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众生相：“一代不如一代”的衣冠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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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逐代退化的南下流亡政权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古代东亚大陆史上，江南地区常常成为中原王朝的政权流亡首选地。汉语圈的人们常常用“衣冠南渡”来描述这个历史现象。最早的“衣冠南渡”，指的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司马睿与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中原士族从洛阳南逃，在江东豪强的支持下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的事。晋代童谣称之为：“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把东晋的建立和司马睿的称帝归因为特异星象的神秘力量①。

但这些说法多不过是流亡政权的自我掩饰之谈。事实是，西晋腐化的中原士族在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竞争中完全失败（参见《华夏帝国的第一次衰亡》），“中原大乱，宗藩多绝”，王室大多绝后，司马家族只有五个诸侯王得以南渡，而这其中“化为龙”的琅琊王司马睿，也并没有童谣或者星象学大师们吹嘘的那样是个天选之子、高高在上。他的地位，是当时自中原南迁的众多北方世家（以著名的王、谢为代表）和江东本土的豪强力量共同扶持的结果。所以司马睿称帝之后，对于这两派名义上的臣子非常敬畏。对于江东世家顾荣，司马睿当面感慨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表达对接纳他们的吴越的感谢和惭愧；对于王氏家族，司马睿甚至想要在群臣朝会的时候拉着王氏的族长王导共登“御床”（这时的床，指的是一种日常坐具）。司马睿作诏书给王导，要用“惶恐言”、“顿首”、“敬白”、“敬问”一类的敬辞②。

从帝王文化爱好者看来，司马睿这个皇帝当得可真是憋屈极了。但是，相对而言，皇帝做得甚是憋屈的东晋，反而是衣冠南渡的古代中原王朝里较具有竞争力与生命力的一个。东晋名士虽然常常被人谴责为痴迷清谈、不问社稷，但事实上东晋一朝，都可以说与北伐相始终。东晋初年，祖逖（也就是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北伐，一度收复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东晋末年，刘裕北伐，灭后秦、南燕，一度收复长安、洛阳；这都是后来的南下政权没有达成的成就。北宋在靖康之耻中灭亡，赵构等人南渡长江，建立南宋。君主的地位相对司马氏要稳固得多，君臣之分也更为悬绝，但其北伐成绩却基本乏善可陈，正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南宋武臣中军事成就较为突出的岳飞，也并未曾达成东晋祖逖、刘裕的成就，而岳飞在民间流传的战绩，如朱仙镇大捷，据吕思勉、邓广铭等学者的考证，也存在不少文人夸饰的成分③，而岳飞本人最后也被南宋朝廷赐死了。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南明史，则是古代中原王朝衣冠南渡的最后一个例子，它也是其中生命力最为弱小的一个例子。东晋享国一共一百零三年（317年－420年），延续东晋而与北朝抗衡的南朝计一百六十九年（420年—589年）；南宋则是享国一百五十二年（1127年－1279年）后直接被蒙元纳入大一统版图；到了南明，按照1644年崇祯帝自尽、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号称帝开始算，到1683年清人攻取台湾，明宗室、监军朱术桂自尽，只在名义上维持了三十九年。其中自永历皇帝1662年被吴三桂绞杀于云南昆明后更有二十一年时间，明室已经被完全驱逐出东亚大陆，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在此之后南明已经不再存在。而按这个标准看，南明就只存续了短短的十八年，就被清帝国纳入自身版图之中了。

如上所述，东晋—南宋—南明，实际上构成了古代中原王朝衣冠南渡史中的退化链，但退化不会平白无故发生，总有若干机制在背后运作。我们今天就来简单梳理和探讨一下南明史，看看南明政权中若干有代表性的势力形象，探讨南明灭亡的原因，看看这个历史链条中退化的缘由又是什么。

甲申（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队攻克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尽，大明朝廷由此覆亡。但有明一代供养了数目惊人的皇族宗室，并没有出现西晋末年司马家只有“五马渡江”的惨况。北京陷落后，仅在淮安城西湖咀一地，最高级别的亲王，就有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以及周王、恒王逃难泊居。此外惠王、吉王、桂王、鲁王也先后纷纷南下。仅在清代编纂的南明史料《小腆纪传》中，得到列传的南明宗室就有四十九人。

