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滩里的外乡人，承包百亩滩地“淘金”，曾因水淹连赔两年

我叫刘永，今年40岁，家住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农村。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因常年跟黄土地打交道，习惯了春播秋种，加上没有其他谋生的技能，渴望致富、渴望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我，于6年前不远千里来到山西永济的黄河滩，承包了一百多亩滩地种庄稼。自此，我成了上千名在黄河滩里“淘金”的外乡人之一。图为我站在收割后的高粱地里监督临时雇工捡拾高粱。

老家淮阳是粮棉基地，但因人口多，人均土地只有一亩多一点。这些土地填饱肚子没有问题，但要想让日子过得更好，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那就需要另寻门路了。2014年，同村的袁东文告诉我，山西黄河滩土地多，租金只要四五百块钱一亩，而我们老家则是七八百。听了他的介绍，耐不住诱惑的我与妻子协商同意后，独自一人就跟着袁东文来到了永济。图为永济黄河滩广袤的土地。

袁东文比我大两岁，在永济黄河滩包地种庄稼已经有10多年。前几年，他每年能往家里拿回七八万块钱，这对种地人来说已经算挣了大钱，加上他对滩里的情况和人都比较熟，我觉得跟着他会省去不少的麻烦事。所以，到了永济后，我就听从东文的话，直接包了100亩地，因为他说现在种地必须靠规模，没有规模你挣不到钱。图为下工后，无事做的我在逗猫，袁东文在边上用手机和他媳妇聊天。

永济黄河滩有稳定的滩涂地29万多亩，以沙地为主，很多来自山东、安徽、河南、陕西等省份的人来这里包地种芦笋、山药、地黄、花生、莲藕等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相对挣钱多，但因不懂这些经济作物的管理，我一直种自己最熟悉的粮食作物。秋收后种小麦，夏收后中大豆和高粱，6年来一直如此。图为大豆成熟后，我雇来的当地收割机在豆田忙碌。

滩地价格因所处位置和种植的作物不同而有一定差异，伤地的作物如芦笋、山药，地价会贵一些，离河床近容易被淹的地块则会便宜。我承包的100亩地分为好几个地块，相距都不远，承包价最初在一亩300多元，现在已经涨到了500元一亩了。图为我将收割机遗漏在地里的黄豆捡拾起来。每年5万元的土地成本压力，让我们这些包地的人特别珍惜自己的成果，不敢有过多的浪费。

要在滩地种庄稼盈利挣钱，勤快能干不偷懒虽是关键，也要有运气，因为沙土地特别吸水，易干旱，不下雨就需频繁浇水。如果遇到了风调雨顺的年份，就能省去不少浇地费用，还能有个好收成。同时为便于管理土地和庄稼，又不让各种投入打水漂，除了冬小麦在所有地块种植之外，针对秋庄稼，我没有把鸡蛋放同一个篮子里，而是分别种植了黄豆和高粱。图为我在高粱地里捡拾遗漏的高粱穗。

另外，每到夏季，黄河会经常涨水，一旦水大时，就会淹掉一部分我承包的土地。为应对这种难于预料的水淹问题，我在比较凹的地里种耐涝的高粱，在不易进水的地里种大豆，以避免出现大的损失。即便如此，在我种地的这几年内，有两年就遇到了大水，淹掉了一半的庄稼，导致连续两年亏本。图为2018年10月26日，我种植的高粱地被水淹。

作为一名外乡人，来到永济黄河滩后，我一直和袁东文搭伙，住在滩里原承包者留下的房子里。2016年，52岁的张金书也来这里包地，因为都是淮阳县的人，他来了以后，也和我们住到了一起。我们住的房子很简陋，但好在有五六个房间，我们除了每人一间外，还有专门的厨房和存放种子、肥料及农用机械的地方。图为我和张金书（中）、袁东文在所居住房子前的合影。

我们三人既搭伙吃饭，在管理庄稼时也相互帮忙和照应，共同侍弄着三人承包的共200多亩土地，春种夏收，很少出现忙不过来的时候。为了方便生活，我们还在房子边上开辟了一个小菜园，种上一些从老家带来的菜籽，这样就能吃上家乡的蔬菜了。图为收完黄豆后，我们在小菜园种菜。

虽然我们相处得很好，房子也在我承包土地的中间，对于管理庄稼很方便，但距离村庄特别远，去一次最近的乡镇，骑摩托车要半个小时左右，平时也很少有人到滩里来，农闲时会显得特别寂寞。为了排遣远离家人的寂寞，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但3个人都不好喝白酒，所以啤酒成了我们无事时消遣的对象。图为墙角堆放的空啤酒瓶。这些瓶子是我们一星期的“战果”。

永济黄河滩“淘金”的外乡人比较多，而且每个人包的土地基本都在百亩以上，加上人手少，当地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闲散劳动力市场。每到耕种、浇水、除草、收割的时候，种植户能非常方便地请到熟练的雇工和农用机械帮忙。这种优势为种植户解决了人工的大难题，也是我们敢一个人在外包地的重要原因。图为高粱成熟时，我们雇佣来收高粱的临时雇工。

当地的农村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都是中老年人，我们的雇工就以这个群体为主。中老年人经验丰富，但工费相对较低，这几年来，雇工的费用基本稳定在50-80元之间，农忙时为80元一天，农闲时50元，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可以负担的。图为一名老年大妈在帮我捡高粱。

雇人到黄河滩干活有一个规矩，一天至少要管一顿饭。这是因为黄河滩太远了，往返一次不容易，在地里吃饭能够节省时间。每到农忙时节，我们三个人在地里和雇工一起忙碌，快到饭点时，就会安排一个人到居住的房子里做饭，饭好后再招呼大家一起吃。饭很简单，一般是两三个菜，外加馒头和稀饭。图为袁东文在厨房给雇工做饭。

虽然有雇工可帮忙，虽然在雇工眼里我们是包地的老板，但在土里“淘金”本就是个辛苦活，我们既要全程参与，还要考虑收成后的销售问题。图为2018年，地里的麦子已经发芽，可收获后的大豆因价格低还堆在地里。就我个人而言，不提那两年被水淹赔了本，仅最近两年，农产品价格一直上不去，盈利已越来越少，一年能有六七万元的纯收入就很不错了。

袁东文跟我说，目前粮食价格不高，但好在这两三年都没有亏，还能拿着几万块钱回家过年，这已经是很好了，比村里外出打工的强，再说了，万一哪年的价格回升了，不就抓住了嘛。对他的说法，我挺赞同。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只要有地，有吃苦的劲，加上敢于坚持，应该会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图为秋庄稼收完，地里的麦子种上后，我们三人在夕阳的余晖下商量明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