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三大”没能做到的事，哥德堡电影节办成了

相比差不多同时进行的圣丹斯电影节和鹿特丹电影节，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举办的哥德堡电影节（Gothenburg Film Festival）的知名度似乎要小得多。或许这和电影节立足斯堪的纳维亚不无关系。作为北欧地区规模最大的电影节，哥德堡电影节的“龙奖”（Dragon Award）主竞赛单元都是针对北欧电影，最高荣誉即“最佳北欧电影”。

然而，这并不代表哥德堡电影节乐于偏安一隅。除了另设国际电影奖环节外，每年都有来自全球各地几百部电影来到这里放映；而特别展映单元也往往捕捉世界影坛的热门；同时，电影节还会举办各类论坛，探讨当今电影界的前沿话题。

今年，澎湃新闻记者参加的第43届哥德堡电影节，同样延续了以上传统，特展围绕近来佳作层出不穷的巴西电影。最受瞩目的是，今年哥德堡电影节聚焦“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议题，就此组织了各类主题影展和研讨会。甚至，它们不只是“关注”，而是真的做到了50:50——男女导演的入围作品对半开，成为包括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等已经签署性别平等协议（5050x2020协议）的电影节中第一个实际落实的。

5050x2020协议有望带来性别革命

在1月24日至2月3日第43届哥德堡电影节举办期间，澎湃新闻记者与来自世界多国的媒体同行，一起参加了多场与瑞典电影界人士的研讨会，其中也包括与哥德堡电影节艺术总监约纳斯·霍姆贝里（Jonas Holmberg）的会面。

在研讨会上，霍姆贝里首先介绍了哥德堡电影节的历史。1979年创立的哥德堡电影节最初只有17部展映影片，三块银幕和3000名观众。经过四十多年的耕耘，今年的哥德堡电影节有来自89个国家的360部展映影片。哥德堡电影节还是全球奖金最高的电影节之一，龙奖最佳北欧电影奖得主可以获得100万瑞典克朗（约合72万元人民币）奖金，以便“电影人可以买辆新车或者投入到下一部电影”。

简单的介绍之后，霍姆贝里很快就将话题转向今年哥德堡电影节的“性别平等”议题。5050x2020协议脱胎自法国女权组织提出的旨在推动性别平等的50:50条款，最初由瑞典电影学院（Swedish Film Institute）在2016年的戛纳电影节期间提出，希望到2020年，男女导演的入围电影节的作品能各占一半。随后，该项倡议获得了包括英国电影学院、爱尔兰电影协会、澳大利亚电影协会等组织的支持。

2018年，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耶里·福茂签署了5050x2020协议，同意增加选片环节的透明度，公布选片人的性别比例，而且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名影片，也要对其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性别比例做好数据收集工作，可能的话进行公布，利用戛纳电影节的优势地位来倒逼电影界的性别革命。在此之后，包括柏林、威尼斯、洛迦诺、萨拉热窝在内的多个电影节签署了5050x2020协议。

不过，5050x2020协议并不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并非硬性要求签署协议的电影节真的做到男女导演对半开，其初衷仅仅是希望业界能进一步重视性别上不平等的现状。比如今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主竞赛单元中有六部作品出自女性导演之手，占比33%，相比去年的41%，反倒还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哥德堡成了首个落实该协议的电影节，显得别有讨论和借鉴的意义。

“优秀的女性导演的作品根本不难找”

至于为什么不是柏林、戛纳或威尼斯，偏偏是哥德堡电影节捷足先登，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难解。

在2019年12月公布的全球国家男女平等排名中，瑞典位列第三，仅次于同属北欧的冰岛和挪威。“我们的优势在于，其实已经从很多年以前就致力于落实性别平等，这个协议跟我们一贯的做法没有任何出入，我们不用去为它做什么改变。上一届哥德堡电影节，入选女导演作品的比例已经有42%。去年我们签署了这项协议后，就在讨论究竟哪一届才能真正做到50:50，于是决定不如就在2020年实现它吧。”霍姆贝里如是说。

谈到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挑战，霍姆贝里说：“当我们真正着手去做后，发现优秀的女性导演的作品根本不难找。难就难在如何宣传我们这届随之提出的“性别平等”的主题，让别人相信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毕竟不同的电影节有各自的传统和方针。但是我还是想强调，从送选影片中选出男女导演各半的优秀作品同场竞技，其实真的非常容易。”

“另一个挑战是要迈过的心理难关。我们还是会纠结：这真的是在业界推行性别平等所能用到的最好方法吗？我想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常常这样扪心自问。你知道，虽然很多电影节都签署了性别平等协议，但电影界对它是否真的能实行以及是否能坚持贯彻，还是持负面看法的比较多。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在保证平等的同时，决不能在选片的质量上有所牺牲。我想来参加哥德堡电影节的人都能发现，这不是一个充斥着烂片的坏电影节，这是一个还不错的电影节（笑）。”

问及这次哥德堡电影节对于5050x2020协议的落实，可能会给欧洲三大电影节带来哪些影响。霍姆贝里表示：“在我看来，日益增进的性别平等趋势已经改变了它们。首先，全球媒体的眼睛都盯着它们，它们的选片里面包含多少女性导演的作品，选片机制和团队究竟怎样，大家都会拿来讨论，这会督促它们在统计数据上越来越透明化。至于我们能对它们产生什么影响，我想性别平等议题一定是今年各大电影节的焦点，我们至少告诉了大家，你签署的这份协议是真的可以做到的，而不仅仅是一纸空文。另外，这也能在电影界掀起一些讨论，过去有人会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有了我们这个案例，或许会促使其他电影节从自身的角度去思考，怎么让这个协议变得真正可行。”