朱明宗室的人口数目远迈先前的中原王朝，和明代建国以来制定的宗室政策有关。明太祖朱元璋被汉语圈许多历史爱好者们吹捧为爱护贫民、打击豪强的平等主义者，但朱元璋自己的子孙，似乎要比其他人更平等。按明代制度，“宗人都载入《玉牒》，生活费用，全由国家负担。宗人一降生即向朝廷请名，稍长（初十岁，后改十五岁）请封，接着请婚，发给房屋、冠服、婚姻等费，死了还给墓葬费。凡有封爵的人，皆食爵禄。即使犯了重罪，消去封爵，成为庶人，尚发给养赡口粮。”④宗室爵位分为八等，享有很高的爵位、官品和俸禄。亲王官服一品, 岁禄一万石；郡王官级二品, 岁禄二千石；在宗室中亲戚关系最为疏远、品位最低的奉国中尉八品，岁禄二百石。作为对比，明人何良俊估计粮食产量较高的松江地区农家夫妻两口人一年劳作的粮食收入，视土地肥瘠程度，是在七石到七八十石之间⑤。

在这种情况下，朱明宗室生一个小孩，就是增加一笔不劳而获的收入，张萱《西园闻见录》有这样的一段有趣的表述：“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于是宗室人人广收妾妇，人口自然不断激增。明人徐光启估计，明宗室人口数量每隔三十年翻一倍，王世贞则估计明宗室人口每隔十余年翻一倍，相比《明实录》记载的始终在五、六千万上下徘徊的明代人口数量，宗室人口增长速度显得特别迅猛⑥。据相关史料，到嘉靖三十二年，发放给宗室的禄米，就占到全明同期田赋收入的37.3%，在某些省份如山西，仅禄米一项的开销就足够使得地方入不敷出了⑦。

在南渡诸王及其派系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中首先获得胜利的是崇祯帝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1607年－1646年）。他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壬寅在南京即皇帝位，以次年为弘光元年，故又被称为弘光帝，也是南明的第一个皇帝。而在多数南明史料中，弘光帝的形象是典型的昏庸偷安，骄奢淫逸。时人张岱曾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又说弘光愚蠢如同刘阿斗，淫乱超过隋炀帝，宠信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沉湎酒色, 各种亡国之事，真能集于一身。⑧

这些评价和部分相关野史记录，或许不无夸大其词之嫌。但弘光的骄奢昏庸，在某些方面上是没有疑问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选淑女”。弘光即位不久（登基仅第二个月），当务之急不是巩固防务，居然是下诏充实后宫，访求民间美女，并且收选太监。关于这一点，有当时多名臣子的奏折为证。崇祯十七年八月初二日，

科臣陈子龙奏称：

有宫中派出的使者（按，当为阉宦）四出，搜查街巷。凡有女儿的家庭，用黄纸贴在她们的额头上，拉着带走，市井民间一片骚动。先前皇宫又收选宦官，我就担忧市井无赖意图自宫上位，昨天果然听说有父子同阉，想要进宫做太监的。

御史朱国昌奏称：

有北城士民呈告……在没有见到官府告示的情况下，忽然有带着棍棒的凶徒擅自闯入民众家中，不管女性年龄大小，一概抬去，说年长的“选侍宫闱”，年幼的“教习戏曲”，街坊邻居噤若寒蝉，不敢质疑。

在群臣上奏下，弘光帝下令禁止这类民间谣言，并要求凶徒们“不许借端诈骗”，但“选淑女”运动，事实上仍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八月二十六日，皇太后下旨“遴选中宫”；九月初九日，在已经选了一些“淑女”之后，弘光帝“命再选”。江南民间一片恐慌，产生了“拉郎配”的现象。

九月二十四日，工科李维樾进言：

最近市井鼎沸，民众往往不择婚配就把自己的女儿嫁出门，都说是王、田两家太监“强取民女, 以备宫闱”，（所以不得不如此）。方士营杨寡妇家，少女自刎，母亲投井，这也太不像话了。

