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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看武汉|医护人员的风险感知:对抗非典时的新加坡
了解传染病中医护人员的恐惧和忧虑,会为应对当下的疫情提供经验。本文研究者使用自陈问卷和事件影响量表,对新加坡9个主要医疗机构15025名医护工作者在新加坡SARS流行期间的风险感知以及个人和工作生活的受影响程度进行了评估。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基于合理的流行病学原理而采取的简单保护措施,如果及时实施,将大大缓解医护人员的疑虑。流行病爆发期间,医疗机构有责任保护医护人员,帮助他们应对个人恐惧和高压的工作环境。
以下是我们进行的编译。
2月4日,上海火车站,大屏幕上播放着戴口罩的方法。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SARS于2002年11月在中国南部爆发后,在全球范围内,以惊人速度蔓延了7个月,最终得到控制。29个国家的8422人受到感染,其中908人死亡。它及时提醒我们,尽管上世纪医学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现代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里,新出现的传染病构成的危险变得比过去更严重。
医护人员在一线拯救生命的同时,自己也面临感染风险。事实上,医生的感染风险是最大的,占全世界感染者比例的21%。加拿大医护人员受影响比例最高,占所有被感染医护人员数量的43%,新加坡紧随其后,为40.8%。
医护人员忍受社会污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面临来自自己家庭的排斥。他们感觉如何?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生活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从10,511份有效问卷中(占70%),我们发现,尽管大多数(76%)认为个人患上SARS的风险很大,但他们(69.5%)也认可这种风险是工作的一部分。临床人员(医生和护士),每天与SARS患者接触的人员,以及受SARS影响的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更高的焦虑水平。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工作压力(56%)和工作负荷(53%)增加。许多人遭受了社会污名(49%)和家庭成员的排斥(31%),但是大多数人(77%)感到社会赞赏。大多数人认为所实施的个人保护措施是有效的(96%),机构的政策和方案清晰(93%)且及时(90%)。
研究结果
·个人风险感知:
大约三分之二(66%)的人说,他们感觉 “暴露在非典的巨大风险中 ” 。共有76%的受访者害怕患上非典型性肺炎。与此同时,69.5%的人接受工作带来的这一风险。与包括护士在内的所有其他类型的医护工作者相比,医生更容易接受 “感染非典是工作的一部分风险”。
·家庭和社会:
医护人员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受到显著影响:82%的参与者担心无意中将疾病传播给家人、朋友和同事。大多数人(87%)表示“与我亲近的人担心我的健康”,69%的人表示 “与我亲近的人担心他们会因为我而被感染” 。共有49%的人认为,“人们因为我的工作而避开我”,而31%的人认为“人们会因为我的工作而避开我的家人。” 不过积极的一面是,大多数受访者能感到来自社会,以及自己的医院(或诊所/老板)的肯定。
有趣的是,对比医生和护士,那些不直接参与病人护理的人,例如保健员、保洁员或行政人员,更有可能感受到社会的肯定。
·压力与工作量:
56%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变大”,53%的人感觉工作量加大,54%的人表示他们不得不做那些“平时不会做”的工作,36%的医护人员表示自己不得不加班。受非典影响的医院的医护人员,每天接触病人的医护人员、护士,已婚并有孩子的医护人员更容易感到压力陡增。
与被指定治疗非典的医院相比,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更多报告了工作量增加。与医生相比,其他类别的工作者,如护士、服务员、清洁工和行政人员(理疗师除外)更多地报告了工作量增加。与单身的医护工作者比较,已婚并且有孩子的医护工作者更多地报告了工作量增加。
预防措施
机构的预防措施得到了很高评价,96%的人认为 “总体而言机构采取的防护措施在工作中有效” ,95%的人 对“机构对自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强调”表示满意(whereas 95%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explanation of their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to me ” ),93%的人认为 “ 每个人应遵守的政策和协议非常清楚” ,90%的人认为 “政策/协议实施得足够及时 ” 。
