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救灾：赛博城市中的信息韧性

信息不对称，往往是各类救灾遇到的主要障碍之一。经历了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之后，国内各大救灾机构纷纷意识到信息不对称给救灾工作带来的巨大困难，主动采取救灾简报、发微博、发公众号等方式进行救灾信息传播，也为救助团队配备专门的传播小组，跟进一线救灾队员工作，同步回传救灾信息，便于后方救灾指挥中心即时掌握全面的灾情信息，进行救援力量的实时调度，同时收集救灾物资需求，进行网络筹募。

疫情由于其高传染性，与一般的灾难救援不同，即便是专业人士参与救援，也需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近距离的支援服务志愿者需要承担巨大的生命风险。因此，信息的远距离隔空交互，成为新型肺炎这类具有高感染性的突发公共健康事件的重要生命线。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成为韧性城市里对信息韧性的关键性要求。

从信息救灾看信息韧性

和2013年雅安地震、2014年鲁甸地震的信息救灾不同的是，这次新冠肺炎的网络信息救助，除了微博、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民间志愿者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人民日报》旗下《国家人文地理》发起的、带有“国家媒体”属性的救助信息收集项目，以及深圳福田区政府结合“智慧福田”智慧城市系统推出的“防疫物资调度登记平台”为代表、各地政府推出的大数据疫情防控项目。

此外，各大企业纷纷上马各类疫情相关的大数据项目。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通过github等专业技术平台，由程序员、工程师自发组建起来“wuhan2020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开源信息收集平台”，武汉大学团队推出的“全国抗击新冠病毒防护物资信息交流平台——珞樱善联”则似乎带有区块链技术基因。

不论参与主体的丰富，还是网络技术的提升，作为网络救助的基础支撑，都离不开有效的真实信息。

笔者曾参加过2013年雅安的信息救灾网络志愿者行动，结合益云危机地图，与数十名网络志愿者一起，通过微博及微信群，收集、确认灾情及求助信息，在“雅安危机地图”上进行实时发布，协助一线救灾团队进行精准救援。在这过程中，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沟通闭环、可负荷力成为保障网络远程救助的关键。

信息的真实性问题

信息的真实性问题，是信息救灾的最大挑战。灾情发生后，各类信息如“信息洪峰”一样在微博、微信群里爆发，有些是已过期消息，有些是重复发送的消息，有的信息内容不完整，有的是虚假信息。网络志愿者需要多方核对、反复求证，才能鉴别出一个真实有效的救灾信息，标注在救灾地图上。

雅安信息救灾团队，采取如多信源确认的方式，通过微信群、qq群和各个一线救灾小组取得实时联系，在获得一个未确认的求助信息后，第一时间同距离最近的一线救灾队员取得联系，借助他们的线下走访核实，确认救助信息的真实性。

救灾一线信息不“真实”，往往是因为求助者只提需求，救助者不问需求从何而来，以及需求是如何流转的，每一个信息转接人对信息的理解不同，就会带来信息转译的不同表达，最终导致信息传输过程的失真走样。以雅安地震为例，2013年4月30日，河南商报副总编关国锋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当地灾民帐篷需求的求助信息。我收到这条消息后，电话联系了关国锋，当时关国锋身边几位灾民大姐电话里夹杂着哽咽的“感谢，感谢”，让我觉得必须赶紧处理这个需求，需要找一线救灾团队去看一看。

雅安地震微博求助

根据一线救灾微信群里网友的信息，我与太平镇附近的救灾志愿者小张取得联系，让他帮忙去看看具体情况。随后，他给我反馈，他去芦山那边救灾一条街的各摊位都问过，都说没有帐篷了，他告诉我，“现在整个芦山都没有帐篷了”。

于是，我向壹基金的朋友求证，他的反馈是，当天芦山不可能完全没有帐篷。为了再次确认，我向在芦山救援的另一位朋友询问，最后得知，小张的确在救灾摊位前问了一圈，但因小张是救灾圈里的新面孔，大家都不是很信任他，所以他去要帐篷时，也不敢给。

