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辞职回国办学，黄鹃娟：家长和孩子都在传统教育中溺水

​撰文 ▏王慧

编辑 ▏肖泊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社会创新家（social_innovator）

一个没有考试、学生完全自由学习的学习社区，长什么样子？

2014年，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的黄鹃娟，离开华尔街的高盛集团回国创办了理想堂青少年软实力成长中心（以下简称“理想堂”）。这所课外机构以社会实践切入，尝试培养学生在课业学习之外的“软实力”成长。

到2017年，理想堂已经升级为全日制学习社区“先锋安格学院”（以下简称“安格”）。

安格，音译自Agora。在古希腊，Agora是城市生活的中心地，更重要的，它也是公民文化生活的中心。在黄鹃娟的期待中，安格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交流、学习、成长的社区。

不同于传统学校，安格没有任何考试标准和范式，没有“教授”和“传授”知识的“老师”，只有陪伴、支持和鼓励学习者自主学习的“导师”。在安格，学生习惯被称为“学习者”，他们没有统一固定的课表和学习内容，玩网游、做B站UP主、排演戏剧、到公司实习......都是这些学习者的学习方式。

“在探索、实践、试错和反思中，实现自主驱动的终身学习，才是先锋学习者们共同实践的目标。”黄鹃娟说。

黄鹃娟

01 爬到山顶之后呢？

“挺难想象过了这么多年，国内教育还是这么古板。”虽然对国内教育有基本了解，黄鹃娟多少还是有点吃惊。那时，她刚刚从英国回到香港，正一边观察深圳的教育环境，一边琢磨着如何能做些不一样的教育。

除了学习成绩，一个孩子在成长中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回国前，黄鹃娟想象的场景是，国内的家长已经在热烈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做出尝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家长被应试教育裹挟的程度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即使是知识水平很高的家长，也没办法从这种裹挟中抽离出来。虽然知道孩子需要什么，他也会觉得‘先不想了，先像别人一样，把考试顾好’。”

黄鹃娟熟悉传统应试教育体制下的成长路线。曾经，她也是这一体制下“别人家的孩子”。从深圳中学结束高一的学业后，黄鹃娟前往英国西南部一个小镇的私立高中读书，并在两年后成为这所高中第一个拿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录取通知书的中国人。

一切看起来进展顺利。但就在她大一那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影响到英国。这也让她第一次感到某种“恐慌”，自己拼命考上的经济学是为了什么？如果未来不再可期，应该为了什么而学习？

黄鹃娟想着“不如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大一暑假，她和几个同学作为留学生支教志愿者来到四川山区。目睹山区的教育状况，以及留学生志愿者呈现的状态，黄鹃娟开始反复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接受的学校教育，真的有让我们成为更好、更有价值的人吗？”

进入山区前，黄鹃娟多少抱着一点“救世主”心态。山区孩子不想读书，是因为他们的眼界看不到读书的价值。但真正了解下来，她明白了表象下的症结，“那些反复背诵的内容不能解决孩子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烦恼，何况一个文凭也未必能帮他们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而留学生志愿者参与公益时表现出的沟通、合作等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的不足，更是让黄鹃娟觉得“这些已经享受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人，也并没有呈现与之相配的能力与社会价值”。

2008年，黄鹃娟来到四川藏区

大学毕业后，黄鹃娟顺利拿到高盛集团的录用通知，过上了近百万年薪的生活。黄鹃娟将自己多年的成长经历比喻为爬山，但到达“山顶”后的虚无也随之而来。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人，都只怀着一个念想——山顶风光特别好，赶紧爬吧。但她自己还是没想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去这个山顶。

在高盛的工作足以让黄鹃娟在英国过上舒服的生活，但它带来的价值感却与黄鹃娟的预想不同。“在职场上做一颗螺丝钉、打一份工拿一份工资，这就是我受教育的全部目的吗？”黄鹃娟拉长声调，反问道。

那段时间，黄鹃娟只感觉“人是飘着的，和社会的根没有连接”，她想为国内社会的改变做些什么。地理距离太远，回国成为必须做的决定。

身边亲友很不解，进入高盛，几乎是一路名校求学后最优的职场选择。放着近百万的年薪不要，却要回国做前途看来不甚明朗的教育创业？

对黄鹃娟来说这没那么纠结。她想过，即使失败，也无非是消耗掉积蓄，但过程依然在创造价值。“收入没那么重要，对我来说在一个城市生活是比较容易的事。从社会价值来看，两者的差别太大了，当然是选择创造价值的事了！”