然而，弘光帝的后宫养成计划并没有就此中止。十月初八，太监韩赞周刚刚上奏已经完成了计划，“淑女齐集”，十二日却又再“请选淑女于杭州”，显然是上承意旨。两日之后，弘光帝命明臣管绍宁“博访细选”“京城淑女”，又命宦官“分路速选淑女”。十七日，又命“挨门严访淑女”，“富室官家隐匿者，邻人连坐”。选的“淑女”不合心意，弘光帝就大大不开心，指责地方官漫不经心，且以丑恶充数，罪过不轻，责成抚按、道官在嘉兴府“加意遴选，务要端淑，如仍前玩忽，一并治罪”。

南明弘光一朝不过统治一年时间，而和“选淑女”相终始。直到弘光元年四月初九，还有选淑女进宫的记录——而到五月的时候，满人就要打过来了。⑨

有部分学者指称，关于弘光帝的种种史料记载，往往诬枉不实，有东林党抹黑政敌的嫌疑（当初东林党认为福王品德不足以服众，因此支持潞王上位，福王上位后则启用了阮大铖等部分阉党，并给阉党平反），但这忽略了一点：并不是所有关于弘光的负面史料记载都出于东林党之手。如前文所引的弘光帝“选淑女”史料，源于计六奇的《明季南略》，而计六奇本人就不是东林党人，计六奇在他的著作中，也对东林党多有批评。

其实，后世号称“为弘光帝翻案”的若干文字，其依据的史料，也只能证明“弘光帝并没有那么坏，都是权臣和太监害了他”而已。例如弘光官僚、大明忠臣李清《南渡录》对弘光帝的若干描述，是这些“翻案”文字的重要证据，但李清只是选择性辟谣，把那些最不可信的民间流言批判了一番，最终仍然不得不承认弘光帝有喜好物质玩乐的倾向（“饮酒宴乐有之”），能力贫弱，不能处理政务，被奸臣宦官欺骗利用（“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故内阉外壬相倚为奸, 皆归过于上”），而这并不能论证弘光帝就不是一个坏皇帝。

奸臣和宦官们狐假虎威，加深了专制帝王的罪恶，这是毋庸置疑的。按照明代宦官的常规操作（见《阉宦政治》），阉宦势力在民间如此积极地抢淑女，恐怕一大部分动机就是为了自己谋利（即前文所说的“借端诈骗”。如果不是为了这些利益，那些市井流氓何苦自我阉割挤进宫廷体制内，难道真是为了一片爱明之心吗？）而“选淑女”一事，要追溯起来，则起源于奸臣马士英为迎合弘光帝而上奏的“大计四款”。

这“大计四款”是什么“国家大计”呢？曰：第一，皇帝陛下您的母亲大人流离在外（“圣母流离”），要派人迎接；第二，皇帝陛下您的父亲大人还没有帝号，要追尊他为帝（“皇考追尊位号”）；第三，皇帝陛下您还没有孩子，要立即在民间选秀（“即敕慎选淑女”）；第四，皇帝陛下您的兄弟们还在外面，恐怕可能会夺您的权力，不利社稷，要赶紧把他们集中在京城控制起来。——这四条，就是弘光朝廷最要紧的国家大计。

但是，我们一望可知的是，南明所谓奸臣和宦官之祸，仍然要着落在皇权身上：宦官狐假虎威，危害民间社会，依恃的是皇权；奸臣如马士英等人谄媚逢迎，助纣为虐，仍然是为了谄媚皇权。奸臣和宦官之祸本就是皇权之害的一个部分。李清等人把弘光帝的责任推卸到奸臣和宦官身上的尝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能证明的只是弘光帝的昏庸无能而已。

