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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教授余新忠 | “国人不讲卫生”的形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2020-02-06 15:5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余新忠活字文化

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公共卫生举措，检疫制度在中国是晚清时从西方（包括日本）逐渐引入并推行的，主要内容大体包括清洁、消毒、检疫和隔离。

检疫措施和制度的出现，往往以瘟疫的流行为契机。1873年中国海港检疫的开端，针对的就是东南亚的霍乱流行，而1894年的粤港鼠疫、1899年营口的鼠疫、1902年华北等地的霍乱，都对晚清检疫的推行起了直接的促动作用。特别是清末东北鼠疫的大流行，为促成中国检疫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契机。

不过，检疫举措与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及习俗多有抵牾，之所以最终能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多数精英接受，跟晚清特别是甲午战争以降，中国社会对“卫生”的日渐重视有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先生长期致力于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版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专著，译有《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著）等经典作品。

他对近代中国卫生防疫机制的研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对疾病的应对，关注的重点在“避”和“治”，而非“防”，缺乏积极主动的、由公权力介入的制度和行为。而近代检疫制度被引入和推行，瘟疫爆发是一个契机，但更重要的原因要从国家和社会的内在因素上去找。

今天，活字文化特别推送余新忠教授所著文章《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在文中，余新忠教授介绍了他对清代江南瘟疫、近代卫生防疫机制的研究，探讨了“卫生”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变迁、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复杂面向，以及作为一种权力的省思。

本文节选自余新忠所著《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

余新忠，1969年6月生，浙江临安人。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历史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16年4月，当选2015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近代身体的生成，主要是指我们今天习以为常且与传统不同的有关身体的知识、身体行为与感觉是如何出现以及被普遍接受的过程。这显然是个牵涉面甚广且相对长期的过程，目前黄金鳞、傅大为等人的研究已经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生活以及医疗技术的角度对现代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作出了重要的探究，而对近代西方身体知识的传入与影响，学界亦已有了一定的探讨，这里则意欲从卫生行政的角度对民众身体的国家化和纪律化是如何被引入和接受的过程做一考察，即着重考察卫生行政这一现代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是如何被接受的。

当然，晚清对于近代身体的生成这样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来说，显然只是其中的肇始时期，不过依笔者的考量，从理念上讲，这却是一个从无到有、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期，而且这一开端也基本奠定了后来的演变态势。

在传统时期，中国民众的身体虽然也受到养生、避疫等观念和举措的影响，但总体上基本属于自愿接受性的软性影响，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身体行为基本不会受到外在的强制性干预和监控。自身的身体自由突然遭遇外在的强制约束和监控，无论在何时何地，引起民众的不满乃至抗争，都将是必然的现象。

更何况在近代中国，这些今天看来颇为现代化的卫生制度，在引入和创建过程中，实际上还隐含的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权力关系，这些制度并非全然是以追求健康为唯一指归的，同时也是社会中存在的民族、财产和文化上等各方面的优势者，基于自身的利益，以科学和文明的名义，将相关的举措强行推行于社会全体的利益和权力秩序。

本书从瘟疫这一以往中国史学界甚少注意的社会现象入手，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本书援入新视野，探讨新问题，把握中国历史运行的实情，致力于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实践与发展，既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延伸了疾病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世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作出了新的诠释。

这就预示着，在具体的操作，民众可能只是感受身体行为的被约束，却未必能得到健康上的嘉惠，甚至还可能遭遇更不卫生的待遇。比如，在东北，俄人为了禁止民众的随地大便，往往 “必勒令以手捧出，以除尽为度。” 在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一位15岁的少年在空地里排泄，被外国士兵发现，结果士兵便用刺刀胁迫少年用手将粪便清除，当士兵看到少年的双手都弄得污秽不堪后，便大笑着走了。于此，卫生背后的种族优越感彰显无遗。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中国社会完全顺从予以接受，是难以想象的。

实际上，在晚清，无论是清洁消毒还是检疫隔离，均受到国人不同程度的不满乃至抗争。那么，这样的干预和监控，究竟又是怎么被接受、成为法律规章并予以推行的呢?

