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看武汉｜英国医学杂志：警惕城市隔离的负面心理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还在持续，官方每天通报最新的确诊人数和应对措施。像历史上其他的大规模传染病一样，这次疫情笼罩之下，武汉市民也在经历慌乱、恐惧、理性等一系列心理变化。

人们一方面渴望得到最新的确切信息，一方面又要承担密集信息带来的焦虑感。特别是，在“封城”和其他交通阻断措施实施后，这种大规模的隔离很可能导致市民焦虑的升级，催生对抗和耻辱感等负面情绪。

《英国医学杂志》1月24日发表的文章就关注了城市隔离带来的心理影响。一方面，大规模强制隔离带来了流行病学上的益处，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心理上的损失。前者是否超过了后者呢？这不是一件能随意判定的事情。

以下是对文章内容的摘要编译。

1月31日，上海药房门口，买口罩的人排成长队。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随着武汉“封城”，宣布交通管制的城市名单越来越长。这些措施在控制疾病的蔓延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但是，这样大规模的交通管制，将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心理影响。疫区居民担忧食物短缺，医院“难以承受”救治重压。“武汉恐慌”成为大家的共识。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阅读太多此类信息。

新闻工作者常常根据极少的证据，来假设出人心惶惶的局面。基于我们的经验：离事件越远的记者，越容易宣称恐慌。然而，文字是有力量的。如果将公众的反应仅仅描述为恐慌，会导致官方做出为了保证居民安全需要控制人们的判定，或者隐瞒那些被认为可能使现状更糟糕的信息。文字还能阻碍我们理解行为变化背后更重要的因素，例如关于自我保护的那些并不准确的风险感知和信念。

但是，历史提醒我们，完全而极度的恐慌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隔离带来的恐惧则很可能出现。即使没有封城举措，武汉区域内的焦虑也是可以预见的。在疾病爆发期间，社区焦虑会随着第一例死亡的出现、媒体报道的增多以及新确诊病例数量的急剧增加而上升。而由于多种原因，大规模隔离很可能让焦虑大大升级。

1月31日，上海公园里，老人仍然聚在一起。孤独可能比疾病更令人难以忍受。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第一，大规模隔离措施释放了重大信号，表明官方相信，当下形势严峻，并可能进一步恶化。

第二，强制大规模隔离措施，主要涉及已感染城市外的地区，这将降低隔离区内居民的信任和信心，因为人们愿意相信，“政府是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行事”。

第三，隔离被定义为与失控感和被困相关。如果家庭被分离，这种感觉会增强。

第四，不可低估谣言的影响。人们对事实的渴求会逐步增加，确切消息的缺失会增加恐惧，并促使人们选择不可靠的信源。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影响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很严重。但是，在家或医院隔离，很难推断到全市范围内隔离措施的影响。台北市和平医院在非典爆发期间的经验受人瞩目。当时几例医务人员和患者被确诊后，所有医务人员、患者和来访者都被突然强制隔离在建筑内长达两周。在他们对随后发生的混乱的描述中，Barbisch和他的同事在他们的论文“有隔离的案例吗？从非典到埃博拉”（ Is There a Case for Quarantine? Perspectives from SARS to Ebola ）中描述了这次强制隔离是如何“引发集体情绪失控，迫使员工铤而走险”。

焦虑加剧可能对其他健康措施产生连锁影响。对武汉的报道反映了疾病的高发，在以往非典、炭疽和肺鼠疫的案例中（How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low-risk patients" following a bioterrorist incident: lessons from SARS, anthrax, and pneumonic plague ），绝大多数去医院的病人都不是疑似病例。大量涌入的低风险病人，依然常常由于高度焦虑，而被不准确地称作“疑似病例”，这导致病人为这些本来只会引起很小关注的症状去确诊和寻求帮助，并引导临床医生将一开始有点轻微症状的患者收进医院。

上海一小区里贴出的告示，排查湖北来沪人员。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尽管遭受隔离的人产生的焦虑令人不安，但是，最为有害的影响，或许来自隔离警戒线外的群体如何看待被隔离的群体。被隔离者的污名可能会蔓延。过去的历史事件见证了被隔离地区的居民在社交中被回避，在工作中被歧视，他们的财产安全也受到威胁。除非采取积极的举措，去防止这些不良影响发生。官方强加的隔离封锁可能会加重这些不良影响。

长期影响也有可能存在。大众对官方行为会存在潜在的不满，尤其是疾病爆发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加剧后，可能会引发长时间的社会混乱。

自从查士丁尼瘟疫（澎湃编注：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发的大规模鼠疫，来自百度百科）爆发以来，强制的隔离检疫就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一项应对措施。但与对待每一种医疗介入一样，我们需要权衡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并且考虑可能的替代措施。举例来说，当自愿的隔离检疫被清楚地解释和被人理解为一种利他行为，这种行为才会变为良性的服从，并产生较少的心理影响。

参考文献：

Rubin GJ, Dickmann P.How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low-risk patients" following a bioterrorist incident: lessons from SARS, anthrax, and pneumonic plague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0230231

Barbisch D, Koenig KL, Shih FY. Is There a Case for Quarantine? Perspectives from SARS to Ebola.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797363

Thebmjopinion. Coronavirus: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quarantining a city 

https://blogs.bmj.com/bmj/2020/01/24/coronavirus-the-psychological-effects-of-quarantining-a-city/

G James Rubin, Reader in the Psychology of Emerging Health Risks, King’s College London 

Simon Wessely, Regius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King’s College London 

Funding statement: Rubin and Wessely are affiliated t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 Health Protection Research Unit (NIHR HPRU) in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in partnership with Public Health England (PH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and Newcastle University [@EPR_HPRU]. Rubin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UK Public Health Rapid Support team, fund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 The view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e NHS, the NIHR,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 or Public Health England.

Competing interests: We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BMJ policy on declaration of interests and declare that we have no competing inter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