弘光帝朱由崧是明末宗室的一个代表。明末皇族的绝大多数人物和他类似，只有为自己经营物质享受，却没有自卫、卫人和卫国的能力。蜀王朱至澍在明末亲王中最为富有（“（蜀王）子孙善黄白术，故蜀府最称富”），甲申年李自成、张献忠游民暴乱声势大盛，蜀地官吏请他出面出钱，招募战士自卫，朱至澍以“祖制不典兵”（为了保证皇权独大，明宗室不负军事义务）的理由推辞了，打算带着家产逃亡云南，又怕被乱兵抢夺行李而迟迟不出发，最终大敌降临，蜀中慌乱，朱至澍临时抱佛脚，出资募勇，结果三天都没人响应，最终跳井自杀了事；东林党支持的潞王朱常淓的品德确实较好，但也不是治乱之才，他在明末乱世中最关心的是皇族的陵寝是否安全、自己是不是能通过避居偏远地区逃过一劫⑩。

贫民皇帝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公认历代最为优待宗室贵族的王朝。明人陈建赞美朱元璋设定的宗室制度，“大封亲王，分处藩国, 岁禄万石”，对宗室的恩典“可谓无所不用”，“远过前代”（张萱《西园闻见录》卷46宗藩前）；明人谢肇淛（zhè），也称对宗室的待遇，没有比本朝更高的（“处宗藩之法，莫厚于本朝”，《五杂组》卷15）。然而，在皇权独大的环境下面，朱明皇族享受巨大权利、负担极少责任，因此地位极高而才能极为平庸，数量极多却往往无用，最终成为南明速亡的一大原因。

皇族能力、道德低下，固然是王朝覆亡的一个原因，但东晋时司马氏也不曾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可见一国的兴衰，未必就系于一族的身上。

下面我们再将眼光转向南明皇室之外人数最多的统治力量：文武官僚，看看他们在十八年南明史上，有什么样的表现。

一个总的评价是：表现很糟。如果我们“无能”是南明皇族的最大特点，那么南明文武官吏最大特点就是“不负责任”（当然，南明也有如史可法、张煌言这样的忠臣，但相对来说是极少数）。这些文武官员的不负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比起“护国”，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往往把精力和资源虚耗在利益斗争中；第二，他们非常容易直接投降满清或者临事脱逃，很大一部分明朝士大夫在投降后，转而极其积极地打击明朝残余势力以及民众。

南明文武官僚各派系的争权夺利，从崇祯帝死、皇子被俘的消息传到南京之后就揭开了序幕。大致而言，当时的阵营对立情况是以钱谦益等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江南官僚（“江南北诸绅”、“江南在籍臣”），畏惧曾和东林党有过节的福王一脉在登基后清算往日旧账，因此群起拥护声名品德较高的潞王朱常淓（“立贤”）；而东林党的政敌阉党（如阮大铖），以及部分并非江南籍的流官（如贵阳人马士英），则倾向于与福王结盟对抗东林党以及东南士绅（“立亲”，主张论亲疏关系，福王更应该称帝）。

当时名义上的南方官僚首领，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和拥有实际兵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商议后，制定了一个折中方案，即让非福王一脉的桂王登基，而让潞王以“古兵马元帅”之名暂时统领军队。这个方案得到了东南诸绅的普遍认可。但此时形势突变，原本参与制定这个折中方案的马士英，了解到福王派系凤阳督军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马士英意识到这是攀龙附凤的极好机会，立刻反水，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并向福王举报史可法批评其个人品行、欲立他人为帝的意图。史可法玩弄权术手段不及马士英，东南诸绅手无兵权，只能接受既定事实⑪，同样与东林有宿怨的旧阉党人士们如阮大铖等人喜出望外，赶紧趋附福王-马士英派系，南明党争格局形成。

欺瞒史可法，扶持福王上台的马士英的动机是这样的：江南地区是东林党官绅的本土和主场，而他作为掌兵的外来官员，势单力孤。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他愿意和史可法合作拥立桂王，向反对福王的东南诸绅卖好。但是如果他有能力扶持福王登基，那么同样和江南士绅格格不入的福王就会把自己视作心腹之臣，从而能够咸鱼翻身，共同压制本土势力。

明代的地方官僚和军事制度，为马士英的计划提供了方便。为了剪除可能存在的地方势力，明代各地的军权实权为宦官、文臣、武将所分割，而又往往安排外来官员充任。参与谋立凤阳督军太监卢九德是福王派系人物，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凤阳诸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第一个是李自成旧部，陕西米脂人；第二个属辽阳籍，常年转战北方；第三个是山西大同镇左卫人，都不属于江南本土士绅派系，他们一拍即合，谋立福王，也有外来官僚意图攀附皇权、保证自身地位的意图。

