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月同天”到“与子同裳”：汉诗文在古今日本

日本汉语水平考试事务所捐赠给中国湖北高校的抗击“新冠”疫情援助物资的纸箱上附有八字寄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八字寄语出自《唐大和上东征传》，是日本长屋王馈赠中国的袈裟上所绣的文字。于是大家都颇为感慨，八世纪时的日本人就已经写出了如此内蕴深厚的汉文，且历经一千二百多年，一直沿承至今。日前又有四家日本机构联合捐给湖北的物资上写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如今在这个地球上，还在使用汉字的异国人，大概就数东邻的日本人了。

那么，实际上的日本人，其汉学修养，或者说，今天日本学生的汉文教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知道，差不多一直到十世纪之前，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人，虽有日语，却是没有自己文字的。大约2300年前，随着中国的稻作文明和金属文明的传入，文字应该也有传入，以后又有儒学和佛教的传入，便有了《论语》和各种佛经的文本。日本人试着用汉字汉文来撰写公文，记录自己的历史，现存最早的《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就都是用汉字汉文撰写的，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诸如《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都是皇室和高级官吏、僧人等创作的汉诗汉文集。

今天的人们去日本旅游时，在九州的太宰府或是京都等地，每每可见到茅草屋顶、历史悠久的天满宫，那是纪念大学问家菅原道真（845-903）的神社，他编纂过汉文的《日本三代实录》等著作，他有一首《九月十日》的汉诗至今仍在被人们传诵：“去年今夜待清凉，秋思诗篇独断肠。恩赐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余香。”

用假名和汉字混合创制的日文记录的《古今和歌集》等，则诞生在十世纪以后了。

平安时代的中后期（大约10-13世纪），日本本土的国风文学很兴盛，汉文汉诗多少受到了一点冷落，但用汉字撰写的诗文仍然有很高的地位，日本人根据汉字的草书体和楷书偏旁创制出来的文字，只能称作“假名”，而汉字才是“真名”。

到了镰仓时代末期，由于宋元时期的中国僧人的东渡和日本僧人来中国习佛，又兴起了一个以寺院为中心的“五山文学”，那纯然是汉诗汉文的世界了。其中有一个叫雪村友梅（1290-1346）的僧人，是“五山文学”的代表之一，他有一首汉诗很耐读：“枯似荣兮俭似奢，醉霜枫叶染辰砂。一枝折向铜壶里，胜对春三二月花。”将佛界与俗界、实像与虚像自然地融为一炉，让读者自己去仔细玩味。还有被后人称为是五山文学双璧的义堂周兴（1325-1388）和绝海中津（1336-1405），写的汉诗文也不乏佳作。绝海中津不仅诗文都十分出色，还把从中国传来的四六文体在日本的禅林中广泛传播，在日本也掀起了四六骈文体的热潮，影响一直沿承到了近代。试举他的一首《宿北山故人房》：“拟访北山友，来书偶见招。入门松日落，对榻夜灯烧。诗苦寸肠断，钟清诸妄消。天明辞胜侣，云雪涨溪桥。” 诗苦寸肠断，或许是寻常诗人的感慨，钟清诸妄消，则又进入了一个禅林的世界。

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朱子学传到日本，因其主体思想适合当时的江户幕府，于是从民间到官府，掀起了儒学的热潮，王阳明的著作也成了武士阶级诵读的经典。当时的中上层阶级，都可以熟练地阅读中国的经典，只是阅读的方法，是一种日本人自己发明的“训读”，在文字的右侧注上顺序符号（因为日文的动宾顺序与汉文相反），大致就可理解汉诗文的意义。江户时代，日本虽然隔绝了与所有外国的官方联系，却接受了12批来自朝鲜的通信使，彼此之间的交流，差不多完全用手写的汉文，被称为是“笔谈”，朝鲜人回国后撰写的旅行记和考察记，也都是汉文，对于稍有文言文学养的中国人来说，今天读来也毫无阻碍。江户中后期有一个历史学家赖山阳（1780-1832），撰写了一部很有名的《日本外史》，我曾买来读过，从头至尾，都是用汉字汉文写的，他当然是写给日本人看的，可见，当时有些教养的日本人，都可阅读汉文。