得知这个消息从我这里转过来之后，救援队的朋友答应，第二天去太平镇时再核实一下情况。

这就给救灾信息传递的需求双方提出更高的要求：1，求助方提需求时，应将需求来源讲清楚；2，信息接收方，注意进一步询问信息来源，通过了解“信息如何获得”来扩大判断信息是否可靠的路径，找到说清“需求从何而来”的机会。

我们的信息救灾团队，需要通过不同渠道的对话和探问，像调查记者或CSI探员一样，多方取证，反复对话，最终找到问题根源，挖出精准的灾情需求，找到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当然，还要以最快的速度。

信息的及时性问题

信息的及时性，强调的是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云地图的跨平台信息接力，链接了不同的孤立个体，扩大了信息的传输距离，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决信息需求的时间，非常有效地解决了信息救灾的及时性问题。雅安地震中，我们通过信息救灾的志愿者网络，在13分钟内完成信息对接，发挥了非常好的“信息秘书”的作用，让前线救灾人员能全力投入救灾工作，在后方进行信息传导、信息配对，第一时间及时反馈，提高了解决灾情需求的速度。

雅安地震益云地图信息救灾网络沟通图

信息沟通闭环的实现

很多时候，影响信息救灾及时性、准确性的关键问题，是无法达成供需双方的沟通闭环，缺少双向信息回传反馈。

这种双向的信息回传，不仅要在单个救助信息匹配过程中完成纵向的前后反馈，也需要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横向的信息联动反馈。

但在信息救灾中，这种双向对话，是不容易实现的。除了信息传输过程中的损耗、噪音、和缺乏信任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之外，也有人为制造的信息孤岛，导致对话性的缺失。

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容易形成各个救灾团队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尴尬局面。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多方配合、整合行动的信息救灾大本营，集中各方信息、各路资源、统一复核。这种信息联合体的信息救灾运营模式，不仅能减少对受助者的信息骚扰，也能提高效率，避免信息劳动力的浪费。

“救灾大本营”的形式，在2014年的鲁甸地震救灾中得以实现。各救灾主体在大本营联动，各自的救助任务通过口头协调沟通，依然缺少整个联动的“信息地图”进行全盘调度。鲁甸地震期间，笔者参与了灾后需求评估，通过对鲁甸地震灾后救援期间，2014年8月4日-8月18日，多家救灾团体的234救灾简报信息的不完全统计，我们可以发现，物资发放项目约占50%，成为救灾工作核心内容。

收集到的救灾项目中，同一天项目展开最多的是地震后第5天的8月8日（如上图），救灾简报发布最多的日子是地震后第8天——8月11日，由此可见，救灾信息传播比一线救援工作相对滞后。

通过“信息简报”的形式，对外报道救灾进程，有助于公开单个救灾主体的行动脉络，保证救灾物资的信息透明，但由于没有全局性的行动地图，信息孤岛依然存在，难以解决多主体联合行动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从收集到的救灾简报的发布主体看，参与地震救灾的主体非常多，各主体之间如果没有联动的信息共享，很容易出现，同一个救灾需求，由多个救援队伍同时携带物资赶赴前线的“信息撞车”状况。这种“无头苍蝇式”的饱和式救援，由于各救援队之间的信息孤立，容易造成救援人力的浪费，甚至占用其他救援需求的时间和资源。

鲁甸地震各救灾主体（2014.8.4-8.18，不完全统计）

我们原本希望对救灾团队救助项目所处的地理信息位置进行梳理，但是由于需要以灾后评估工作任务为重，最终没有实现“鲁甸地震救援团队行动地图“的绘制。

信息可承载力的问题

救灾信息大量涌入，会形成“信息洪水”，是一种信息爆仓的状态，和一线救灾当中的物资爆仓一样，会增加信息处理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信息救灾，需要有一套科学的信息物流系统，由一个高效能的统筹机构，进行信息的调控、调度和疏导，才能在可承载的能力范围内，进行有效的救灾信息处理。

