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键｜“国士”的忧伤：伍连德、伍长庚父子往事

一个月来，随着武汉疫情的爆发，一百一十年前的清末东北鼠疫与当时的防疫领导者伍连德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伍连德作为“国士”这一面愈发突出的同时，其他方面却愈发模糊。本文以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温斯洛（Charles-Edward Amory Winsolow）档案为中心，试图还原伍连德、伍长庚父子与“美国公共卫生之父”温斯洛间的一段往事。也由此希望，我们在向医护英雄致敬之际，莫忘他们为人父母、子女那份平凡的悲喜。

公共卫生的“特殊使命”

1918年，刚刚结束苏联访问的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自中国返美，顺路参访正在建设中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作为当时中国医学界为数不多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人物，伍连德自不免要前往接待，并由此结识了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美国公共卫生之父”、耶鲁大学公共卫生系的创系主任查尔斯·温斯洛教授（Charles-Edward Amory Winslow, 1877-1957）。

虽然只是一次礼节性的公务往来，但对“公共卫生”的共同关切却使得二人相谈甚欢。自1910年领导抗击东北鼠疫之后，伍连德便一直专注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从无到有的建设，先后参与创立了二十余所医院与中华医学会；而麻省理工大学细菌学研究出身的温斯洛，则在1915年创立了耶鲁大学的公共卫生系，并自此把目光转向更为广阔的公共卫生理念传播之上。少为人知的是，目前全世界所公认的“公共卫生”之定义其实正出自温斯洛1920年一篇名为《公共卫生的处女地》（The Untilled Fields of Public Health）的文章：

公共卫生，是全社会的公私机构、大小社群以及所有个人——通过有组织的努力与有根据的选择（informed choice）——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并促进健康的科学与技术。

这个定义可以说非常清晰、全面地界定了公共卫生的主体、手段与目标，也勾勒出了伍连德与温斯洛二人一生的志业。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温斯洛的定义在舶来中国以后，往往被缩减为“公共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社区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技术”（国内目前几乎所有流行的公共卫生学教科书所使用的都是这一定义）——在主体层面，不再有“公私机构、大小社群以及所有个人”的多元性；在手段方面，“有根据的选择”（informed choice，也可译作“基于信息的选择”）亦被悄然隐去。虽然只是三两词语之别，但其所内含的巨大差异，我们今日或许已经有所体会。

就在温斯洛返美为“公共卫生”这门“科学与技术”继续奋斗数年以后，1924年6月初，一本1923年出版的《现代公共卫生运动的演变与意义》（The Evol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Public Health Campaign）从纽黑文寄到了伍连德在哈尔滨东三省防疫事务处的案头。对温斯洛书中所体现的“现代公共卫生运动”之精神，伍连德在回信中深表钦佩：

我特别喜欢这段话，“在耶鲁，我们相信自己有特殊的使命——也有特殊的机会——去让这种新的精神传播开来”。

伍长庚赴霍普金斯大学就读

不过，承担着这份“特殊使命”的，显然不只是耶鲁的公共卫生运动先驱者们。伍连德也期盼自己的长子伍长庚能够从自己和温斯洛叔叔这里继承下这份事业：

我有一个儿子，现在清华就读，打算继承我的职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下一年就将进入一所美国大学，不过我还不知道会是哪一所。鉴于我9月份会来巴尔的摩上一门卫生学院的课，想必到时会有功夫四处转一转。如果可能的话，我应该会来耶鲁一趟，跟您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925年5月上旬，已经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的伍连德专程前往耶鲁拜访了老朋友温斯洛，讨论起让长庚之后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的事情（而之所以选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无疑便是考虑到该校强大的医学专业）。7月6日，刚刚回到哈尔滨的伍连德专门给温斯洛寄来了一张新拍摄的哈尔滨东三省防疫处照片，并表达了自己对公共卫生事业未来的憧憬：

我们日复一日地接收着选择医学专业的新学生。而随着更多训练有素的年轻男女投身于科学之事业，我仿佛已能看到世界更加和平与理性的那一天。在这群对社会有用的公民中，有不少是美国所培养的；而我也相信，我们的学生未来会受到所有顶级医学院的欢迎。

