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读《马上治天下》︱重审鳌拜及其时代

鳌拜辅政时期（1661-1669）作为顺康之际权力过渡与政治转折的关键时期，是清代政治演进中的重要环节，亦是清代政治史研究中无法绕过的议题。这不仅因为辅政时期关系到清初新旧交替之际诸多政治力量的升降与重组，还在于辅政时期的政治倾向与策略在调适满汉的背景下，影响到清初政治体制与权力秩序的构建。以鳌拜来命名辅政时期，意在凸显鳌拜的威势与影响力，乾嘉之际金象豫所辑《国朝大事记》中便已采用了这一称呼。事实上，从辅臣间的权势变化来看，在康熙六年索尼去世前，四辅臣的内部平衡尚能维持，所谓鳌拜专权，只发生于索尼身后的短暂时间。以鳌拜一人作为辅政时期的缩影，即大体反映出清人对这一时期的整体认识与评判。

鳌拜是清人以及当代史家并不陌生的人物，清仁宗处置和珅时，即与“圣祖仁皇帝之诛鳌拜、世宗宪皇帝之诛年羹尧”（《仁宗实录》卷三八）相类比。稍晚于此，昭梿在所著《啸亭杂录》中称鳌拜托病不朝，更于圣祖探视时藏刀于榻下，圣祖遂决计擒拿鳌拜。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鳌拜的形象均被塑造为心怀不轨、罪孽深重的权奸。这种形象的直接起源，自然是康熙八年五月由圣祖钦定的鳌拜罪款三十条，涉及结党、擅杀等罪状。圣祖也在谕旨中反复展现这一形象，如康熙十一年有旨强调苏克萨哈灭族之祸皆在鳌拜，圣祖晚年更多次向廷臣回忆鳌拜的专擅、申述亲政之初的无奈。

不过让清帝感到踌躇的是鳌拜作为开国功臣的一面，这也是鳌拜能够成为辅政大臣的前提。对鳌拜功勋的肯定，最早见于康熙五十二年。是年四月，有旨追念鳌拜“从征效力”时为“功劳显著”之臣；九月，又在追封开国功臣时列入鳌拜，允其后人承袭一等男爵。雍正年间，世宗以“皇考既已施恩宽免鳌拜之罪”为由，进一步恢复鳌拜名誉。雍正五年复还鳌拜一等公爵并致祭，六年赐全葬并致祭，九年追封超武公，与费英东、扬古利等名臣并列，此时颇有以功掩过之意（《清世宗实录》卷六三、六七、一百零四）。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清廷为鳌拜罪案平反。世宗明言“数十年来，惟闻鳌拜僭妄无礼、擅权作威之罪，未深知伊之功勋”，可知鳌拜作为功臣的一面始终隐而不彰。乾隆二十三年，高宗指示军机处查询鳌拜时期内大臣费扬古父子被杀始末，已透露出些许端倪。至四十五年，高宗发布长谕对鳌拜作出定论，谕旨中仅有一句谈及鳌拜早年的战功，此外大多围绕辅政时期的旧案。高宗显然对康熙末年以来恢复鳌拜名誉的尝试并不满意，因此对鳌拜总体持否定的评价，反复强调其桀骜不驯、结党擅权的罪状，并声言意在鉴往儆今，使今后的“秉钧执政者”有所顾忌，以“肃纲纪而杜佥邪”。原已恢复的一等公爵位亦被降为一等男爵，鳌拜在此后的政治语境中即成为权奸的代名词。

在朝廷之外，士大夫如何看待鳌拜？鳌拜在成为辅臣前，长期担任八旗系统的职官，与士大夫应并无太多接触，几乎完全缺乏来自同时期汉官同僚的记述。鳌拜获罪后，考虑到本朝史的敏感，士大夫也大多闭口不谈。嘉庆以后，随着政治压力的减小，士大夫开始重新关注国初掌故，鳌拜其人以及辅政时期的若干片段因此成为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尤以圣祖擒拿鳌拜的情节最具代表性。官书中从未透露过拿问鳌拜的细节，似与一般官员被革职问罪无异，昭梿记载称圣祖与索额图密议，在召对之日命侍卫擒拿鳌拜，当是八旗社会内部普遍流行的版本。姚元之提供了更为曲折的说法，称圣祖早有谋划，挑选小内监中强壮有力者，令其习布库戏，训练既久，遂于鳌拜入内奏事时擒拿之（《竹叶亭杂记》卷一），其后梁章钜撰《归田所记》、陈康祺撰《郎潜纪闻》，均因袭姚说。其真实与否已不可考，但无疑为官书中单调的鳌拜形象赋予了一些传奇性，而这种非常规的问罪方式，亦间接展示出鳌拜孔武有力且跋扈难制的形象。