进入近代的明治时代以后，日本人已经渐渐认识到了中国的衰败，鸦片战争以及后来一系列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国的屡屡战败，使得中国的形象在日本大大受挫。但是明治政府的领袖们，大半都是江户时代出生的，他们依然接受了良好的汉文教育，甚至在明治初中期，通晓汉文汉诗依然被看作是是否具有教养和学养的表现。即便后来猛烈抨击儒学和贬抑中国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他少年时读过差不多所有重要的中国古典，比如《论语》《孟子》《诗经》《书经》《世说》《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史记》《前后汉书》等，尤其是《左传》，对其中的第15卷曾经通读过十一次，有趣的篇章都可背诵，由此可知他在汉学方面具有深湛的修养。第一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虽然出身低微，汉诗文的功底仍可称道，我在下关的日清媾和纪念馆内见过他书写的手迹，与李鸿章的字迹并排挂在一起，同样苍劲浑厚。他写过一首《日出》：“日出扶桑东海隈，长风忽拂岳云来。凌霄一万三千尺，八朵芙蓉当面开。”气势不小。倒幕初期的风云人物西乡隆盛（1827-1877），也不完全是一个赳赳武夫，他有一首《偶成》，被认为是抒发了倒幕志士的热血胸怀：“几历心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陆军大将乃木希典（1849-1912），因其在日俄战争时驰骋疆场，一直被后世的日本人看作英雄，1912年随明治天皇殉死后，日本人在京都南面的伏见桃山为他建造了神社，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所谓镌刻着“乃木三绝”的诗碑，其中的一首《尔灵山》最为后人称颂：“尔灵山险岂攀难，男子功名期克艰。銕血覆山山形改，万人齐仰而灵山。”所谓“尔灵山”，就是日俄战争时期位于中国东北的二零三高地，该诗写出了两军相战时的血腥和惨烈。由此也可看出，明治时期，即便如这等武将，也常常借汉诗来抒发所谓的豪情壮志，也可知当时中上层的日本人，无论文武，都具有不坏的汉学功底。

汉诗如此，汉文也是如此。明治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1874年从法国留学归来，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翻译过来，却不是用日文翻译，而是用汉文！书名叫《民约论》，据说他的目的，不仅可以供日本人阅读，还可以让当时的中国人阅读。留学德国的文学大家森鸥外和留学英国的夏目漱石，都算是西欧派的维新人士，作品也充满了现代意识，却是写得一手纯熟的汉诗文。尤其是夏目漱石，他在26岁时用汉文写的《木屑录》中回忆说：“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或极意雕琢，经旬而始成，或咄嗟冲口而发，自觉澹然有朴气。”（《夏目漱石全集》第12卷445页，岩波书店1967年）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大家吉川幸次郎，十分欣赏夏目漱石的汉诗，专门编选了一本《漱石诗注》。吉川在序文中指出，夏目漱石汉诗的语汇也许不如同时代的职业汉诗人那么华丽，在典故等的运用上，也显出非专业诗人的痕迹，但他在对汉语的驾驭能力上，恐怕还在职业汉诗人之上。

因此，当1877年底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和书记官黄遵宪等抵达日本时，中方都没有正式的日语译员，与日本的交往，很多都通过笔谈（日方已有华裔的译员），黄遵宪主要通过与日本人文字往来的方式以及文献的阅读和自己的亲身体验，获得了许多有关日本的信息和知识，后来据此出版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同样，日本在经历了漫长的锁国时代后，于1862年派往海外的第一艘官方商船“千岁丸”来到上海时，与中方的交往，也是通过笔谈，当年随船来到上海的高杉晋作，他撰写的旅行考察记《游清五录》，用的多半也是汉文。