在信中，伍连德专门向温斯洛表示，要让长庚来耶鲁接受温斯洛的“有益教诲”：

而我的儿子，正如我上次跟你聊到的，将要在9月份去霍普金斯大学就读。到时候，我一定让他来拜访阁下，让他在耶鲁接受你的有益教诲。

事实上，伍连德希望温斯洛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两三句“有益教诲”而已，他更希望这位老朋友能够扮演长庚在美期间的“监护人”（loco parentis）一角——因为长庚早年的学业与生活习惯其实并不让伍连德放心。作为家中长子，伍长庚自幼便受到伍连德夫人黄淑琼（Ruth Huang）的宠爱。后来，伍连德长期奔波于东北各地，没有严父在侧，伍长庚便渐渐沾染了一些少爷习气。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伍连德的次子伍长福因急性肺炎早逝：

1925年秋，在天津南开中学寄宿的长福，在一场激烈的足球赛后，染上了急性肺炎。尽管我们很快就送他到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建成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了专业的治疗，但是他在细菌学系尚未来得及确定其所染病菌属于哪种肺炎球菌时，便已去世。（Plague Fighter, p.276）

而伍连德的三子伍长明早在1910年便因细菌性痢疾夭亡——一生以推动中国公共卫生为己任的伍连德，自己其实是中国早年公共卫生不健全的受害者之一。因此，此时的伍连德格外希望唯一幸存的儿子长庚能够继承公共卫生这门事业，成为像其“监护人”温斯洛教授那样的公共卫生推动者。

带着父亲的全部期待，1925年9月，伍长庚与清华同学高士其、汤佩松、王造时等人同船赴美，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

回国还是读书

对已在清华读了几年书的伍长庚而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本科学业似乎还不算困难，于是他把不少时间都花在了社交上。1927年，“泛太平洋外科研讨会”在夏威夷檀香山召开，伍连德携夫人一同出席，并在次年年初顺路去看望了刚刚拿到本科学位的长庚。为了奖励儿子获得本科学位，黄淑琼悄悄从国内带了一笔钱，为长庚在美购置了一辆小轿车——这在当时的留美中国学生中无疑是极罕见的，却也为伍长庚招来不少“狐朋狗友”，还因此在继续攻读医学博士时挂了科：

我夫人犯下的最大错误便是买了一辆小轿车送给长庚，作为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下第一个学位的礼物。为了筹措这笔钱，她把自己在国内的所有积蓄都以银行汇票的形式带了过来，并且把在美旅行津贴中的一部分也搭了进去。这个礼物虽然很精致也充满了母爱（motherly），但却导致长庚成天跟一帮狐朋狗友厮混，之后在霍普金斯大学的下一门考试里不及格，还收到了院长的警告函。因此，我不得不匆匆赶往巴尔的摩，拜访了长庚怒气未消的导师，并决定之后把长庚带到纽黑文的耶鲁大学，让我的挚友、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温斯洛教授亲自管教他，直到他获得卫生学的博士学位为止。（Plague Fighter, pp.610-611）

伍连德自传Plague Fighter

而对长庚本来充满期待的伍连德对此极为愤怒，勒令儿子立即贱卖掉这辆小轿车：

当我对此事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我勒令长庚把那辆让人心烦的小轿车卖掉，并找到了一个美国买家，后者自称原来在中国做传教士。我们谈好了一个大约几百美元的价格（具体数目我已记不清了），而那位传教士则交给我一张当地银行的支票，随后他驾车而去，我则返程归国。可过了不久，我便收到了长庚的来信，信中说当地银行拒付那张支票，因为签支票的人并不在他们的账簿上。结果，长庚失去了他的爱车，我损失了钱，而那个骗子却逍遥法外。不过令人欣慰的一点是，我的儿子由此变得更成熟了，他脱离了那个烂圈子（fast crowd），并自此以后刻苦学习直到有所建树。（Plague Fighter, p.611）

1929年夏，在伍连德的要求下，伍长庚转至耶鲁大学公共卫生系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尽快让伍长庚戒掉开销无度的公子哥习气，伍连德决定在长庚来耶鲁之后，把他的生活费直接转给温斯洛教授，由老友替他管束儿子。在耶鲁大学所藏温斯洛档案里，可以看到一张伍连德在1931年9月16日寄来的一千美元支票，他在其后附了一封邮件表示，“我希望这是他回到中国自食其力以前，向我要的最后一笔钱了”。