近代以来的通俗文化亦参与了鳌拜形象的制作。圣祖智擒鳌拜的传说，加之辅政时期隐秘莫测的中枢政争，均为通俗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极佳的素材。声名最著的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自不必论，如李伯通于1928年出版的《清朝全史演义》，第四十二回为“诛鳌相布库小用武”，即围绕鳌拜被擒前后做了详细的发挥。另一本流通甚广的书是1915年出版的《清室外纪》，称鳌拜专横僭越，圣祖与太后太后掷骰定计，命小太监擒拿鳌拜。该书系陈冷汰、陈诒先节译自英国人巴克斯（E. Backhouse）与濮兰德（J.O.P. Bland）合著的《北京朝廷编年记事（16-20世纪）》（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虽非小说，但杂取官书、稗史与民间传闻，实未足取信。不过此书出版之初，中华书局在《申报》刊登广告，将鳌拜刑诛与顺治逃禅、香妃赐死等宫闱秘闻并列为“本书内容之奇妙”。此类章回小说与通俗读本的演绎，固然出于迎合读者猎奇的心理，也使鳌拜的负面形象深入人心。

无论清代国史书写对鳌拜的臧否评断，还是士人掌故之学对其轶闻的蒐求，甚或是近代以来的通俗演绎，其焦点皆在鳌拜个人，而非辅政时期。那么应如何理解四辅臣时期在清初政治史中的地位？孟森认为辅政体制是以世祖遗诏为根据，“其以入关以来接近汉臣为遗，盖非一日”，直到鳌拜倒台后，圣祖亲信汉官，“凡辅政时所不足于世祖之渐染汉俗者，次第复旧”，“悉用前代盛明故事”。易言之，满洲制度与明制之间、满洲旧俗与汉化之间的张力，是辅臣时期制度变迁的基本出发点。如从汉化论的视角来看，辅臣时期是清初汉化历程中的一段曲折甚至倒退，显然不宜予以太高的评价。然而孟森亦注意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亦即从满洲传统来看，辅臣体制是对此前摄政体制的修正与改革，有鉴于辅政之“太专”，故“以异姓重臣当大任”。孟森的这一论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文学界分析辅臣时期政治走向与权力结构的基本框架。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思治、孟昭信等学者即颇具洞见地指出，从摄政到辅政的改革，反映出皇帝与八旗关系的变化，这一体制可以确保皇权不被篡夺，虽然其内在弊端导致辅臣擅权，但确实起到承前启后、稳定朝局的作用。

不可否认，辅臣的权力来源、制度结构，是理解辅臣体制的核心问题，但仍不足以窥见这一时期的全貌。首次以一本专著的篇幅详细检讨辅臣时期的是美国学者安熙龙（Robert B. Oxnam），他于1975年出版了《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一书，此书的雏形，是他1969年向耶鲁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鳌拜辅政时期的政策与党争（1661-1669）》（Policies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辅臣时期对北美汉学界而言，是一个近乎完全陌生的题目，安熙龙撰写此书时，所能参考的先行研究相当有限。不过从北美汉学界的内在理路来看，安熙龙此书又有其脉络可循。

在“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下，战后北美学界将清代中国形容为一种保守而停滞的“旧秩序”，在西方冲击下渐次瓦解并开启近代化转型，因此对清代前期的研究整体上缺乏兴趣。1937年恒慕义（Arthur W. Hummel）主持编纂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大抵成为英文学界对清初人物最为直接的知识基础。1942年，梅谷（Franz Michael）出版了《满洲统治的起源》（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是对清前期统治模式较早的探索，除此之外，成果寥寥。恰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同一时期的学者对明代中国的政治与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即以最具代表性的贺凯（Charles Hucker）为例，他于1961年出版了《明代政治考》（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以极短的篇幅简要介绍了明代中国政府组织形式及其运作模式，又于1966年出版了《明代监察制度》（The Censorial System of Ming China），后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讨论此议题的英文专著。1965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了明代政府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论文集《明代政府七论》（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此书的书名事实上颇有深意，贺凯在序言中指出，明代制度研究之所以受到关注，乃是因为学者逐渐认识到明代是传统中国制度与文化成熟的顶峰，而继承明制的清朝则乏善可陈，最终受到西方扩张的冲击。言外之意，清代政治与制度缺乏内在的活力，与明代相较只是无可避免的衰退。