02 如果是所学校就好了

国内教育问题纷繁复杂，黄鹃娟想的很简单。现有的教育方式太过单一，而孩子的需求和个性非常多样，这个生态需要不同。它并非一定得是颠覆性的，“能够提供多一种可能性，就存在于那里就很好”。

“理想堂”由此诞生。每个周末的半天时间，孩子们聚集起来，“社会化学习”成为他们的自然选择。

“就我的个人经验来讲，我人生中最大的成长，不是在课堂中发生的，而是在真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领悟的。‘名校毕业’‘全A成绩’虽然是很强的竞争力，但我最终能够突出重围更多还是依靠自己在社会活动中学到的，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

进入城中村考察外来务工人口的生活境况、调研春运了解中国为何有如此特殊的国情、在交通干道计算车流量调研“绿色出行”议题......在理想堂，所有的“学习场所”都搬到了现实的生活情境。

理想堂的学习者调研城中村

理想堂学生们的改变验证了黄鹃娟的想法。一名不善表达，被家长严格管教的男生，因为理想堂倾心陪伴、鼓励表达的氛围，在一年多之后变得自信且落落大方。黄鹃娟能感觉到，“我们在他们的青春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但有一个艰难的“拔河”是理想堂不得不面对的事。每周，理想堂从家长手中为学生们“要”来4~5个小时社会化学习的自由时间，这几乎是课外机构能做到的极限。但转过头去，孩子们周一到周五在学校有至少40个小时的“浸泡”时间。“在那种环境下，他们无力抵抗，两种教育像在孩子身上‘拔河’，很矛盾。”

由于出现厌学情绪，有一个学生开始拒绝去学校，但理想堂还是他每周会来的地方。“如果我们是所学校，那他就可以转学了。”黄鹃娟办一所全日制学校的念头更强了。

第一次听到要办一所学校时，她并不这样想。行业内的一次交流活动上，黄鹃娟了解到了由刘晓伟创办的成都先锋学校（后更名为“成都先锋学习社区”，以下简称“成都先锋”）。成都先锋在2002年开办，因为创造了一个自由学习和个性化成长的环境，成为国内颇具代表性的教育创新尝试。在成都先锋，学习者们没有固定课表和作息表，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安排学习内容和行程。

黄鹃娟用“惺惺相惜”形容与刘晓伟的交流。“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知道自己想达到的那种教育不是凭空捏造，或者说过于理想化的。”对她来说，成都先锋的出现实在是个惊喜。

刘晓伟建议黄鹃娟也办一所全日制学校，她的第一反应是：“不不不，我不会做有这么大风险的事。”当时，她更多考虑的是现实条件，办学校意味着要先有“地”，这对她而言是当下太难拥有的资源。

但当一个人真想做一件事，其实没有什么困难不能突破。创办一个完全摆脱传统学校模式和构成的学习社区——这对黄鹃娟的吸引力太大。至于“地”，用现有的写字楼也并非不可。

安格一名学习者的一周行程

2018年初，作为成都先锋的深圳分校，安格正式对外招生。模式与成都先锋相近，学习者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达到每个学期规定的有效学时后，社区可以开具国外大学认可的高中同等学力证明，学习者可自主选择毕业时间与去向。

03 平凡的生长

“安格成立之后，成都先锋给你们哪些培训？”黄鹃娟常被外界这样追问。

“其实只是我们有了问题去问刘校长，相当于我们也是一个学习者，再把我们的经验用在和孩子们的共同成长和交流上，仅此而已。”

教育究竟是什么？从刘校长那里，黄鹃娟得到的答案是——教育其实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人平凡的生长。经过几年的实践，她深感认同。

刚回国时，黄鹃娟也曾不断为理想堂找理论背书，“觉得这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非常想去抓住某些脉络和藤蔓”。后来，她尝试把所有理论都放掉。“教育不是通过实验得出配方，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更有意义的是这个过程。”

学习者从传统教育体制进入安格绝对自由的环境。接下来的化学反应，黄鹃娟称之为“自我觉醒的过程”。

学习者喜欢网游，导师建议大家进行电子竞技练习

黄鹃娟相信自由带给人的力量，因为她信仰“人天生有向上生长的本能”。正如在她的成长经历中，父母给了她绝对自由的环境，甚至出国的决定也是自己做，而她生发出了向上的动力。

安格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它只想帮每个人弄清三件事：我是谁？我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我应该做什么？