1895年结束的甲午战争，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也是一个中国形象巨大的反转点。中国从此几乎成了日本的一个嘲笑对象，伴随的就是汉诗文地位的陨落。日本的教科书上，大幅削减了汉诗文的篇幅。到了大正时代，中国古典的学养，已经不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教养的尺度了，即便是文人学者，有些已经不能解读汉诗汉文，比如大正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吉野作造（1878-1933），自幼在西风美雨中浸淫成长，与中国的古典颇为疏远。1923年来到上海并出版了《魔都》一书的村松梢风（1889-1961），也缺乏中国汉诗文的造诣。当然，也是因人而异，1921年到上海来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因家庭熏陶和自己的喜好，不仅对汉诗文，且对中国的书画，也造诣不浅。进入昭和时代以后，蔑视中国的风气，也越加兴盛，东京帝国大学的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几乎都没有什么人考，后来成了著名的鲁迅研究家的竹内好（1910-1977），最初进入这一科，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兴趣，只是因为容易考，几乎没有什么竞争者，1932年在北京的两个月游学，使他对中国真正产生了兴趣，但他自己坦言，自己并不能阅读汉文（即文言文），于是便转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这一现象，在昭和时代变得越来越普遍。

战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健康而多元的时代，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评价，也回到了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纪元，可以说，对中国古典和文学的研究，在学术上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以岩波书店为首，出版了许多中国古典的注释本和现代文译本，研究著作，也是汗牛充栋。《论语》《老子》等中国的古典，被认为是凝聚了东方智慧的结晶，应该为东方人所共同享用。当然，一般的日本读者，大多已无法直接阅读汉诗文，他们更多的是阅读详尽的注释本或是日文译本，我在旧书店内也购买到许多种《论语》和《菜根谭》的注译本。在江户时期曾经用作儒学讲学所的今天的孔庙（日语一般称为“汤岛圣堂”）内，今天依然面向一般的日本人开设了十多门课程，除了日本汉诗文外，大多是《论语》《老子》、唐诗宋词、王阳明《传习录》等的讲读，稍微收一些费用，据我所知，听者颇众，不过多为上了年纪的人。

那么，今天日本学校中的汉诗文教育情形是如何的呢？自然，汉诗文在今天的日本，已经失去了实用的价值，只是作为一种教养，或者说是对于前人文化遗产的传承，今天的日本学校，自初中开始，在“国语”教科书中依然还有适当的安排。

我看到的一份最新的资料，在初二的国语教科书上，特别编入了一个“汉诗”的单元，里边收录了杜甫的《春望》和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汉语原文，但念法是日文的文言，尽可能保持了汉诗原来的韵味和格调，学生主要也是通过译文来理解原诗的涵义。高中收录汉诗文的课本，名叫《新探求国语综合 古典篇》，第一单元是“汉文入门”，介绍汉文的语法构成和日本式的训读法，内容包括这样几项，一是典故，诸如朝三暮四、塞翁失马等，二是诗文，诗里边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张继的《枫桥夜泊》等，文章有韩愈的《杂说》、周敦颐的《爱莲说》等，还选录了历代史传中的一些精粹片段，思想部分则收录了《论语》的七章和《孟子》的三章。当然，日本的教科书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可由各家编写、各个出版社出版，但必须由文部科学省审定，内容出入不会太大。

在今年一月的国语高考试卷上，汉诗文部分考的是一首谢灵运的《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不同非一事，养疴亦园中……。谢灵运的诗，多少还是有些冷僻的，考的内容有词义解释，甚至还有填空，换言之，你如果不能背诵全诗，填空部分自然是无法得分了，这对于中国的高中生而言，恐怕也是极具挑战性的。日本青年人汉诗文的实际学养，我不敢妄评，不过有了这些基本训练，皮毛的知识应该都具备了吧。（日本中学汉诗文教育的部分，旅日作家唐辛子的帮助甚大，在此谨致谢意。）

这样看来，捐助武汉物品的纸箱上贴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词语，且又是汉语水平考试事务所寄赠，也就并不是很稀罕的了。这差不多是一千五百多年文化流脉的自然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