贵阳人马士英在了解到这些掌握了地方军事实权的人物愿意助阵之后，顿时觉得扶持福王上台把握甚大。另一个凤阳总兵，山东曹县人刘泽清也做如是想，他和马士英一样，一开始附和江南士绅，主张拥立潞王，而一旦看到风向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迅速倒向了福王这边。马士英这批人一面向未来的皇帝福王卖好，一面继续挑拨福王和江南士绅的关系，发布表文，声称：“微臣听说南边还有一些臣子对于您登基有什么反对意见，微臣带兵五万，驻扎江边，以备非常之变，誓死保卫陛下的安全” （“闻南中有臣尚持异议，臣谨勒兵五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志危险也。”）⑫——到大明已经完蛋了一半的时候，他们还在把武器朝向自己人，以此向皇帝陛下卖乖呢。

马士英和拥立福王的四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以及刘泽清攀龙附凤成功，走上人生巅峰，史可法则被边缘化。马士英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加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成为南明朝廷首席大臣。四总兵本是常败将军，现在却分督淮安、扬州、庐州、泗州等四区，全掌江北防务，实际上鱼肉当地百姓。顾诚的这段评论一针见血：

高杰、刘泽清是望风而逃的败将，本应受到朝廷的惩罚；黄得功、刘良佐在甲申年间也无“功”可录，只是由于他们以兵力作后盾使朱由崧得以如愿以偿登上皇帝的宝座，都成了定策功臣。五月十七日，黄得功进封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东平伯、刘良佐广昌伯……正因为四镇的形成本不是在为明室收复“失地”中作出过什么贡献，而是在策立上对朱由崧个人有功。就弘光、马士英而言，需要凭借他们的兵力慑服江南士绅；四镇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辈所立”，从此骄悍跋扈，一味麕集于南直隶江北地区争夺“善地”以自肥……⑬

但是马士英一派毕竟是无根的外来官吏，因此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权位，必须和东林党和江南士绅的敌人们（阉党以及部分被东林排斥的边缘人士）合作。于是，在强敌环伺，南明小朝廷岌岌可危的时刻，福王-马士英对阉党的大翻案开始了。马士英本人其实并不是阉党，福王和阉党也没什么联系，但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虽然外敌十分危险，但内部的异己力量才是最需要压制的。在这一系列伟大的帝王术逻辑引导下，南明朝廷推行了一系列极为愚蠢、至少是暂时毫无必要的政策：

崇祯十七年六月（弘光登基不过一月左右），马士英上奏，保举旧阉党人士阮大铖，要求赦免其罪，补缺兵部右侍郎。弘光帝立刻准许，并赐冠带陛见，随后于八月末跳过群臣会推的程序，起用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举朝大骇。

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旧阉党杨维垣要求重颁《三朝要典》，称当年明末三大案之成，都是东林党人颠倒黑白，欺骗君父的造谤之作，今日“重颁天下，必不容缓”，并请昭雪追恤因三案被罪诸臣，弘光帝于是宣布访求《三朝要典》并宣付史馆撰写。

马士英和阉党人士认为这些翻案工作“必不容缓”，但在我们局外人看来，可以说完全看不出其中“必不容缓”在哪里。马党的这些政策都和社稷安危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争权夺利而已，与此同时，部分东林人士也在做类似的事情。而就在马士英党和东林党争执不下的党争之中，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时间和生命逐渐流失。

关于马党和东林党的党争，历来的史家要么把责任推到马士英一派，要么把责任推到东林党一派。但如果我们要追本溯源，就会发现两党之争，最后应当归结于明代政制/军制上对地方的分化和控制：如果明代地方政制/军制容许本土将领守卫地方，那么马士英、江北四镇和江南士绅的离心离德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存在；退一步讲，如果江南士绅有自己的本土军事力量，那么也可能成功拥立潞王或桂王，马士英、刘泽清等辈不过是无根流官，首鼠两端，风吹两边倒，仍然很有可能接受既定事实，而不会导致后来党争相持不下的局面。