而此时伍连德所忧心的，除了长庚的生活习惯以外，还有他是否需要再攻读一个医学博士（M.D.）的问题。显然，长庚想在国外多待上几年；而在伍连德看来，长庚最需要的并不是又一个学位，而是尽早回国投身于公共卫生的实际工作中：

我很高兴您提醒我注意到长庚可能会延长的学业。您想必了解，他除了现在所从事的公共卫生学习以外——是否还打算致力于医学研究。如果他对严格的医学训练没有真正兴趣的话，那将更多的宝贵年华浪费于此就实在令人遗憾。我想您也会跟我一样认为，现在这个岁数最需要的是赶快专于一业，而他有无医学博士学位（M.D.）对他的公共卫生与研究工作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这一次，母亲黄淑琼又一次站在了儿子一边，支持长庚之后继续攻读医学博士：

他在国外待得越久，他对具体的卫生服务就越缺乏资历。可是，他的母亲却坚决支持他在回国前拿下医学博士学位，并且得到了您以前的学生、现任国立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博士的支持。

两难之下，伍连德只好把拿主意的权力交给了老友温斯洛：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有能力、有经验的研究人员来开展工作。请阁下认真思考一下我前文所说的事情，并就长庚未来所应选择的道路向我和长庚提出宝贵建议。

“没有哪个朋友能像您做得这么多”

1931年11月24日，温斯洛在与伍长庚一番长谈后给伍连德写了回信，秉持西方个体主义观念的温斯洛还是支持了伍长庚自己的选择：

跟你一样，我也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尽快为他的祖国服务。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你的儿子确实打算致力于医学研究，而且就我目前的了解，医学博士的学位对他未来的公共卫生工作也很有帮助。他现在颇为焦虑，我认为他最好去一所耶鲁以外的医学院，因为他在这里已经待了三年时间，换个环境将会对他有所帮助。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接受长庚在那里上三年课的话。如果你赞成这个想法，那我将竭力帮助他在那里完成医学学业。

1932年，在温斯洛的大力支持下，长庚完成了自己在耶鲁的公共卫生学博士论文——《美国各县卫生状况与经济因素之关联性的统计分析》（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ealth and Economic Factors by Counti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并且成功申请到罗切斯特大学继续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为了不让老朋友继续担心，温斯洛还专门写信安慰伍连德，认为长庚能够“向你证明自己”：

我刚刚从欧洲度假归来，长庚看起来也在罗切斯特安顿妥当。我正在跟那边的教授们保持联系，以详细了解他在那边的情况。鉴于长庚在这里顺利完成了自己的研究，我十分有信心他在那里也能够向你证明自己。

对长庚的选择，大洋彼岸的伍连德也无可奈何，只得一面缩减给长庚的生活费（从一千美元降至七百美元），一面叮嘱“监护人”温斯洛万不要“掉以轻心”：

请您务必严格管好他的开销（exercise a firm hand upon his expenditures）。与我不同，他从小没过过苦日子，因此也不知道勤俭的意义。此外，还请保证他别落下任何重要的课程，也千万别让他在那些无用之物上大手大脚。

父亲伍连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1933年6月28日，温斯洛在给伍连德的信中委婉地通报了长庚在罗切斯特第一年不甚理想的学习情况：

长庚已完成了他在罗切斯特第一年的学业，虽不算出色但也差强人意（reasonable though not brilliant success）。罗切斯特的考试安排很紧，三天要考九门课，长庚的四十六个同学里，有三十一个都至少一门不及格，其中有十人两到三门不及格。长庚除了产科学和妇科学以外都通过了，这两门他会在9月份补考。

收到信后，就连一向心疼儿子的黄淑琼也有些坐不住了。伍连德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他的母亲非常沮丧，总担心他9月份要是再不及格的话就会被退学了。这种担忧有道理么？此外，长庚又找我要了一笔八十美元的零用钱，说是暑假7到9月用，因为那时候他会住在校外。我告诉他必须控制在六十美元以内，务要保持节俭。如果您认为我太狠心了些，那就交由您来判断。

面对伍连德夫妇的急切追问，“监护人”温斯洛也感到自己有责任推长庚一把。温斯洛很清楚，长庚的种种行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或许正来自于他有一位过于成功可同时又对他充满期待的父亲。因此，关键便是解开长庚的这一心结。8月30日，温斯洛就此给长庚写了一封信：