清初历史在明史与晚清史的遮蔽下黯然无光，这正是安熙龙及其同辈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安熙龙耶鲁时期的老师史景迁是北美学界较早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档案的学者，亦最早尝试突破清初史研究的困局。他于1966年出版修改自博士论文的《曹寅与康熙》，开一时风气之先，使清代政治史、制度史成为北美清史学界颇受瞩目的议题。安熙龙的同辈学者中，陶博（Preston Torbert）的内务府研究、吴秀良的奏折制度研究、黄培的雍正帝研究、劳伦斯·凯斯勒（Lawrence Kessler）对清初督抚的研究以及稍晚于此的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对军机处的研究，均展现出清代中国统治模式较之明代的特异与创新之处，安熙龙的研究正是在此范式转换的背景下展开。

对清初政治的检讨，自然无法回避满与汉的分析框架。安熙龙关于鳌拜辅政时期满汉关系复杂性的探讨，事实上是对汉化论的重审与反思。以汉化论作为清代历史解释的基调渊源有自，亦为中外学界广泛接受，前举梅谷书即是典例。不过安熙龙却对汉化论抱有相当的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师芮玛丽“满汉混合体”（Sino-Manchu amalgam）概念的影响，主张发现清朝制度中的满洲因素，反对走向完全汉化论的极端。在此方面，安熙龙并非是时北美汉学界唯一反思汉化论解释模式的学者，譬如《马上治天下》出版一年后，劳伦斯·凯斯勒所著《康熙帝与清朝统治的加强（1661-1684）》（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出版，该书即以“满洲本土论”（Manchu nativism）作为解释辅政时代的基调。这种潮流正是安熙龙此书的另一条学术脉络。

《马上治天下》出版后，在北美学界曾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1976年，哈罗德·米勒（Harold Miller）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发表书评，对安熙龙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文见第三十六卷一期，130-131页）。他强调辅政时期的政治变化对辅臣个人影响甚于辅臣集团，由此指责安熙龙书中以政策制度独立成章的分析方式事实上割裂了作为整体的政治史，并指出书中对党争与人物的研究皆局限于官方史料记载。事实上，米勒的研究也并未能完全摆脱官方史料的局限，二人抵牾的根源是如何处理清前期政治结构中的满汉问题。米勒的研究方向与安熙龙颇为相近，他的博士论文题为《派系斗争与清朝政治的统合（1669-1690）》（Factional Conflic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g Politics, 1661-1690），倾向于从更长时段考察康熙前期的党派斗争与政治演进，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辅臣时期。二人几乎在同时处理相近的议题，但研究路径相异，安熙龙偏重检视清朝入关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满汉治理方式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辅政时期随着首崇满洲意识在制度政策各方面的凸显而达到顶点。米勒则更关注派系斗争之于构建平衡政治体系的意义，而较少涉及清初统治问题，他注重满洲辅臣及八旗力量，仅将汉人士大夫视作满洲政争的牺牲品。安熙龙在回应中除了重申自己对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的整体观察外，更表明了对汉化论的批评（文见《亚洲研究杂志》第三十六卷三期，601-603页）。

作为唯一一部讨论辅臣时期的专著，安熙龙此书对北美清史学界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凯斯勒、司徒琳（Lynn Struve）等学者均曾肯定该书的价值，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在一篇研究江南奏销案的论文中，即受到安熙龙博士论文的影响，强调鳌拜及其他辅臣的强势统治，关注满人在官僚政治和财政事务中的参与角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政治史、制度史在北美清史学界的短暂繁荣遂告结束，特别是对清前期的研究，数十年来鲜有实质性的推动。因此时至今日，安熙龙此书仍然是讨论这一议题时所必须参考的先行研究。2002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九卷（清代前中期）康熙时代一章中，史景迁关于辅政历史的论述即以安熙龙的研究为基础展开。

