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防疫调研丨疫情阻击需最大限度动员农村非基层组织力量

截止2020年2月8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33738例，其中湖北省累计报告27100例。不管是从全国还是地方看，从确诊病例的增加以及疫情的扩散程度看，目前的疫情形势都依然严峻。为防止疫情二次爆发，巩固好前期取得的成果，同时管控好后期所面临的问题，疫情防控应从歼灭战走向阻击战。

由于病毒的快速传播与扩散的特性，广大的湖北农村地区是以武汉为中心二次爆发疫情的重要地带，需要继续加强相关方面的防控工作。笔者认为，在防控的过程中，仅仅依靠上级政府的统筹与安排，以基层组织作为抓手，进行整体性防控，是远远不够的。应对此类突发性事件，还应最大程度动员村内各种非基层组织力量，发挥村民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共同对抗疫情，以形成群防群控的良好的局面和紧密关联的村内社会管控网络。

本文以鄂东南A村为例，来理解各种非基层组织作为疫情防控体系的重要部分的作用与功能，并反思基层组织体系与非基层组织体系的关系和未来。

A村是鄂东南地区的一个宗族性村庄，目前全村人口1628人，468户，共有7个村民组（自然湾）。就笔者所见，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村内的疫情防控工作队、村理事会和志愿者等各种非基层组织力量被有效动员起来，成为村内防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迅速改变了村民的心态与行为，有效阻击了疫情向村内的扩散与传播。

一、疫情防控工作队的走访宣传与督促落实

由于本次疫情的严重性，根据市里文件，原驻村扶贫工作队就地转化为疫情防控工作队（以下简称工作队）。

他们目前有三人组成，本是由市里帮扶单位直接下派到村里，对村民进行帮扶与落实脱贫相关工作，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协助村两委（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疫情防控是“目前是最重点的工作，凌驾于一切”。

工作组目前具体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入户面访与结果日报。每天分上午和下午两个阶段，工作队三人与包组干部一人一起入户开展访问工作，每天能够访问二至三个村民组。

访问的重点对象是从武汉、黄冈、鄂州等地的返乡群体，对他们要每日测量体温，说明事件的严重性，提醒注意事项，比如出门戴口罩等，对“顽固分子”还要警示。同时要做好信息摸排工作，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居住地、从哪里回来、密切接触者等方面的信息，并填写五类不同的表格，分别是发热每日情况登记表以及汇总表、从武汉等外地流入的人员摸排登记表、市密切接触者随访每日情况登记表、村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日报表。

有关摸排工作的文字表格工作由村干部完成，最终由工作队向街道办每日汇报最新情况。

二是监督落实与完成指示。作为市里下派的人员，他们还要负责监督村内各项防疫工作的落实情况，完成上级的各项指示与安排。

以宣传为例，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是否到位。一方面是如“过春节，不走亲访友，不是人情淡薄，而是生命第一”等各种横幅标语的张贴，如“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从严从重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倡议书”等可视宣传品的发放，这些东西都是根据上级要求制定的；另一方面是以村广播系统为主的可听宣传。村内一直有一套“村村响”广播系统，以村两委为控制中心，每个村民组都安装一个大喇叭，24小时循环播放疫情的进展与各项工作开展。为确保防疫工作做实，他们每晚还要在村口检查人员出入登记等情况。

二、理事会的舆论引导、物质捐助分配和摸排信息的完善

由于宗族传统较强延续下来，村里一直存在一套民间的组织与动员体系，后来合法化为村理事会。

理事会不同于基层组织，它们自主运行，管理村民组事务，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涉及村民组的事务如果没有理事会的参与和讨论，就难以有效实施与推进。根据村民小组的数量，村内共有七个理事会。每个理事会成员一般是五到七人，年龄通常是50至70岁。他们是乡村贤达，有着比较强的公共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在村民组内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

面对村民组内的公共事业时，理事会能够动员本村民组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能力，比如在面对突发事件如疫情时，为维护本村民组的安全，他们自主行动了起来，成为疫情防控中的关键一环。目前具体工作主要三方面。

一是正确的舆论引导。作为村民组内的权威组织，根据疫情的相关情况以及村两委的要求，自觉在本村民组内做各种疫情宣传与疏导工作，塑造出正确的舆论氛围。按照村民说法，就是引导群众向好的正确的方面走。比如，理事会成员每天都会在各自湾内自由走动，向村民宣传上级的政策与措施，劝诫村民少出门、不出门，出门戴口罩，不参与聚众赌博等行为，而且对少量顽固分子进行警示。通常，村民组内的村民都必须给理事会成员面子，执行相关措施。