雅安信息救灾志愿者团队，由总协调人进行信息流量控制，再通过志愿者分工合作，从堆积如山的“信息包裹”堆中，将杂乱无章的“信息快递”分拣出来，再分批次运送出去，实现全流程的线上“信息分拣作业”，有效完成了信息流的疏导和匹配流程。

与通过扫描仪采集到的人脸图像进行程序化的智能识别不同，由于信息救灾必须通过人工进行信息核验流程，完成网络信息到救灾数据的转化，才能进行精准的信息资源配。人工智能技术尚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如此复杂的从信息核实到数据生成的工作。

由此可见，信息救灾的信息可承载力，不是由智慧城市系统的电脑运算能力决定，而是由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决定的。处理信息录入、核对的志愿者的效率、人数，甚至体力，决定了信息救灾系统的冗余程度。

赛博城市中的信息韧性

联合国减灾委员会，根据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提出了使城市具有韧性的十大基本要素，分别是：

-组织抗灾的能力

-识别、理解和使用现有和未来风险场景

-增强为城市抗灾准备的财力

-追求具有韧性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设计

-保护天然的缓冲带以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功能

-增强具有韧性的组织能力

-理解和增强具有韧性的社会能力

-增强基础设施的韧性能力

-保障有效的灾难相应

-加快恢复及更好地重建

联合国减灾委员会制定的《为城市韧性准备的开放数据基础设施：路线图、个案及指引》，认为“数据也是一种基础设施，开放数据是增强城市抗灾韧性的关键”，要加强城市韧性，不仅需要加大城市在开放数据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要通过众包地图等开放式或混合式的公众参与，加强风险沟通，提高城市韧性。

不论突发的地震灾害，还是公共卫生疫情，都有可能造成城市基础服务系统的崩溃。武汉本地志愿者的通过网络自发组织救助，以及远程的信息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一部分的城市基础服务功能，是城市韧性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新冠疫情这样天然具有不可近距离接触的突发事件中，信息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尤其是经过核验处理之后的精准救助数据。

城市的信息化水平，是城市规划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武汉是一个城市赛博化程度很高的城市。10年前，笔者在武汉研究城镇化和家庭信息化的关系时发现，早在乡镇的城镇化开始之前，小镇青年的“人的城市化”已通过个体的赛博格化开始了。

十年过去了，武汉的赛博格化因这次新冠疫情得到全面呈现。不论这些网络自救的市民、外卖小哥，还是参与远程救助的志愿者们，都是具有极强的网络信息能力的都市赛博格。

笔者的老母亲为了能给我报平安，加快了她的赛博格进程，哪怕是拍照容易手抖，都要坚持每天拍给我看她的起居生活。我则在深圳，借助武汉外卖小哥，定期给她无接触“空投”生活物资。

从雅安、鲁甸的信息救灾中，我们可以发现，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沟通闭环和可承载力，是应对灾难的韧性条件。武汉新冠疫情下，也容易看出，那些网络信息能力强的求助者更容易寻求帮助。

新冠疫情下的武汉网络救助，体现了以智能设施为重的智慧城市概念下的武汉的另一面，这是一个以信息传递、信息共享、网络生活为内核的“数字孪生城市”。

面对灾难和疫情，打破信息孤岛、保障信息的真实性、实现纵向和横向的沟通闭环、增强包括市民的信息使用能力在内的信息可承载力，是提升城市信息韧性的重要内容。

疫情带来城市的脆弱，我们也要看到，还有很多市民是网络信息能力不足，赛博格化程度不高的”信息中下阶层”（邱林川，2013，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当求生机会建立于互联网的强联系时，他们也很容易成为“信息难民”。

鲁甸地震灾后，巧家县新店镇政府采取了“全覆盖”模式，受灾群众不论是否具有本地居民户，都能获得同等的救灾物资。这种全覆盖模式，也适用于新冠疫情下的赛博武汉。

说到底，市民的网络信息能力越强，赛博格化程度越高，能调动的社会支持力量也就越多，显现的城市信息韧性能力越强，城市的韧性也就越强。这也对城市信息化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