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乔治·斯坦纳：一位伟大的欧洲知识分子

当地时间2月3日，著名文学评论家乔治· 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英国剑桥逝世，享年90岁。

乔治·斯坦纳是一名博学多才的文学大师，一名散文家、小说家、教师、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他在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力量和局限性。乔治·斯坦纳1929年出生于巴黎，父母是维也纳人。1940年，就在纳粹即将占领巴黎前不久，他们一家前往纽约居住。在他就读的法国学校里，只有两名犹太学生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他正是其中之一。这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著作。“我的整个人生都与死亡、回忆和大屠杀有关。”斯坦纳成了一个“感恩的流浪者”，他说：“树有树根，我有腿； 我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个。”他在曼哈顿的纽约法语学校完成余下学业，并于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

斯坦纳在他剑桥的家中去世。自1969年以来，他一直是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杰出学者。斯坦纳会说四种语言，并以其对欧洲文学的广泛了解而闻名。他出版了20多本文学著作，除了文学评论，还有散文集、中篇小说和三部短篇小说集。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一道，他维护西方正统艺术，反对上世纪50年代的新批评主义、6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运动，他在早期的文章中预见到，这一系列运动意味着“话语的后退”。

他为他的英语读者介绍了很多欧洲大陆作家。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Tolstoy or Dostoevsky，1960）中，他分析了这两位俄罗斯文学大师；在《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1967）中，他探讨了语言在暴行面前的局限性；在《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 ，1975）中，他分析了语言和翻译。

“乔治·斯坦纳为我们理解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的艾伦·萨姆森（Alan Samson）说，“他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教师和作家，我对他的死讯深感悲痛。幸好，我们依然拥有他极具开创性的、真正国际化的、令人赞叹的作品。”

1981年，他在中篇小说《从波蒂奇到圣克里斯托瓦尔》（The Portage to San Cristobal of AH）中想象希特勒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生活在亚马逊河的深处。在《语言与沉默》里，斯坦纳探索了语言的力量，提出了文化与道德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创造的语法》（Grammars of Creation）一书中，他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正如人们所见的那般天真，你可以用人类的语言去爱、去建设、去原谅，也可以用它去折磨、去恨、去摧毁和消灭。”

“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个人可以在晚上阅读歌德或里尔克，演奏巴赫和舒伯特，却在早上去奥斯维辛工作，”他在《语言与沉默》中写道，“说他不理解他读的东西，或者说他的耳朵很粗鄙，都是不可能的。从柏拉图时代到马修·阿诺德时代，知识一直以一种方式为文学和社会提供希望，而这种希望是不言而喻的，即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而这种精神的能量又是如何转移到行为上的？”

斯坦纳对于文学的准宗教观点为他的第一本书《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素材，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篇旧批评文章”（An Essay in the Old Criticism）。

他在第一章中写道：“旧的批评是由赞美产生的。它有时会从文本中退一步，以审视其道德目的。它不将文学作为孤立的存在，而是历史政治能量的核心。最重要的是，旧的批评是哲学的范围和脾气。”

罗伯特·麦克拉姆（Robert McCrum）聘请斯坦纳为《观察家报》首席评论家，他也是费伯（Faber & Faber）出版社编辑，负责斯坦纳的作品。他说：“斯坦纳是伟大欧洲知识分子这一正在消亡的物种的一员。他一直同时扮演着当局者和局外人的角色，既在文化之中，也在文化之外。”

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之后，斯坦纳先后在索邦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之后成为《经济学人》的主要撰稿人。当他被前往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面试时，接受了那里的一份工作，呆了两年，然后去了剑桥的丘吉尔学院。斯坦纳在1974-1994年期间在日内瓦大学担任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并于1994年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韦登菲尔德勋爵比较文学教授。

“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是柯勒律治意义上的评论家，而不是约翰逊意义上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麦克拉姆说，“我过去常去他在剑桥的演讲，演讲结束时掌声雷动。我们都完全被他迷住了。”

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斯坦纳写道：“伟大的艺术作品像暴风雨一样从我们身边掠过，推开感知的大门，以其转化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信仰的建筑……我们试图记录它们的影响，让我们摇摇欲坠的房屋重新恢复秩序。通过一些交流的本能，我们试图向他人传达我们经验的品质和力量。我们要说服他们敞开心扉。在这种说服的尝试中，产生了批评所能提供的最真实的洞见。”

斯坦纳有时也是个争议人物，一些人认为他是个精英主义者，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夸夸其谈、自命不凡，而且常常失实。

文学评论家李·西格尔（Lee Siegel）2009年为《纽约时报书评》撰写了一篇名为《我们的斯坦纳问题——我的问题》(Our Steiner Problem - and Mine)的文章。他在其中写道：“他令人振奋的美德在于，他能够在一段话里，从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和但丁，谈到尼采和托尔斯泰。而他令人恼火的缺点是，他可以在一段话里，从毕达哥拉斯，说到亚里士多德和但丁，再到尼采和托尔斯泰。”

用斯坦纳自己的话来说，他曾被批评为“在一个人人专精于特定领域的时代，在一个不再有通才的时代做一个通才”。

对于精英主义的指控，斯坦纳通常不予理睬。2001年接受《卫报》采访时，他表示：“成为精英意味着充满热情地去爱，而不是在妥协中舍弃热情。如果那就是精英主义，我承认我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