二是医用物资的捐助和分配。由于村集体医用物质比较有限，尤其是口罩，很难满足村民的需求，四五个理事会就在本湾子内召开村民大会，动员他们捐款，用来购买基本医用物质。按照有钱多捐、没钱少捐的自愿原则，村民大多数会捐款。如其中的一个湾子约270人，理事会总计募捐到4000元，采购了100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20公斤巴士消毒液等医用物资。在此基础上，理事会作为牵头人，经过讨论与协商，根据每户的人口数量，分配口罩。同时，由村委会雇用专人，运用理事会所购的消毒液在本村民组内的公共场所进行消毒灭菌。

三摸排信息的完善。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背景下，村民外出务工是常态，村庄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村干部对流动人员的信息难以准确和完整掌握，但是理事会却比较清楚。村民组内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相互知根知底。因此，理事会的工作一方面有助于村两委的流动人员登记，另一方面有助于村两委及时掌握新情况，如曾经有五个感冒发热人员，是由理事会向村两委汇报的，目前已恢复正常。

三、志愿者的轮班值守与尽职尽责

志愿者是村内的积极分子之一，在村内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与荣誉。在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他们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志愿者主要以党员为主，年龄在40至60岁之间，他们比较有党性，有公心，有奉献精神。疫情发生以来，他们成为村庄疫情防控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村两委的动员下，他们不仅没有排斥与畏惧疫情防疫工作，而且自愿参与，但没有任何工资与报酬。按照村干部的说法，“他们比较有大局意识，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站出来了”。

村内党员总计有37人。由于所需人员有限以及工作的要求，志愿者共有10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在村口轮班值守，做好进出人口的统计登记工作，并测量体温。一进村就可以看到他们戴着医用口罩，手臂上带着红袖带，上面印着“新时代文明志愿者”几个黄色字眼。由于村内只有一个主要进出口，按照村两委的安排与部署，在村口设置检测点，一班次2人，分为三个班次，实施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监控。

四、非基层组织的有效动员与村级组织体系反思

从笔者所调研的村看，由于防控氛围已经形成，目前村民基本上是自主实施居家隔离。如果出门就戴口罩，没有戴口罩的尽量不出门；一些顽固分子也软化了。这主要得益于村内非基层组织的有效动员，而这些非基层组织的有效动员有赖于两方面因素。

从外因方面讲，以工作队为代表的行政力量发挥了作用。作为市里的下派组织，工作队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威，掌握了丰厚的资源。一位工作队成员表示：“一方面，我们信息比较准，根据文件精神，我们不允许瞒报漏报等现象；另一方面，我们重在督促落实，不然的话，无组织无纪律。”在及时获取正确的权威性信息的基础上，工作队的入户随访等直接途径与形式，凸显了上级干部的在场作用，强化了宣传与引导的效果，“我们一天走几次，村民不得不重视”，从而加速了村民观念的快速转变。

从内因方面讲，以理事会和志愿者为主的各种村内社会力量功不可没。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村内各种社会力量被激活。一方面，以理事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通过运用熟人网路，进一步强化了上级组织和外部力量的宣传与引导，从思想上加强了村民的防控意识，同时从物质上保证了防控行为的有效落实。此外，还能配合村两委及时完善各种摸排信息。另一方面，以党员为代表的志愿者，通过运用党员的身份意识与荣誉，以轮班值守的方式，对整个湾子实施全天候防控，保障了整个村庄的安全。

最终，通过内外力量的有机结合与协调运用，非基层组织成了村内防控网络的极其重要的部分，成为疫情防控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招：一方面引导村民的心态，规范村民的行为，另一方面避免出入者对村庄构成的潜在威胁，维护村庄的动态安全。

突发事件不仅考验政府统筹全局、领导一切的能力，同时也能检验基层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发挥基层组织集体统筹与协调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非基层组织力量的重要作用。正如一名村干部所讲：“形势太严峻，所有人都出点力，就可形成群防群控的良好局面,共同打一场有组织的防疫战。”否则，疫情防控工作要么走向形式主义，要么放任不管。

由于湖北地区在2002年实施合村并组，撤销了村民组长，基层组织体系被极大削弱。另一方面，村级组织的集体资产的不足或流失以及财权上收等原因，导致基层组织的物质基础也遭到极大削弱。因此，在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与治理资源弱化背景下，面对突发事件时，基层组织作用并不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在面对疫情时，即使是村两委，往往也有心无力，正如一村干部所说：“主要还是靠个人，干部的力量是有限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但因疫情蔓延、扩大，面临死亡的威胁，疫情成为村内的首要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私统一起来，干群利益趋向一致，村庄的凝聚力与团结力空前增强，村民的积极性与能动性被最大程度调动。在这个过程中，各项工作能够有效实施，并不意味着村级组织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提高了，而更多是因为非基层组织的力量，尤其是以宗族性为底色的理事会被动员起来，构筑成了一张全面的防疫网络。

在疫情退去后，村内的首要矛盾就会发生改变，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理事会等非基层组织是否还能够被有效动员起来，就值得探讨。而基层组织弱化的局面是否需要改变，也同样需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