《马上治天下》完成于五十年前，以当下的学术标准与研究状况来看，局限性显而易见。安熙龙撰写此书时，清初史研究最大的困难即是史料的缺乏，北京所藏的大量清初满汉文档案尚未能供学界查阅，地方文献以及士大夫的文集亦未能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因此该书中对辅臣时期的政治决策及其落实情况的讨论，固不免失之浅显。但安熙龙所奠定的一套分析结构，今日视之仍然是基本成立的。事实上，即便在中文学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辅臣时期更多只是作为叙事的一环出现于名目不同的通史著作中，而鲜少有深入的专题研究，辅臣时期研究的长期滞缓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清初政治史研究中的某些困局。

新史料的发现与释读首先是清初政治史研究一个可期的突破点。即以档案文献为例，杨珍在此方面贡献良多，提供了绝佳的研究范例。她兼采满汉文档案史料，对清初史事多有发覆之功，特别是她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中，找到一份康熙四十五年圣祖向明珠、马尔汉等老臣回忆早年与鳌拜的冲突以及拿问鳌拜始末的记述，这份出自当事人的口述披露了大量外人不知的细节，对进一步探讨辅政时期的君臣权力关系颇有助益（《清前期宫廷政治释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必须指出的是，新史料的发现未能改变清初史研究的主体史料构成，只能补正传统史料之缺漏与错讹，很难动摇旧有的解释模式，因此对传统史料的精读与深挖，当是另一种行之有效且颇有前景的研究方式，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是姚念慈的长文《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收入《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三联书店，2018年）。他在传统史料基础上重审清初政治，新见迭出，如论及辅臣的由来、位序和权力、辅政体制的构造及运作等问题时，仍以《实录》为史事检讨的支撑性史料，前后勾稽、由表及里，据官方有限记载发微顺康之际的政治实态。

自孟森以降，学者对辅臣时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以辅臣为代表的满洲上层的某些政治活动，辅臣的个人关系、权力来源等经典问题在每转益进的研究中日见廓清。这不免将辅政时期简化为满洲内部政争、反汉化政策、满汉冲突等几个主题，事实上没有看到辅臣时代政治的多元面向以及满洲勋贵之外其他政治力量的活动及其策略，既消解了清初政治的复杂性，亦没有注意到清初满汉之间角力与交错并存的状态。易言之，满汉的族群因素往往并非清初政治的决定性因素，政治利益的分野有时也与满汉的族群界限不尽相同。

司徒琳的研究在此方面提供了颇具新意的参考。她于2004年发表一篇专论魏裔介与鳌拜时期科举改革的长文，名为“轿上治天下”（Ruling from Sedan Chair），与安熙龙《马上治天下》的书名恰相呼应，意在揭橥鳌拜时期汉官群体的活动及其对辅臣政策的因应策略（文载Late Imperial China二十五卷第二期）。她对首崇满洲与强势汉化之间对立的二元解释模式提出质疑，同时以废除八股、削减员额等科举改革为例，强调辅政时代与顺治后期乃至明清之际在社会问题和某些倾向方面的延续性，特别是对辅政期内汉人高官在政治决策中角色的复现，以及对制度变革牵涉的多方利益的展示，极大揭示了当时政治的复杂性，这些均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于辅政时期政策政制的真实面向。此外，哈利·米勒（Harry Miller）则关注辅臣对地方士人影响力的压制，亦为理解江南士大夫在辅政时期的政治境遇与生存状态提供了不无裨益的考察（State versus Gentry in Early Qing Dynasty China, 1644-1699）。

诚如司徒琳所言，康熙元年至九年或是清代政治史中最难洞察的阶段之一，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亦是最为艰深的议题。新史料的扩展以及传统史料的精读，均有助于深入理解辅政时期之于清初政治演进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辅政时期并非是以满洲重臣及其政策取向为主体的历史，更应看到政策生成背后的机制以及机制中的个人，特别是在满洲重臣遮蔽之下的汉官、中层官员等等长期失语的个人。如何全面理解康熙初期的政治走向，避免陷入满汉截然对立的窠臼之中，则是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