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景观｜同胞同袍：疫病防控的空间区隔、创伤建构与对立认同

也许此前谁也没有想到，同胞们会在一场来势汹汹的疫病威胁中迈入21世纪20年代。更出人意料、令人猝不及防的是，这场疫病竟蔓延在原本喜庆团圆的春节。……太过复杂浓重的情感席卷而来，许多人甚至渴望能“重启”2020。然而，这终究是现实，不能被重启，而要被思考、被应对，再被反思。

空间化的疾病

长期以来，人类对疾病的认知、与疾病的对抗，不仅是一场“争夺生命”的时间战，更是一场护卫“正常”、遏制“异常”的空间战。福柯曾论及临床医学诞生后疾病的某种空间化趋向：以往的问诊从“你怎么不舒服”开始，后来却被“你哪儿不舒服”所取代。这种区别有些类似于中医与西医的机理差异，前者关注的是生命体的整体状态，后者却聚焦引发异常的身体局部。

在福柯看来，疾病仿佛“一种大型有机赘生物的形象，有其独特的发芽形态、生根形态以及特有的生长区域。病理现象按照它们特有的路线和位置在机体内空间化，借此形成了有生命的进程表象。……疾病是生命里的派生物”。（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临床医学对身体的组织器官进行空间化分类，建立起精密的科室诊疗体系；可以说，现代医学知识与实践的精细分化，正是建基于对身体与疾病的空间化认知。

然而，某些疾病与其说是“生命里的派生物”，不如说是“生命的外来威胁物”，比如具有传染性的疫病，它们有着更为独特的空间化特征。个体生命感染疫病，源自外部病菌对身体的“侵入”，然而疫病的真正威胁在于大规模的蔓延，是被“侵入”的个体又一次次成为“侵犯”其他个体的“病源”。这类传染性疾病的空间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单个的身体之中，而更体现在群体的层面。

因此，社会卫生学指导下的疫病防控，需要以正常/感染、清洁/污染的“二分”标准与明晰界限，在人群流动中建立起严密的空间区隔，保护正常者，维护清洁区，针对性地治疗感染群体，以此阻断病菌的空间性传播与群体性蔓延。在某种程度上，传染性疫病的防控就是一场基于“二分”区隔原则的空间治理。

疫病的创伤化

就这种边界清晰、鲜明对立的“二分性”而言，与疾病相关却相异的另一范畴值得一提。莱辛在文艺评论中曾经旁及过疾病与创伤的异同：“这位诗人在加强和扩大身体痛苦观念方面显出多么神奇的本领啊！他选用的是一种创伤，而不是一种身体内部的疾病，因为创伤比起身体内部的疾病可以产生一种更生动的形象，尽管身体内部的疾病也是很痛苦的。”（莱辛《拉奥孔》）

与“内生”的疾病相比，“外受”的创伤具有更加显豁的可见性与外来侵犯性。在生命体受到外来异质物“侵入”的意义上，创伤与传染性的疫病何其相似。相较于身体内部自生的疾病，疫病与创伤的“因由”相对明确而可认定，对于无辜的生命主体来说，外来病菌、异物或是暴力所造成的伤病更加突显了主体的无辜，致害的“因由”成了需要被追责、被控诉甚至被打击的对象。因此，源于外因的疫病与创伤，都蕴含着受害/施害甚至是无辜/罪恶的“二分性”。疫病不仅仅在空间区隔上关联着“二分”，更在情感与象征的意义上彰显着二元对立。

事实上，疫病本身就能被创伤化，甚至可以说，最终归咎于外因的不幸事件都能被创伤化地建构。这种创伤的叙事、构建过程，是在文化与象征层面反复强调主体所受的伤害，通过理性的二元框架总结所谓的经验教训，本质上也就是在巩固受害/施害、追责/担责的“二分性”。诚如文化社会学家所言：“创伤的文化建构始于这种宣称。这是论及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是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吁求。”（杰弗里·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

“二分性”与“对立认同”

2020年代之初的这场疫病，也在防控阻击战的空间治理与视角各异的创伤叙事中体现着同仇敌忾式的“二分”。而正是这种“二分性”，奠立了科学防控的理性根基，也将人们凝聚成坚强、紧密的共同体。

在防控层面，基于“二分性”的一系列隔离举措是阻断病毒传播链的必要手段，将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有效识别并区隔出来，一方面是保护、维护正常秩序，另一方面是针对性地救治失序的局部，使之最终回归秩序体系。

这种辨识差异、巩固秩序的二分法不仅是临危应急之策，而且本就可谓是现代理性的基石：“现代智力和现代实践的主要构架是对立——准确地说，是二分。……正是它的存在证明了一种鉴别权的在场。……有意义性似乎形成于能够形成差异（即能够作出区分并保持分离）的权力实践之中。”（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鲍曼所说的这种“鉴别权”指涉着一个强大的理性主体，“二分性”开启了理性“大有可为”的实践空间，也彰显着现代理性“明辨是非”“扬善惩恶”的意义与价值。

更重要的是，疫病防控的“二分性”实践与创伤化叙事，有效地唤起了“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的机制。与基于共通性的“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不同，“对立认同”建基于敌我有别、同仇敌忾的二元对立：“同情认同”通过“强调共同的情感来与听众建立亲情关系”，“对立认同”则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这是由于大家共有某种反对的东西而形成的联合”。（肯尼斯·博克《修辞情景》）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危机面前，疫病是同胞们唯一的、共同的敌人，受害/施害、追责/担责的对立结构界限分明。这一边，城乡村镇、各行各业、男女老幼这些相对差异都被暂时性地认同、统一起来，同胞同袍，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高度团结成“对立认同”的共同体。

反思“二分性”

“二分性”闪耀着科学理性的光芒，蕴藏着凝心聚力的潜能。但也恰恰是这种“二分性”，提示着我们反思之必要。

疫病防控实践的“二分性”，一方面基于物理空间层面上的病患隔离，另一方面基于情感象征意义上的敌我对立，但这两者的二元结构并不等同：前者是病患与未感染者的区隔，后者是疫病、病毒与人类的对立。非理性的“恐鄂”言行会将这两种相异的二分结构粗暴叠加，给无辜者带来伤害，这恰恰以反例的形式提醒我们：“二分性”思维及实践虽然是现代理性的“主要构架”，却也可能逸出理性的轨道，产生“误伤”的风险。

事实上，不仅是在疫病防控中，而且是在所有有赖于现代理性的行为实践中，我们都应该慎对“二分”的对象，省思“鉴别”的权力，谨慎地划下这道二元对立的边界。鲍曼在揭示“二分性”的同时也敏锐地指出：“第二部分不过是第一部分的他者，是第一部分的对立的一面、落魄的一面、被压制的一面、被放逐的一面，是它的产物”。（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在我们“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之时，矛头所向也许就是我们的另一面。就像“疾病是生命里的派生物”，病毒也仿佛是生态圈的“放逐物”，镜鉴着食野味者的贪婪无知，也孕育着人类抗体与免疫力的新生可能。

更值得深思的是，理性的“二分”是否始终有效？二元对立、对立认同是否是唯一的实践路径？“二分性”的权力主体是否有必要自我反思、自我约束？在疫病防控的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主体情绪有时也未能得到理性控制，这些似乎都不适用于“二分性”的阐释结构，而更像是值得“二分”实践的主体自我检视的内在病症。这就需要跳出二元空间化、创伤化的敌我有别、无辜/担责的对立思维，反观整体性的全局，反思自我。而这样的反思，也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