首先对于清洁事务，由官僚、绅士乃至学界、商界等精英人士所构成的士绅精英士绅精英很早就对此表示出兴趣和认同。在近代以前，对于环境的污秽而引发的健康问题，时人已有所关切和批评，只不过并未从制度改革的方向来加以思考。

自鸦片战争后实行五口通商以降，随着西方影响的日渐加深，外国租界的殖民当局对近代清洁举措的引进及其效果的彰显，很快就引发了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通商口岸的精英人士对清洁卫生问题的关注和议论。这些议论在厌恶华界的污秽，艳羡租界的洁净的同时，也主张应该学习西方的做法，用强制的办法来约束民众的一些不卫生的行为，比如当时《申报》上一则时论称:

推此清理街道之一条，更复广而充之，严派保甲随时巡行，如租界之法以治之，遇有堆积小便等等，即予薄惩。如此，一则保护民生免遭秽气，且街衢清洁，一望可观，岂不美哉!

这就是说，为了卫生和美观，运用公权力来强制约束民众一些身体行为，是合理的。显然，当时那些 “开化” 的士绅精英，对于出于卫生目的的身体强制干预，是认同和赞赏的。这样的认识后来得到进一步延展，随着作为卫生行政的清洁、消毒事务的不断推进，精英们对清洁事务重要性的论述亦日渐升级，到清末，不仅被视为关乎民族和国家兴亡的大事，而且还被赋予了文明、进步的隐喻。对于官府的清洁举措，民众或时有抗争，但精英们的态度则一以贯之，面对 “健康” 或身体自由这一问题，几乎毫无犹豫就选择了前者。那么究竟又是什么让晚清的中国精英们甘愿接受身体的拘束而对作为卫生行政的清洁举措赞赏有加呢?

卫生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对“近世卫生”这一目前正趋兴起而仍尚薄弱课题的探究，对于呈现中国近世的日常生活经验、近代社会变迁以及省思中国“现代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晚清新“卫生”的登场，不仅逐渐引发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公共和个人生活的环境状况的不满，而且还慢慢使得国人对自己种族的健康失却了信心，并进而开始藉由“卫生”来论述种族和国家的危机。本书首先从“卫生”概念的演变入手，以从概念到观念再到相关实践的思路逐次对清代与防疫和城市环境卫生相关的诸多问题及其历史变迁脉络展开探讨，藉此展现中国近世社会的变动与特质，以及中国人有关身体的认识，并进一步探究传统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中的影响与作用以及展开对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的省思。

首先，与传统因素有关。虽然传统上，清洁事务并未被视为卫生防疫的重要举措，但在明清时期，污秽可能致疫、清洁有助于防疫的观念已经形成，这些观念在晚清正好与来自西方的防疫认识能够很好地衔接。

另一方面，在前近代，特别19世纪以后，一些大都市的污秽问题，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精英们面对华界和租界在城市景象上的鲜明对照时，对此表示出强烈的兴趣和赞赏有加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也因为清洁代表了西方的强盛以及近代的科学与文明。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挟持船坚炮利及其文明制度让中国一次又一次遭受失败和屈辱，在失败面前，中国人不得不无奈地渐渐接受了西方强盛且文明的认识，而在两相比较中，清洁乃是两种文明之间最直观的差异之一，一方面，出游西洋的中国士绅精英纷纷对西方列强的整洁印象颇深，而另一方面，西人又往往因中国的秽恶肮脏而流露嫌恶之情，加之租界的卫生实践让国人耳目一新，于是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的强盛与修洁已渐成士绅精英的普遍认识，他们往往以此来表达对时下中国国之气象不振的不满。比如当时一个工部官员曾就此议论道:

《周礼》有条狼氏涤除道上狼扈，而使之洁清，是周盛时之事。《左传》纪晋文公之霸曰: 司空以时平易道路，陈灵之衰，则曰: 道路若塞，街衢之微。关系国事如是，更证之近事。薛福成日记称，比国都城，街道闳整精洁; 德国柏林城中，街衢宽阔，道路整洁，望而知为振兴气象; 法国巴黎，街道之宽阔，圜闠之闳整，实甲于地球。......外人谨严街政，与古事吻合。

