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于蓝：她永远活在观众的心里，也活在孩子们心里

她是《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也是中国电影事业家、演员田方的妻子，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母亲……

6月27日21:07，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去世，享年99岁。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田壮壮导演在朋友圈写道：“妈妈走了，现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独立，赤裸，清明且处于当下，你以前从未经历过，现在经历的一切，这即是佛。”

他还表示：“感谢所有关心妈妈的人，我想独自安静几天。”

扎根生活 塑造不朽银幕经典

于蓝，原名于佩文，1921年6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她从年轻时就是一名“战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蓝一家逃难到关内，几经辗转勉强立足于北平。她被送进一所贵族学校，但只待了二十几天就离开了。“每天我都悄悄用棉被堵上窗子，听中央政府的广播，可是总听到国军英勇抗战、全面撤退的消息”。而当时住在新街口的于蓝，经常见到日本的装甲车在城里横行无忌，“感觉车轮就像碾过自己的胸口一样”。晚年，于蓝接受采访，谈及自己的青春期：“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参加抗日。”

1938年，于蓝从好友处得知抗日游击队的消息，便离家出走去寻找队伍，没想到，刚出城门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送到了宪兵队，后家中上下打点营救才得以脱身。但不久于蓝又再次离家出走前往抗日根据地。在决定去延安之前，于蓝同窗好友的母亲把她的原名“于佩文”改为“于蓝”，喻意为“青出于蓝”。

1939年，她在抗日军政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时间，和江姐江竹筠同一年。

“江姐”这个人物形象，在一代中国人心目中，几乎就等同于于蓝的那张脸。事实上，也是于蓝第一个发现了这一题材，并牵头把它搬上了银幕。1961年，于蓝生病住院，她在病床上看到了小说《红岩》的连载，她被里面的人物形象深深打动。而电影的片名《烈火中永生》也是于蓝想到的，灵感来自叶挺诗歌《囚歌》中的一句诗：“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这个片名最后由周恩来总理拍板决定，郭沫若题字。

和江姐同样有过家庭贫困的经历，也有过被捕并与敌人周旋的经历，于蓝说，在看到《红岩》后备受触动，她想把她们共同的经历告诉观众。

“我们都是同一时期参加抗日战争。她是地下党，我在根据地。我有多好的条件，我们有自己的八路军保卫着我们，他们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他们比我们更艰巨。我想我的人生道路跟江姐的人生道路是一致的。”

为了演好江姐，在开拍前的两三年当中，于蓝多次去北戴河、重庆、成都、贵州进行调查，采访了《红岩》的作者和江姐生前的战友，留下了30多万字的笔记。

如今，许多人回想起江姐，印象深刻的总是她绣红旗和平静赴死的样子。于蓝准确的演绎，为人物赋予了不同于脸谱化英雄人物的生动灵魂。晚年回忆起自己创作这一角色的心得时，于蓝表示，“我就因为她这样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就是为她这种忘我的、全心全意为理想献身的崇高气节所震撼，所以愿意扮演这个角色。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为人，整个展现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记住他们，永远记住，这是我们民族真正的精英，我们民族的先驱，民族的英雄，人民都知道。”

尽管塑造了几代人心中不朽的经典形象，于蓝对江姐这个角色也有念念不忘的遗憾——在演江姐得知丈夫牺牲的那场戏时，她本应该痛哭出来，但是由于当时一些“左”的思潮，“说不能带着眼泪去革命”，于蓝没能把江姐温情的一面展现给观众。那场戏演完之后，于蓝脑子里一直在总结，她入戏很深，总想着江姐刚刚失去丈夫，面对如同母亲一样的双枪老太婆，“眼泪一定是憋不住的，哭出来会更真实一些。”而这个遗憾，在她往后余生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常有提及。

于蓝对自己演戏的要求总是很高，艺术上也精益求精。1961年，于蓝凭借剧情电影《革命家庭》获得第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在片中，于蓝成功塑造了由普通家庭妇女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女主人公周莲。连周总理都赞扬了于蓝在《革命家庭》里的表演，说“于蓝演了一个好妈妈”。

但于蓝却还认为这部电影的表演不够成功，片中需要从16岁少女演起一直到成为老太太，由于当时受到化妆技术的限制，要化成老太太非常难。这也成了于蓝的一大遗憾，“往脸上贴了好多的纸，那些纸又跟动作不协调，所以我认为老太太那一段并不是很成功。”

除了江姐、周莲，于蓝的经典角色，还包括在《翠岗红旗》中的红军家属向五儿、《龙须沟》中的程娘子、《林家铺子》中的张寡妇等，她总是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从最真实的生活细节中捕捞塑造人物的根基和灵感。于蓝曾说，自己很感激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民群众，“他们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师，给了我创造的依据和创造的活力。”于蓝总结自己的表演艺术，“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但于蓝作为演员的艺术生命并不长，“文革”开始后不久，于蓝和丈夫田方一起被打倒，作为北影厂重点“黑帮”，多次遭到批斗；随后，他们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大兴县天堂河的北影厂“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正是在这段坎坷之中，正当盛年的于蓝，失去了继续从事心爱的表演工作的机会。在一次劳动中，于蓝从屋顶摔下，摔破了脸部，虽然经过缝合外表看不出伤痕，但是伤口内部感染，使她的面部神经受损，失去了一个演员应有的控制表情的条件。1974年，当她在电影《侦察兵》的特写镜头上看到自己不自觉抽搐的右脸时，她知道自己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舞台。那一年，她的爱人田方逝世，不久，她又查出乳腺癌晚期，打击接连而来，但于蓝和她扮演过的女战士一样，没有被击垮。

