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防疫调研｜乡村社会防疫的治道平衡

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不断更新的数据令国人揪心，看不见的隔离区成为医护人员奋斗的战场，基层社区则是另一个看得见的战场。春节期间，我跨越湖北和广西两省份，在疫情发生初期在湖北荆州市农村居住，1月23日，到达广西玉林市的乡镇，在广西期间，时刻关注家乡湖北的疫情变化，通过父母、亲人了解湖北家乡的疫情防治情况，同时通过近距离观察村镇干部和乡村社会的状况，了解广西的疫情防治状况。

一、乡村社区干部疫情防治的主要职能

钟南山院士肯定“有人传人”之后，整个基层社会组织体系被充分调动起来。正值春运及春节期间，基层社会的人员流动频繁，故而对基层社会组织的防控能力提出要求。

从观察来看，乡村社区干部在疫情防治中的主要职能有三项：

一是排查信息，主要是针对与武汉、湖北有关的人群进行排查。由于打工经济已成常态，人员流动频繁，基层干部对村居民的流动情况了解的程度并不详细。防疫初期，干部排查信息以主动上报为主。随着疫情日益严峻，各个部门被充分动员起来，相关部门进行信息交叉，先自我掌握一部分流动信息，比如教育部门、村干部对本地籍的武汉学生有个底，再由村干部逐户登记统计、了解身体状况。

1月25日，我了解到广西玉林市下属乡镇的防疫情况是，基本摸清在武汉高校就读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学生和家长信息，之后逐渐建立起与武汉、湖北有关人员的信息统计体系。

二是预防宣传。对广大乡村地区来说，首要任务是要抑制疫情的输入性扩散，因此预防宣传的任务重、压力大。乡村干部要在短期内进行群众教育，典型的方式是流动宣传车、乡村大喇叭、街头村口拉横幅、干部入户提醒督促等。

我在玉林农村看到，街上的大喇叭每天要播报数十遍，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提醒从武汉、广东和上海回来的人群要主动登记并汇报身体状态，不要恐慌、不要外出；○2提醒群众勤洗手、戴口罩、不随意吐痰；○3提醒群众不聚餐、不聚会、不出门旅游；○4若外出回乡人员出现感冒发烧等症状，需及时到县人民医院检查、治疗；○5提醒群众尽量不要到疫情相对严重的湖北以及大城市务工。

在我的家乡湖北荆州市农村，由于该村临近207国道，人口、车辆来往频繁，为了减少人口流动带来的传播风险，村干部用砂石堵路，但路口留有行走空间，没有完全封死。

三是所有无明显症状的相关人员均采取居家隔离，一旦出现感冒、发烧、咳嗽、身体无力等症状时，需向当地干部和医生汇报，主要还是依靠患者自我报告。在进行隔离、检测之后再确定是否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在广西的另外一个乡镇，一位从武汉回来的大学生发现自己出现感冒、发烧症状，主动打电话给相关部门，医院开了救护车将其接走，临近的县、乡、村都人心惶惶。所幸该学生隔离了两三天就回家了，原来只是普通感冒。

此外，当地还建立了举报机制，主要针对隐瞒武汉、湖北行程、有疑似症状而未主动上报、有聚众聚会等行为的举报。

广西家中的邻居妹妹，在武汉上大学，由于12月中旬就回到家中，因为当时疫情并不严重，故没有上报个人信息，春节期间安心在家打牌。结果被人以不上报个人信息并聚众赌博为由举报。当天下午就有政府人员上门登记信息，核实情况，并检查体温。值得肯定的是，当地干部没有采取粗暴行为，以防治为主而非以惩罚为主。举报机制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信息完善和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监控，有助于基层干部控制和掌握基本状况。

目前，对于像我们这种有武汉暴露史和湖北暴露史的人员，我所在的广西乡镇，采取的措施是“每天三见面、一天两测温、一人一档案”的措施，由社区干部和社区/卫生院医生每天收集两次体温信息，上午10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乡镇干部每天上门巡查，督促我们在家隔离情况，并询问身体状况。

二、疫情期间群众行为的自我调适

从个人自身实践和观察来看，大多数人民群众是自觉的，在疫情严峻的时刻，大家主动改变习惯、调试习俗、调整计划，与领导干部、医护人员一起抗击病毒。

1.夜间拜祖公，隔离不出门

2020年春节前，我和老公在我老家办完婚礼，计划在年前回广西老家，一是能够保证丈夫祭祖，二是筹备在广西年后举办的婚礼。结果，我们在腊月二十九到达广西家中时，武汉疫情形势紧张，因我有武汉暴露史，他有湖北暴露史，虽然我身体正常，但他当时有些咳嗽（正常感冒引发），担心回去祭祖会引发族人紧张，因此决定放弃祭祖。

但丈夫觉得两年都不祭祖过意不去，遂决定夜间回到老家祭祖。除夕当晚，我们默默地到了祖堂祭祖，给祖先上了一炷香后就迅速离开。除夕后，我们开始正式居家隔离，不再参加祭祖和做社。