显然在这些论述中，清洁不仅是强盛发达的西方列强的重要表征，而且也是中国摆脱贫弱气象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清洁也象征着卫生、科学和文明。追求清洁，乃是为了防病健身。比如1890年代一则时论就此指出:

道路最宜洁净，西人于此尤为讲究，其街道上稍有积秽，无不立予扫除，仅以美观瞻，实以防疾疫也。蕴积秽气，最易酿疫，垃圾之中，无非秽恶，倘积聚不散，熏蒸之气中于人身，则必成疾。虽曰自甘偷惰，尹戚自贻。而此等疫疾，最易传染，且将滋蔓乡邻，波累不止，此其害胡可胜言。故工部局专用人夫驱马车以供泛除之役，其用意为深且至矣。

不仅如此，时人还往往用西方最新的细菌学说来加以解释，比如《北洋官报》上一则评论指出:

污浊者，引疾之媒也。凡不洁之空气，腐败之食物，皆有微生物，侵入肺腑，即成疾病。居室卑隘，则空气不敷，人所排泄之碳酸，留滞室中，触之伤肺，人之肌肤，有无数血管之细孔，常排泄血液中之败物于体外，其排出之量，每日凡三四磅，故皮肤不洁，尘垢堆积，则管孔闭塞，不能排血中污物。衣服污秽，其弊亦同。

既然清洁有利于卫生，符合现代科学道理，且关乎国家的强盛，那若不注意清洁，不讲卫生，“际此文明世界，亦为生人之大耻也”。

本书的编选，旨在跳出单纯医学史的范畴，凸显当前医疗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面相——社会史和文化史。强调将社会史的分析和文化史的诠释结合起来，不仅还原和描绘医疗史实演变的具体过程，更要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及其特定的文化含义。

再次，还缘于士绅精英对西方列强与租界整洁的良好的身体体验以及因不洁为外人欺辱的焦虑。同治以降，清朝开始不断有官员和士人赴海外考察、游历，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对西方和东洋的整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留下了较多的相关记载。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各国的清洁整齐让他们获得了美好的观感和身体体验。比如，光绪初年出使欧美的李圭，对欧美各国都市的修洁多留有良好的印象，特别是对巴黎，更让人甚感艳羡。他说:

居人约二百万。街衢阔大洁净，两旁多植树木，绿阴蔽道。列肆若蜂房，整齐华丽。屋皆六七层，每层户洞护以镂花铁阑，涂金采，异常美观，英美皆不及也。无昼无夜，车马往来不绝。居人喜游宴，衣尚鲜华。他国之人来此，亦游玩居多，无不艳羡之，甚有乐而忘返者。

而20世纪初访问巴黎的康有为，亦对巴黎的街道仍留有非常美好的印象，并进一步将此与卫生联系起来，并联想到中国的情况，称：“今美、墨各新辟道，皆仿巴黎。道路之政，既壮国体，且关卫生。吾国路政不修，久为人轻笑。”

西方各国纵然 “美好”，但毕竟远在天边，能够出洋访问者，终是少数，而租界，就在国门之内，显然更容易让精英们有机会切身体会整洁的感受。晚清著名的官绅郑观应曾在《盛世危言》中记录下了他的感受:

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欺辱也。

不仅如此，当时的舆论还出现外人以环境不洁为由，侵蚀中国主权的言论，为此，报端的一则时论呼吁道: “窃谓中国内地街道，若欲如上海租界之广大整齐，诚非旦夕所可望，若仅疏通其沟道，粪除其地面，要不为甚难，且本属地方官应为之事，无可推诿者。奈何视为具文，既使无数之人民死于非命,而又为外人所借口也。”

从以上这些议论中，不难看出，对晚清的士绅精英来说，对整洁的体会，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愉悦，还有卫生和强盛; 而污秽带来的，既有身体上的难受，也有感染疾疫和遭外人欺辱的焦虑。

又次，洋人对中国污秽、肮脏的普遍性的描述亦让精英们感到耻辱，并由此产生激励之情。如果要说，西人和日本人对晚清中国最普遍且深刻的印象乃是中国的肮脏与不讲卫生，大概不算夸张。比如19世纪末，一位美国旅行者约翰·斯塔德 ( John L. Stoddard) 在游历过中国后，这样向人介绍他印象中的中国:

有一个作者曾说道，在上海中国人居住的城区转一圈之后，他简直想吊在晾衣绳上被大风吹一个星期; 天津肮脏的程度和难闻的气味还要糟糕; 即使是在北京，据大家所说，大街小巷也污秽不堪，令人厌恶，卫生条件之差超出想像。如果连首都都处于这样一种恶劣的状况，那么，外国人罕至的内地城市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姑且不论这样的论述背后是否存在种族和文化的偏见，从前面所引的资料中已不难看到，至少当时中国的士绅精英对此似亦感认同，认为“我国人素不重卫生之道，居室卑污，衣物垢秽” 。晚清的士绅精英虽然不得不承认外人关于中国污秽、肮脏的说法，但他们内心显然不是滋味。不难想见，他们接受这种明显带有民族和文化优越感的论述，并不是想自取其辱，而是希望能够学习西方，发愤图强，改变中国这一令人感到耻辱的形象，进而实现保种强国的宏图。一如以下这则议论所言:

卫生之不讲，其影响之及于国家者甚大，有心世道者，须从事于此，以挽中国之积弱，而使亿兆同胞均知此身之重，与国家有直接之关系，凡不宜于卫生者，皆思有以改良之，若饮食、若衣服、若宫室、若起居，皆常合乎生理，调剂得其道......凡一切不洁，尤有碍于卫生，如尘秽之物，污浊之水，均宜涤荡扫除，务使尽净。

最后，士绅精英的身份认同亦让他们对卫生清洁持赞同之态度。罗芙云通过对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都统衙门统治下中国精英行为的观察，敏锐意识到中国的精英们其实与作为占领者的日本人具有颇为一致的心态，即 “将他们自己与混乱的他者区别开来，并且作为亚洲同伴，跻身 ‘现代文明’ 的新秩序之列。对于中国和日本精英而言，这个混乱的他者主要被定义为 ‘迷信’、‘落后’、有缺陷的中国人” 。

这一心态，我们从当时那些议论中往往将污秽、不卫生的行为归之于 “愚昧” 的下民中，亦不难体会到。比如，严复在论述中国之不洁时说: “容膝之室，夫妻子女聚居其中，所嘘噏者，皆败血之残气; 处城闉湫隘之地，为微生疫种之所蕴生，而其人又至愚，与言卫生，彼不知何语。”

而孙宝瑄则在 20 世纪初的日记中，通过将西方金德孟 ( gentlman) 和中国名士的对比，认为，清洁乃名士必须的素质。他说:

所谓金德孟者，尤贵修洁身体，其涉世酬应，以神气爽适，衣履整洁，须发修理，齿爪雅净为主，不如是不得为完备之金德孟。忘山曰: 我国名士，以囚首垢面，不自修饰为高，此实大非。盖修洁身体，所以免人之憎厌，否则以秽恶当人之前，使人不悦，殊悖于社会之公德也。是故洁也者，所以为人，非以为己。

显然，有碍国家强盛和文明形象的污秽乃是愚夫愚妇的行为，作为往往心怀利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理想抱负的士绅精英，无论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盛，还是为了彰显自己的 “先进” 与文明，以及与那种令人感到耻辱的污秽、肮脏无关，都自应大力倡导清洁观念和举措，尽管要保持清洁，需要付出身体自由受限的代价。

在以上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晚清的士绅精英对于清洁事务从一开始就持赞赏和提倡之态度，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对推行此务的认同度和迫切感还日渐增强。好洁恶污，或乃人之本性，尽管不同时空中人们对清洁认识并不一致，对污秽的身体感受也明显不同，但大概极少有人会对洁净整齐的环境感到嫌恶和痛苦，不过同时，要保持整洁，显然需要付出社会管理、经济以及身体自由方面的代价。

而且，这些在身体早已习惯于现代相对卫生环境之人而言理所当然的认识和规范，在当时的情境中的人来说，却未必是当务之急或必要。所以，要制定和推行清洁的规范，显然存在着是否可行、必要以及值得的问题。然而，精英们虽然对于身体自由的受限等代价心知肚明，但在他们看来，这点代价乃西方通例，实有必要，对此的不理解不过是愚民蒙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