我想我完全理解你所面对的困难。作为如此杰出的一位父亲的儿子，被人期待着取得如他自己所取得的那种非凡成就，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你现在必须把过往尽量抛在脑后，专注于顺利通过考试这一个问题。我对你的能力有十足的信心，也确定你肯定能完成这个小目标。你的头脑那么聪明，只要把心思全部放在当下的任务上，我想我们都将会为你感到骄傲。

而这封信或许真的起到了几分作用。两个月后，温斯洛借一次开会之机到罗切斯特大学亲自探问了长庚，并写信向伍连德介绍了长庚最新的学习状况：

那里一切都好。惠普尔院长与麦卡恩教授都向我表示，长庚在那里的学习还是让人满意的，并且在外科取得了全班第二的成绩。此外，长庚的成熟也颇让我吃惊。他现在安静而稳重，在我看来，他已完全投入了学业之中。

温斯洛此言并非为长庚夸饰。就在第二年，长庚的确顺利拿下了罗切斯特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并在之后又申请到洛克菲勒奖学金赴英国学习了六个月的热带医学。看到儿子长庚终于走上正轨，伍连德内心深处一直的忧虑终得纾解，他写信给温斯洛：

请让我再次表示我和夫人对您的深深谢意，是您一路照看犬子从耶鲁到罗切斯特，终而获得公共卫生博士与医学博士学位。没有哪个朋友能像您做得这么多，我们对此永铭于心。

忧伤与欣慰

不过，最让伍连德欣慰的，并不是“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博士”或“罗切斯特大学医学博士”这样金光熠熠的学位，而是长庚最终真的投身于他自己所开辟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1935年，伍长庚自英返国，“回到北平以后，我的儿子长庚进入北平市政府卫生局，并继续自己在耶鲁就开始的传染病研究。在四年的时间里，他便升为流行病部门的负责人”。1937年6月19日，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已是医学界新星的伍长庚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礼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在婚礼的合影中，五十八岁的伍连德气宇轩昂——可他断不能料想，一系列的悲剧即将接踵而至。

半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美国背景的协和医学院成为一座“孤岛”；又过了数月，被伍连德称为“我那纤细、柔弱，美丽非凡且具文学天才的妻子”黄淑琼辞世，未能完成她“四大美女小说”中的最后一部——《貂蝉》。而随着日军进一步占领伍连德在上海所领导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伍连德最终决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马来西亚槟城。在迁到槟城后写给温斯洛的第一封信中，他把希望再次放在了儿子长庚身上：

我想你听了应该会很高兴，我的儿子长庚上个月在北平已经成了一个可爱女婴的父亲。他目前正与北平协和医学院合作，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对老友伍连德能够从“席卷中国的风暴”中逃离出来，温斯洛自是高兴。不过真正让他作为一个“监护人”而感到慰藉的，则是长庚在艰苦的环境下“仍在继续自己的事业”——公共卫生：

我在去年秋天收到了长庚的信。我欣喜地发现，虽然身处那样一个糟糕的环境中，但他仍在继续自己的事业并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

可之后的几年，北平与纽黑文之间的音讯往来逐渐减少，最后中断。1940年3月26日，温斯洛再次致信伍连德：

我有段时间没收到长庚的消息了，但我非常肯定，他有能力在日军的残暴占领下坚持下去。

事实上，温斯洛再也不会收到来自长庚的消息——在1941年北平的一次霍乱防疫中，伍长庚不幸染病，并在当年11月病逝于伍连德在北平的住所东堂子大街55号，把生命献给了伍氏父子两代人所致力的公共卫生事业。而随着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温斯洛与伍连德也失去了联系。直到1947年，已经从耶鲁退休两年的温斯洛才又收到了从马来西亚重返中国的伍连德给他的来信。在给伍连德的覆信中，温斯洛写道：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次在中国度过了一段好时光。想起我们之前的交往，总是让我感到愉快；而对长庚，我们也有着同样真挚的感情。正在他开始大干一场的时候，事业却戛然而止，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对作为父亲的伍连德来说，长庚的英年早逝无疑更是一种无法治愈的忧伤。不过在这忧伤之外，作为“国士”的伍连德却也有理由感到一丝欣慰，因为他自己所开辟，而长庚又为之付出生命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恰如他自己所言：

随着更多训练有素的年轻男女投身于科学之事业，我仿佛已能看到世界更加和平与理性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