性别平等是多元化的一部分

有与会的记者问到，过于专注性别平等，从某种方面来看，是否会为选片带来限制？霍姆贝里介绍说，哥德堡电影节一直专注于展映影片的多样化，而性别平等也是多样化的一部分。“我们一直把电影视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尽可能为观众带来世界各地的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有特点的作品。”

“今年哥德堡电影节期间，我们放映了来自世界89个国家的360部影片，其中的有些来自电影产业还不是很成熟的地区，比如去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沙特阿拉伯女性主义电影《完美候选人》（The Perfect Candidate）。这部电影的导演海法·曼苏尔（Haifaa Al-Mansour，沙特第一位女导演）的长片处女作《瓦嘉达》（Wadjda）就在哥德堡电影节放映过——要知道在沙特拍电影是很困难的，更何况还是一位女性导演，我们很敬佩她克服重重困难，靠着东躲西藏才完成了这部电影。后来，她在英国拍了几部电影，《完美候选人》是她重新回到沙特拍摄的作品，终于她不用再躲躲藏藏，而且现在沙特还设立了电影基金。”

“我们能从海法·曼苏尔的经历上看到一种转变和进步，这也是我们电影节着力推进的，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这一点对我们电影节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想借这个平台尽可能展现各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其实，这种理念也是我们推行性别平等的初衷，就是希望哥德堡电影节能在多样性上做得更好。我们相信电影之所以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就是在于它能包容万象。作为电影节，你应该对此有敬畏之心，不应该武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是应该为观众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把评判的权力交到他们手上。”

最终，今年的龙奖最佳北欧电影花落挪威导演达格·约翰·豪格鲁德（Dag Johan Haugerud）的《当心小孩》（Beware of Children）。由法国导演米娅·汉森-洛夫（Mia Hansen-Løve）、中国香港导演杨凡、瑞典导演索菲亚·诺林（Sofia Norlin）、丹麦制片人玛丽安·斯洛特（Marianne Slot）组成的评审团给出的评语是：“在这部电影中，角色以一种美丽的语言交流。故事从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呈现了教育问题的复杂性，足以令人反思。影片还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对所谓纯真无邪的童年提出质疑。其中人伦关系的刻画显得既敏锐又细致入微。”此外，该片女主角亨利爱特·斯汀斯图鲁普（Henriette Steenstrup）获得最佳表演奖（值得一提的是，哥德堡电影节不分设男女演员奖）。影评人费比西奖由纪录片《跳入春天的乌杰》（Spring Uje spring）获得，同时该片还拿下观众票选龙奖最佳北欧电影奖。斯文·尼奎斯特摄影奖（以伯格曼御用摄影师命名）授予为《迪斯可》（Disco）掌镜的挪威人马留斯·马佐·古尔布朗德森（Marius Matzow Gulbrandsen）。龙奖最佳北欧纪录片奖授予尤西·拉斯塔斯（Jussi Rastas）和杰妮·基维斯特（Jenni Kivistö）联合执导的《我怀中的哥伦比亚》（Colombia in My Arms）。英格玛·伯格曼最佳国际处女作奖由墨西哥导演大卫·佐纳纳（David Zonana）执导的《造房子的人》（Workforce）获得。加拿大导演路易·阿尚堡（Louise Archambault）的《鸟儿如雨般落下》（And the Birds Rained Down）获得最佳国际电影奖。

从结果来看，女性获奖人（亨利爱特·斯汀斯图鲁普、杰妮·基维斯特和路易·阿尚堡）的比例并没有高于男性，但鉴于50:50的入围前提和评审团三女一男的组合，相信以往奖项评选中经常引发的性别不平等的争议，不会出现在本届哥德堡电影节之后。这也恰恰证明了，5050x2020是真正推进男女平等，而不是旨在一味向女性电影人倾斜。

疫情之下，中国电影闪耀哥德堡

自一月下旬起，国内的所有银幕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进入冬眠状态。本该是一年中观众最络绎不绝的时节，此刻大幕紧闭，漆黑沉寂。昔日唾手可得的小小娱乐，突然被病毒从日常生活中夺走，变得遥不可及。然而，疫情并没有阻断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脚步。在千里之外的哥德堡，包括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万玛才旦的《气球》、顾晓刚的《春江水暖》、张明归的《树房子》、梁鸣的《日光之下》等中国电影点亮了影院，诉说着生活在这个复杂的古老国度里的人的悲喜哀乐。

我在下榻的酒店偶遇今年担任评委的导演杨凡，他身着靛蓝色的卡其布衣装，保持着一贯的清爽利落。跟着他一起来到哥德堡的，还有他在威尼斯电影节拿下最佳剧本奖的动画电影《继园台七号》。他说评委工作着实辛苦，从早到晚被关在电影院里，羡慕我能有时间逛距离酒店不过五分钟脚程的哥德堡艺术博物馆。

因为我去参加的几场瑞典本土导演的作品展映场，观众的人数非常有限，我忍不住问起他《继园台七号》的上座率如何。“全部都满场啊，今晚还要在一家可以容纳七百人的大戏院里上映。”杨凡说，“不过，瑞典人很害羞的，他们不喜欢提问，所以我就不做映后问答了，改做映前介绍。”

我们聊起疫情，他透露，本来预定在哥德堡电影节之后飞去台北，参加《继园台七号》小说版在台北书展的发售活动，现在台北书展因为疫情取消，他便准备打道回港。我问，接下来何时才能看到《继园台七号》放映。他说，今年香港电影节会安排，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相信，等到春暖花开时，一切终究会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