花甲之年 为新中国儿童电影重新启程

无法继续做演员的于蓝，此后依然为中国电影忙碌一生。

改革开放后，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已经60岁的于蓝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任厂长。于蓝那时身患乳腺癌，刚做完手术不久，身体还在慢慢恢复，接到委任却毅然领命，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当中。她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还记得得知这个消息是在六一前夕，刚好是我过60岁生日的时候。按照现在的规定，60岁应该退休了，但党和人民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没有半点犹豫。”

白手起家，谈何容易。儿影厂成立之初条件非常艰苦。起初儿影的厂房，只能设在北影厂传达室边一排杨树后面，临时建造的一排极其简陋的平房里，一些拍摄设备和办公用具都是于蓝向厂家打欠条赊账借来的。为了招兵买马，解决拍片的经费不足和器材短缺，于蓝四处奔走，一刻也不停歇。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右手无名指比别的指头短一截，就是那时的一次事故造成的——当时冬天没有暖气，门是用几根弹簧绷住的。一次于蓝开门时，手指不慎被截断，其实当时的医疗条件可以通过住院后做多次手术接上。但于蓝想到刚建厂，“那么多事等着我做，哪有时间啊！我想反正我又不弹钢琴，手指头不要了，缝上伤口就回来工作了。”

拍儿童片不赚钱，各大电影制片厂也少有这样的创作。踌躇满志的电影人们，也少有把创作热情和精力投在儿童片事业上的。后来的儿影厂长宋崇说，当时电影界开玩笑管儿影叫“儿子辈的”。除了缺资金设备，儿影也缺人才。于蓝就不拘一格用人才，同意美工拍片。据于蓝回忆，很快，尹力就提出要拍《好爸爸坏爸爸》，冯小宁提出《病毒金牌星期天》的题材。“我这个人有这么点好处，发现有才能的人，就给他们发挥的机会，看看他们的才能怎么样。”

于蓝任厂长期间，共拍摄了19部彩色故事片，同时，儿童片这个片种在上世纪80年代，也成了中国电影重要的组成类型，《四个小伙伴》获1982年第12届吉福尼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荣誉奖、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应声阿哥》获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儿童故事片奖；《少年彭德怀》获1986年第6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5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协会成立，创立儿童电影“童牛奖”，次年增设小评委奖……

但于蓝不满足。她曾苦恼，“越到六一，越感到痛苦。”1985年，全国拍摄故事片86部，其中，儿童片才3部，于蓝认为这一数字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全国三亿儿童的精神需求。1986年，于蓝卸任厂长转而担任艺术顾问，之后致力于推进儿童电影进校园。她说：“艺术品要为孩子服务，是要影响他们一生的，所以要努力拍好，而且要把好的影片送到学校让孩子们看到。”

于蓝接手儿影厂工作后，自知年岁已高，几年里也不断在物色更年轻又懂孩子的电影人，来接班儿童电影的事业。《霹雳贝贝》的导演宋崇，就是于蓝从上海“请”到北京的。宋崇早些年拍摄儿童电影《闪光的彩球》，于蓝在孩子们中做“民意调查”，发现孩子们很喜欢这部电影，便主动来到上海找张瑞芳、秦怡等“老姐们儿”了解情况。宋崇自己也是看着于蓝电影长大的，对她从《翠岗红旗》到《烈火中永生》的银幕形象都印象深刻，“她是我们的教材啊，我也没想到后来有一天会和她共事。”宋崇1986年到北京报到的时候，儿影厂已经过了“最苦的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地，盖起自己的厂房，但宋崇也记得儿影厂的人说，于蓝前些年建厂真是“跑断腿，磨破嘴”。

宋崇记得，于蓝作为艺委会主任，依然是每天都到厂里上班，后来儿影厂又换了几届班子，于蓝都坚持去厂里。不管具体的行政事务，但看剧本、看样片提意见，都是她挂心的工作。“每个项目她都亲身参与，组织生产创作，厂里的大小方针政策一起讨论，还有那会儿我们要把儿童片送到老少边穷，她也都很积极地跑。”宋崇回忆。一直到后来中影合并，儿影厂不再有自己单独的厂址，于蓝才不再去。在宋崇的印象里，合并前已经退休的于蓝，还在为这个电影厂奔走，希望能够把整个厂保留下来。“可以说从儿影厂的成立，到发展到衰落，她都是一路亲历的。”

直到近年，于蓝出现在公众视线和媒体采访中，也从来不忘继续为儿童电影发声。晚年的于蓝，总是在惦记着，能让孩子们看到更多他们想看的好电影。面对儿童电影这些年越发的边缘化，真正为孩子拍的电影越来越少，于蓝也曾多次发声呼吁，“希望国家的相关部门，认认真真地、有实效地去解决与推动儿童电影的发展。”

宋崇的夫人在北影厂长大，从小和“于蓝阿姨”的关系更亲一些。在她的印象里，于蓝是非常仗义的人，“没什么架子，也没有官腔，对身边的人非常好。”她记得，于蓝对孩子一直是特别喜欢的，演江姐的时候对“小萝卜头”就特别好，对身边的晚辈也非常照顾。

宋崇退休后回到上海教书，有一年夫妻两人回北京探望亲朋，在小月河边偶遇了被阿姨用轮椅推着外出散步的于蓝。于蓝还嘱咐宋崇，“你还要多为孩子们拍电影。”

“从建立儿影，到退下来以顾问身份继续参与儿影的大小事，到担任儿童电影学会主席、国际儿童电影节和童牛奖的负责人，于蓝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儿童电影事业。她永远活在观众的心里，也活在孩子们心里。”宋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