让外来官僚们控制地方的政制和军务，还有一个巨大的风险：这些官僚和地方并没有直接相连的利益关系。一旦外敌来袭，形势危急，他们不但战斗力可疑，还很有可能倒戈相向——江北四镇就是这样的例子。在挟兵自重、作威作福的江北四镇中，李自成旧部高杰先是在弘光元年正月（1645年），被已经投降清军的明河南总兵许定国轻而易举地诱杀；弘光元年四月初五，满洲镶白旗旗主爱新觉罗·多铎大举率清军南下，刘良佐和原高杰两镇的将领们望风投诚，刘良佐本人在四月十九日“以兵十万来降”（《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八·列传三十五》），史可法守扬州至四月二十五日，城陷被杀。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这就是血腥的“扬州十日”。刘良佐降清后，为新主子卖命，甚是积极，同年闰六月下旬，他率本部兵数万人包围江阴县城，屡攻不利。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守将阎应元不从。同年八月廿一，清军集中红衣大炮轰击城，江阴失守。江阴守将守城八十一日，清兵破城后屠城两日，史称“江阴九九之祸”。

江北四镇的剩余两镇中，东平侯刘泽清在清军南下时，“将原管淮阳十四州县土地、人民、兵马、钱粮留交总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一批官僚乘船逃往海上。满清将领准塔“统偏师由山东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领徐州，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迁、睢宁、沭阳、桃源、清河等县，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抚赵福星派人持书信往海上招降刘泽清等人。刘泽清即在闰六月二十四日赴淮安投降。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⑭只有黄得功在清军进犯南京时拼到最后，自刎而死了。而他的部下将领直隶人田雄、辽东人马得功则临阵哗变，决定降清，他们将弘光帝活捉献给清军。弘光皇帝痛哭流涕，哀求二人放过自己，田雄、马得功则回应说：“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

三、南明迅速崩溃的原因：分化控制地方和臣民的明代制度

要简单地批判南明文武官吏不负责任，那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相比东晋，南明官吏的负责程度大大下降了？是因为世道人心不对了，臣民对皇帝陛下的忠心不够了吗？不是的。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本文开头所述的那样，东晋皇帝的地位反倒没有后世君主那么高，对臣民的控制也相对较弱，所以东晋一代，用明朝的标准看，不够忠心的权臣是非常之多的，最后东晋也确实是被权臣刘裕建立的刘宋取代了。其余名将如祖逖、刘琨，虽并没有很大的政治野心，但他们对东晋政权的独立性也是相当强的。

但这批东晋权臣，在“护国”（维持南方政权）方面，倒确实是不遗余力的。我们试看这些有名的权臣，如桓温、刘裕等人，在揽权之余，也亲自发动北伐，并且颇有成就，并没有像江北四镇的绝大多数将领那样毫无节操，转眼之间就可以投降北国，反攻东晋。

决定东晋和南明存亡的关键内部差别，就在于东晋有更强的君臣共治元素，而地方元气也较为充沛，它的权臣大将、地方豪强是为自己作战的。桓温、刘裕北伐确实是在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并非出于对于皇帝的忠诚，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保卫南迁政权的动机，也比南明军阀更强，而当时还比较强大的地方民间武装为他们提供了力量。例如，从史料上看，曾经收复黄河以南的祖逖，本人军事才华未必有多么杰出，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黄河以南各地尚有许多据守坞堡的汉人豪强，而祖逖以仁德得到了这批豪强的支持（《晋书·祖逖传》：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

如果我们打个企业的比方，那么祖逖、桓温、刘裕等人，是东晋势力的股东或合作创业者，东晋的盛衰，和他们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而明代的无根流官们则是拿死工资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和他们守卫的这片土地和上面的民众没有直接的血肉关系，在明朝这个企业是打工，跑到清朝这个企业也是打工，也能赚取“功名”，所以他们更容易改旗易帜。