2.努力排众议，推迟办婚礼

原本计划正月初六在广西老家办酒席，我和丈夫在征求社区干部的意见后，率先决定推迟婚礼，等到疫情解除之后再办酒席。当时与家人商量，家人不太同意，一是该准备的婚礼所需都已准备和预定；二是推迟婚礼，在当地习俗看来不吉利；三是推迟婚礼会引发邻居亲友的误解，以为我们真有问题。

从后来疫情发展情况来看，我们推迟婚礼的决策是正确的。最初持保留意见的公公，在快手上看到贵州办酒席被村干部砸锅的视频时，连连感叹，“是不能办，确实不能办”。

3.过年不拜年，锻炼身康健

我在广西过年，姐姐一家因封路被隔断在市区家中，我们都不能在家陪父母过年，但是通过电话、视频跟他们联系，发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防疫心态非常乐观，顿感欣慰。

因有一位至亲长辈去年去世，按照习俗，五服以内的亲戚要在大年初一给逝者拜新年，这一活动不便取消，当天所有亲戚去拜新年。同时借助相聚的契机，达成了一个共同约定：今年取消拜年，大家相互理解。

让我没想到的是，爸妈找到了消遣的法子。

父亲喜欢打乒乓球，去年趁他生日时买了一张球桌送给他。平时，每天晚上都要跟邻居打上一两个小时。春节期间，亲人们约定不去拜年了，他花在打乒乓球上的时间明显增多，既能够消磨时间，又能强身健体。

母亲的乒乓球球技不佳，不好意思跟人打。这个春节，她获得了宝贵的学习时间，经常与球技不佳的大姨一起练习打球。正月初三视频时，她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们俩的球技都进步了不少，可以拿上台面了。此外，原本极其排斥跳舞的她，也开始学习跳广场舞，每天忙完家务后，她就和大姨两人在楼上“偷偷”学习跳舞。

4.出门戴口罩，经济亦维持

我隔离期满后，白天和晚上抽空到广西的镇上逛了逛，街面的人员不多，晚上出来吃宵夜的人数寥寥，可见人口流动控制工作做得不错。此外，据观察，不论是行人还是店主，几乎都戴上了口罩，口罩佩戴率有90%以上。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大城市的店铺在春节期间+疫情期间，难以保证能够开门营业，但是小乡镇的经济却能够有序运转。在街上观察发现，镇街上的大多数店铺都在继续开门营业，餐饮店、服务店、药店、饲料店、农资店、超市等店铺均正常开门，即使是眼镜店在正月初二也在正常营业。只是店主们在营业时更加谨慎，主动佩戴口罩。

小镇经济得以继续维持的重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经营规模小、人手要求低，小的店铺只需要1人就可以保证运转，大的超市也只需7-8人就可以完成收银、监控、咨询等工作；二是居家经营，大多数店铺都是店主利用自家自建房的一楼作为铺面，实行的是在家经营。因此，即使是在疫情严重的特殊时期，乡镇经济也能够得以维持。可以说，乡镇经济的正常运转使得当地村居民的物质供给有保障，这也是疫情期间给予人民群众的一粒定心丸。

不过，2月1日，我所在的广西玉林市某乡镇，为了全面防控疫情，已宣布所有店铺休市，只允许超市和药店开门营业。

三、乡村社会疫情防控的治道平衡

乡村社会是新型冠状病毒防疫的重要战场，当前是这场战役的关键时间，要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需要做到四个平衡：

一是干部治理与群众努力的平衡。当前，乡村防疫的主要力量是乡村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但是疫情的控制不只是党员干部的事情，还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干部的责任在于信息统计、宣传预防、解决问题、回应需求，群众的责任在于自我保护、协助配合、监督说服、理解政府。

二是预防与控制的平衡。在疫情期间，预防重在对正常人群的保护，控制则是对感染人群的治疗。在防控初期，乡村干部需要采取地毯式搜查，需要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而今，信息搜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只需要实时补充修正，同时，人民群众已经形成了自我保护和自我防疫的意识。因此，此时要将重点放在特殊人群身上，尤其是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身上。一方面要时刻关注重点人群的身体变化，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另一方面要关心和慰问重点人群及其家人，缓解他们的紧张感和压力感。

三是防治与生活的平衡。在前期防控工作中，一些地方出现了极端的管控行为，比如堵路、在村居民家门口拉横幅或封门、将外地人口粗暴隔离、泄露人员信息动员社会监督等，我所观察的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这些行为虽然能够防治疫情，但是伤害了当事人，既影响了当事人的正常生活，也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压力。简单粗暴之举能够起到明显的防控和宣传作用，但不可持续，一些粗暴之举也是不必要的。

四是疫情控制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不论是工厂、公司还是普通老百姓，都需要复工，否则不仅企业难以生存，农民家庭也会出现经济危机，进而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因此要在疫情控制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当前，人民群众存在返城顾虑，担心当地政府不放行，就业地区不安全。尽管当前疫情仍然严峻，但是经过前期湖北各县市和其他地区基层社会的防疫，以及自然时间的变化（即隔离时间的结束），基本能够辨识出健康人员、疑似人员和重点防控区域。因此，在疫情控制期间，各地政府应当对出隔离期、无武汉暴露史、无武汉接触史且无相关症状的人群放行，就业地政府则应当做好迎接人员返城的防控准备，以此支持就业人员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

（作者雷望红系武汉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