史印在奥地利结识了西藏盲童学校校长兼创始人萨布瑞亚·田贝肯(Sabriye Tenberken)，她创办了西藏第一所盲童学校，并且借鉴布莱叶盲文发明了盲藏文。这是蔡史印第一次接触视障群体，与想象中的不一样，“几乎大部分时间你不会意识到她是视障。”

与萨布瑞亚的相识颠覆了蔡史印的固有认知。2009年，蔡史印去西藏拜访萨布瑞亚的盲童学校，在盲童学校做义工，开始了解视障群体的真正需求。

“视障这个群体最大的问题根源在于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和歧视，以至于他们不会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

蔡史印（受访者供图）

蔡史印喜欢看武侠小说，她说自己爱憎分明，是很有侠义气概、很热血的人。父母和身边的人认为她透明、直接，“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比较容忍不了不公平的事情，我喜欢去寻求公平、平等和人权。”蔡史印说。

在西藏见到视障群体的生活状况后，如何消除社会对视障群体的歧视和偏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蔡史印。

2009年年底，在美国亚特兰大，蔡史印第一次接触到“黑暗中对话”，受到了极大震撼。在“黑暗中对话”中，蔡史印找到了对应的解决办法。

体验之后，蔡史印直接联系了“黑暗中对话”德国总部，希望能将“黑暗中对话”带到中国内地，因为有三次不愉快的尝试在前，德国总部婉言谢绝了蔡史印的提议。

2010年4月，蔡史印偶然看到“黑暗中对话”德国总部招聘“全球首席运营官”，近两年时间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无论是工作地点还是职位需求，蔡史印都十分匹配。

2010年，蔡史印加入到“黑暗中对话”德国总部担任全球首席运营官。加入公司一年后，蔡史印再次向创办人提出尝试在中国内地开设分馆的想法，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民政局向“黑暗中对话”德国总部发来合作邀请。

“任何海外的东西要引进中国（内地），需要做很多本土化的工作，需要一个真正理解它的理念、又能跟两方面进行沟通的人。”了解德国总部业务又熟知中国文化的蔡史印无疑是一个合适的推动者。

2011年3月，“黑暗中对话”正式入驻中国内地。蔡史印作为“黑暗中对话（中国）”的创始人以及加盟商对机构进行运营管理。

初期，蔡史印身兼两职，她要负责全球和中国内地两边的业务，随着中国内地项目的发展，业务越来越多，2011年底，蔡史印决定回国全职打理内地的业务。此时，蔡史印已经在国外生活了14年，对她而言，决定回国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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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黑暗”

认字比走路早的蔡史印是泡在父亲的书房里长大的，从小学开始，蔡史印就清楚地知道自己以后要上复旦大学，大学毕业后要去美国留学。她没有辜负自己儿时定下的目标，高中毕业，蔡史印被保送复旦大学，专业是国际企业管理，之后又在纽约州立大学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大学读书期间，她开始信仰基督教。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使她对于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

经营“黑暗中对话”八年时间里，蔡史印有过太多想放弃的时刻，“8年至少也想过100次放弃了吧！”而宗教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如果不是因为信仰，这个事情可能也就坚持不下来。”

“社会企业”在全球已有几十年历史，但是在2011年的内地，“社会企业”依旧是个很新的事物，这让创业之初的“黑暗中对话”面临诸多困境。

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批社会企业，“黑暗中对话”吃了不少“创新”带来的苦头。

入驻中国内地初期，由于不了解社会情况以及难以达到注册标准，“黑暗中对话”一开始注册的是民间非营利组织，这为“黑暗中对话”的后续发展带来诸多不便，分红受限就是其中之一。

体验馆建馆的前四年，把“社会企业”字样印上名片甚至也不被允许。

按照“黑暗中对话”的性质和商业模式，蔡史印本来将盈利分配比例设计为3：3：4——30%用于企业自我发展、30%进入视障教育基金、40%用来分红，但受困于“民非”身份，“黑暗中对话”名义上不能有任何商业经营性收入，蔡史印不得不将所有收入转到公司。直到2016年情况才有所好转。

2019年8月26日“黑暗中对话”德国总部汉堡代表团参观上海分馆（受访者供图）

除了公众对于社会企业的接受度不高，能否找到合适的团队是“黑暗中对话”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