但明朝之所以会重用职业经理人（无根流官），压制股东（地方力量和士绅豪强），也不完全是愚蠢。就像是供养无能宗室那样，这类做法背后有着用心深刻的私心。供养宗室，是为了对异姓形成压制；不让宗室承担责任，则是为了防止他们尾大不掉，动摇皇权。同样的道理，重用无根流官，让他们和地方势力产生矛盾和隔阂，使之互斗，也是为了压制潜在的异己势力，让它们无力动摇皇权。这种治理方式是自私和阴险的，但从皇权角度来看，则似乎很有好处。

而明朝的政治制度，基本就是围绕着削弱、分化臣民和地方，加强皇权的全方位控制的目的建构的。在汉地十五省，明朝采用三司制度，以三个直属中央的平行系统，分割地方军事、民政、刑狱事务，此后因为地方权力过于分散效率低下，不得不设置总督、巡抚统筹地方，但又不放心，于是再设置镇守太监、巡按御史监察牵制督抚，并且保留三司直属中央的性质。这使得地方各官僚系统臃肿混乱，互不统属。

至于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控制臣民的特务机构，这里就更不必多加介绍了。可笑的是，北京朝廷倾覆不久，登基才两个月的弘光帝就心心念念地想要恢复厂卫。户科给事中熊汝霖愤怒地抗议说，设置厂卫，导致臣民们争先恐后地在皇权面前互相告密陷害，让他们不再关心国家存亡问题，而是关心派系恩怨的问题，又怎么会不亡国呢？（“兵饷战守四字改为异同恩怨四字，不亡何待？”）⑮

然而，就像庄子在千年之前就已经讽喻过的那样，明代统治者治理社会的方式，就好像为了对付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偷而防范准备，收紧绳结、加固插闩和锁钥，自以为是聪明的作法。可是一旦大强盗来了，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挑着口袋快步跑了，唯恐绳结、插闩与锁钥不够牢固（《庄子·外篇·胠箧》：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藤，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藤扃鐍之不固也）。

南明弘光小朝廷的灭亡，其实是明代这种治理方式的总破产：集内部专制之大成的明王朝，在统治汉地二百七十年后，制造了最为自私无能的皇族，豢养了互相倾轧、不负责任的流官，造就了抵抗能力最弱、统治成本最低的地方和民众，最后被外来统治者轻而易举地摧毁和取代。

注 释

① 如《晋书》卷二十八《五行中》：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后中原大乱，宗藩多绝，唯琅邪、汝南、西阳、南顿、彭城同至江东，而元帝嗣统矣。《晋书》卷六《中宗元帝纪》：太安之际，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及永嘉中，岁、镇、荧惑、太白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是岁，王室沦覆，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而帝竟登大位焉。

②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释“王与马共天下”

③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南宋和金朝的和战》：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战。据他《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希奇。《宋史》本传，巧于造句，说“兀术有劲兵号拐子马，是役以万五千骑来”，倒像单拐于马就有一万五千，此外还有无数大兵，岳飞真能以寡击众了。以下又铺张扬厉，说什么“磁相、开德、泽潞、汾隰、晋绛，皆期曰与官军会”；“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真是说得好听，其实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十二金字牌之召，《本传》可惜他“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而据《本纪》所载，则还军未几，就“诸军皆溃”了。进兵到朱仙镇，离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无之事。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的。

④ 智夫成. 明代宗室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节制措施[J]. 中州学刊, 1990(4):121-126.

⑤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四《史十》：（松江）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二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于汲水……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

⑥ 智夫成. 明代宗室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节制措施[J]. 中州学刊, 1990(4):121-126.

⑦ 张德信. 明代宗室人口俸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 东岳论丛(1):79-84.

⑧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五

⑨ 以上诸条，原文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6，诏选淑女，不录。

⑩ 见《小腆纪传》卷9，列传第二，宗藩

⑪ 详见顾诚《南明史》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第一节 继统问题上的纷争和史可法的严重失策。

⑫ 见陈定生《书事七则》

⑬ 见顾诚《南明史》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第三节 四镇的形成和跋扈自雄

⑭ 见顾诚《南明史》第五章 弘光政权的瓦解，第四节 扬州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