至于预防措施的落实(compliance)方面,92%的受访者认为大部分医护工作者能够坚持执行建议的措施,72%受访者表示执行这些措施的难度不大。与医生相比,包括护士在内的其他医护人员更难坚持预防措施。
上海街头小店,大多贴出戴口罩才能入内的告示,使人感知到身边的风险。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图讨论
·个人风险感知:
大多数人(66%)认为自己面临很大风险,并担心自己会染病(76%)。鉴于医护工作者的病死率为11%,“非典战士”们再怎么谨慎也不为过。
人们必须亲临现场,才能充分理解医护人员必须面对的两难境地 —— 承担救治病人的义务同时保护自己。现代新兴的传染病及其伴随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需要我们围绕医疗行业和社会义务的伦理和法律问题进行新的探索。
69.5%的受访者接受他们工作中必须承担的感染非典的风险。这一事实表明,新加坡的医护工作者有值得赞扬的职业精神。不过,勇敢和莽撞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面对SARS这类危险传染病时,有点恐惧其实是一件好事。
我们的研究显示,理疗师和护理人员是最不担心自身感染风险的人群,他们相对漫不经心,需要我们更加注意。所有种类的医护工作者都有被感染的风险,通常我们更关注医生和护士,但事实上,无论医生、护士、护理人员、清洁人员或行政工作者,各类医疗工作者都应参与培训,且机构应严格监测预防措施的遵守情况,其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家庭和社会:
同时,医护工作者在照顾病人的责任和危及亲人的可能性间,感到被“撕裂”。这些情绪很难控制。很多医生会让他们的家人在疫情暴发期间远离他们。同时有媒体报道,出租车司机拒绝载送医护工作者;在地铁里,乘客回避穿着制服的医护工作者 —— 甚至他们的孩子也会被这样对待。这样确凿的社会污名让几乎三分之一的医护工作者认为,“人们因为我的工作避开我的家人”。
幸运的是,政府能够有效利用媒体来对抗这些偏见,广泛的报道突出医务工作者的勇气和奉献精神,使公众舆论转向了相反的方向,公众对医务工作者表达了赞扬。正如调查证实的,77%的医务工作者对他们得到的社会支持感到鼓舞。
不过有意思的是,与医生、护士和救护人员相比,那些较少直接参与病人直接护理的人,如保健员、清洁工和行政人员更多地感受到社会赞赏。一种解释是,医生和护士倾向于认为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英雄”,而是在履行自己的专业义务,以符合人们对他们的期待。而对通常居于幕后的非临床工作人员来说,被称为“英雄”可能意味着更多。
·压力与工作量:
值得注意的是,治疗SARS 指定医院的工作人员虽然更可能感到被歧视,但他们确实受到社会的称赞。这可能是由于不成比例的媒体报道 —— 因为他们是指定的医院。
事实上,当每出现一个SARS病例或集群病例时,其他医院都会遭遇负面报道。
预防措施
“非典”带来了一整套新的感染控制挑战,而新加坡的医疗机构的应对存在缺陷。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绝大多数医护工作者对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感到放心,他们普遍认为这些措施是有效的。它很好地反映了卫生机构的领导能力和危机沟通技巧。实施的个人防护措施基本是一样的(使用呼吸系统防护装备、防护服、手套、护目镜,遵守感染控制协议,以及自我监测非典的症状和体征)。大体上,对个人防护装备的效用的信任,以及关于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的训练,增强了医务工作者的信心。
这方面,新加坡与措施延迟、沟通随意、引起恐慌、行动不协调的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研究表明,超过80%的新加坡人认为,官方提供的有关SARS情况的资料 “准确、清楚、充分、及时和可靠” 。普通民众的焦虑水平较低。
疫情中得出的教训是,面对未来的疫情,无论自然发生的还是生物恐怖主义邪恶行为的结果,医护工作者都是卫生应对的核心。如果医护工作者在危机期间放弃了他们治疗病人的社会责任,结果将不可想象。与此同时,医疗机构有责任保护他们,帮助他们应对恐惧、忧虑、以及工作的压力。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通过坦率地承认流行病的风险并根据良好的卫生和流行病学原则及时实施简单的保护措施,可以避免恐慌。这些措施不必万无一失——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才能保护医护人员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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