培训成本、沟通管理成本高是“黑暗中对话”无法避免的困境。

作为一家社会企业，“黑暗中对话”自觉承担起培养视障者的责任。目前“黑暗中对话”视障者（以及听障者）的员工比例占总员工人数的70%（其中包括兼职）。

因为大多数视障员工缺少就业渠道和职场经历，“黑暗中对话”的团队培训成本、沟通管理成本要高于普通的商业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常常产生矛盾，成都分馆开馆2年就换了3任总经理，团队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015年是“黑暗中对话”的多事之秋。成都分馆员工集体辞职，整个团队的离开导致成都分馆闭馆2个月，蔡史印不得不重新招募人员，整顿体验馆。同样是2015年，深圳分馆的销售和视障团队在没有德国总部授权的情况下，另起炉灶拷贝了一家“黑暗中对话工作坊”。

同一年，两家体验馆都因为团队管理问题而出现巨大危机，因此在建设分馆的道路上，蔡史印走得十分缓慢。

“黑暗中对话工作坊”是针对企业高管、政府人员而设计的体验式培训，从商业角度看，工作坊的收入远远高于体验馆。事实上，“黑暗中对话”刚刚入驻内地时并没有迅速开馆，而是先以工作坊的形式试水。

蔡史印说，如果单纯从商业角度考虑，完全没有开体验馆的必要。体验馆初期建馆的大部分资金要靠工作坊的收入支撑。目前，体验馆三家分馆能够做到少量盈利，但是想要收回投资仍需至少5年的时间。

但是从社会影响力角度而言，体验馆能够影响到的人远远多于工作坊。“工作坊当然我能影响一些社会高层的人，但还是少。体验馆一年最多可以容纳30万人，这个社会影响力就特别大了。”

因为建体验馆要投入大量资金，遇到淡季，体验馆资金难以周转，发工资成了蔡史印最头疼的事。2017年连续三个月因为账上没钱，蔡史印只能向家里借钱发工资。

“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现在已经是非常好的境遇了，至少不用愁每个月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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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发光的金子

很多时候，“黑暗中对话”体验馆收门票的行为会被质疑其公益性，而相比于体验馆，“黑暗跑团”的公益性则更容易被人接受。“陪盲人跑步”是大众对黑暗跑团的第一印象，但这却是对黑暗跑团理念的一种误解。

大部分人在最开始加入黑暗跑团时，会抱着陪盲人跑步、献爱心的心态。但是真正参加活动之后，参与者会突然发现帮助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

“黑暗跑团”团队（受访者供图）

黑暗跑团中有一位全盲跑者，因为视力障碍，他无法看到路边的标志和跑表上的配速，也正因如此，他对于配速的掌控十分精准。以至于很多抱着“陪跑”心态而来的人，最后却请他来做自己的陪跑员。

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强者与弱者之间的角色相互转化，这样的理念可以推行到整个残障群体与社会。黑暗跑团为视障者和健视者创立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让公众能够有机会平等地与残障人士对话。

WABC小朋友画廊的代言人小龙，蔡史印亲切的称呼他龙哥。龙哥每个星期都会到黑暗跑团做陪跑员，带领盲人跑步。和龙哥的一次对话对蔡史印触动很大。

“我们上哪儿去报一个10公里，龙哥你去陪跑盲人，然后参加10公里。”

小龙听后一边大笑，一边慢悠悠的讲：“你让一个智力障碍去带一个视力障碍！”

小龙的身上总会被贴上“自闭症”的标签，即使他的画画得很好，画作前面依旧会加上“自闭症儿童创作”几个字。蔡史印不想借助自闭症标签的“便利”贩卖同情和爱心，她认为发掘每个人真正的价值，并创造市场价值，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也是我们想要特别推动的，因为我们不希望每一个人被标签化。”

“黑暗中对话”的盲文，五个字各少了一个点，但仍能轻易认出这个词。这正是“黑暗中对话”要表达的含义——

受黑暗跑团影响，2017年中国田径联合会发布一项正式允许视障群体参加所有马拉松比赛的通知。这项通知来之不易，“黑暗中对话”团队一直在背后推动这件事情。在此之前，视障群体参加马拉松都是偷偷报名，程序上本没有参赛资格。

“黑暗中对话”目前占据着蔡史印将近50%的时间。蔡史印兴趣广泛，她的微信签名是：耶稣门徒，古陶瓷学院，黑暗中对话，马拉松。她掌握四种语言，最近正在学习日语。经营“黑暗中对话”之余，蔡史印还经营着3、4家公司，同时在哈佛大学和加拿大维真神学院进修。

“我觉得我一直在渴慕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一直不停的去学习。”

今年开始，蔡史印慢慢地将精力放在父亲捐建的“宁波大学古陶瓷学院”和“家族艺术博物馆”上。

关于“黑暗中对话”，蔡史印希望能慢慢从日常运营工作中脱身，更多从资源对接和策略方面带领公司团队。

“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成长的，毕竟已经8年了。”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