当然，这真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起初，黄鹃娟时常因为学习者的某些行为“大惊小怪”。有人吵个架，她也会心一惊，焦虑“该怎么办？”但渐渐地，她有了反思，这些情绪波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她作为教育者对学习者有期待，与许多家长对孩子的心态无异。

“实际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想长成什么样应该自己决定，我们不应该、不需要，也无法改变一个人。他的选择有什么利弊，可以跟他一起分析和讨论，但决定还是他自己做，之后再帮他复盘。我们永远只是在做头和尾的支持，中间的过程需要他自己去经历和体验。”

安格的孩子中，有人成绩优异却面临巨大社交压力，有人存在学习障碍，有人在传统教育体制成绩跟不上或者面临校园霸凌、人际交往不顺等问题。有很多孩子是所谓的“学霸”或者“学渣”，甚至不少人是别人眼中“有问题的孩子”。

学习者进行原创视频拍摄

在安格的学习，并没有如他人想象使这些孩子获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黄鹃娟引以为豪的是，学习者们和进入安格前的自己相比取得了哪些进步。有些不敢与人交流的人，开始敢于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些不懂控制自己的情绪的人，学会合理表达诉求......

这种自由生长的氛围也在影响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

“很多人说我很伟大，或者付出很多，其实不是，是我在这个社区中被大家滋养，我也是获益的那个。”黄鹃娟说。

一路名校后进名企的精英路线，以及经济学专业养成的“规避风险”思维，曾经让黄鹃娟一直维持着“精密运转”的状态。安全但也焦虑，“急于想证明自己，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在安格，黄鹃娟反而觉得自己更“自洽”了。“当你看过了那么多生命状态，你的接受度就高了，也会意识到，你只能对自己负责。（我开始）承认、接纳自己是有局限性的，也不需要去成为怎样的人证明给谁看。”

04 如“婴孩”般返璞归真

学习者们更喜欢用“治愈”来形容在安格的经历。

黄鹃娟揣摩过这个词背后隐藏的某种“伤痛”。“大部分孩子所处的社会和家庭环境对他们感受的忽视，已经成为了一种伤害，这种伤害在默默发生，大家都看不到，或者说假装看不到。”

在黄鹃娟看来，传统教育方式是社会现行制度下的筛选工具，这决定了它的标准和门槛，也使得老师、家长、学生集体进入一种“无意识”状态。“但一个人的意识不可能完全被困住，到了大学、社会工作甚至进入婚姻，这些问题早晚都会显现。”

黄鹃娟更愿意抱着乐观的态度看待未来的演变——父母的年轻化意味着观念的开放，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会倒逼教育的变革。

安格已经有了家长们的参与。最近的一次戏剧论坛中，学习者和导师以“孩子沉迷手机”为主题排演了话剧《手机魔咒》，家长成为坐在台下的观众。

“家长和孩子都在溺水，他们都需要救生圈。”

《手机魔咒》观众讨论家长和孩子分别遇到的困境

黄鹃娟需要和家长保持紧密联系。进入安格的每个孩子，都牵扯着父母的心绪。她笑言，自己有时几乎成了育儿博主。在不断关照别人情绪的同时，黄鹃娟觉得自己对情绪的认知也更频繁、更猛烈。她把这看作教育馈赠给自己的礼物，“这对我的社会情感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刚刚回国做理想堂时，社会企业的概念正兴起。黄鹃娟考虑过以社会企业的形式来做，“但后来就觉得，没有必要为了成为社会企业而做社会企业，在为解决问题创造路径，那就OK了。”

在黄鹃娟的构想中，扩大规模开分校并不是这条路径的重点。安格目前只有56名学习者，未来，黄鹃娟认为的理想规模是100人。她安心接受安格作为一个“小而美”的存在，希望能通过支持和赋能其他教育团队的方式，看到成都先锋和安格的教育理念能在更多有需要的地方开花结果。

“好的教育是各不相同的，但大家都对‘好’有一个共识，然后把它们都做出来。”

“好”的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呢？

她引用尼采的一段话：如果说人的一生有三个精神阶段，每个人最开始都是沙漠里的骆驼，愿意忍耐并承载重担；再后来，也许能蜕变成狮子，勇于主宰、渴望征服世界；最高的境界是，在征服世界之后能如获得新生的婴孩一般，返璞归真，无所畏惧。

“我想，我们的教育，就应该让每个人，包括每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最终都到达婴孩的境界，对生命永远好奇，无所畏惧。”END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