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差｜安徽潜山：疫情下的乡村防御，一座桥承担的希望

进出村庄最便捷的交通要道

死亡与惶恐

对一个与“名气”并不沾边的村庄而言，客气点说那是世外桃源；若是刻薄点，人们会把“愚昧”这种词毫不客气地扣在她头上。而我比较喜欢野夫在《乡关何处》里提到的那句话，“不管怎样变迁荒芜，我以为，有故乡的人仍然是幸运的”，所以对我而言，纵有再多不是，也无法回避自己对她的爱。

这是南方成千上万个有着革命历史的村庄之一，她在过去经历了怎样的灾难，有何种程度的伤亡，年轻的后生全然不知。因为教科书实在留不出一点空间为这种小地方写下只言片语。我最早知道这座村庄距离战争与死亡有多近，源自去世多年的外婆的一句话，“那年我抱着你大舅坐在家里，有一队兵从山岗走过……”。

自我有意识开始，这座村庄的人对死亡的认识从未像现在这般如此强烈，家家禁闭的门窗让我第一次看到这座村庄对死亡惶恐的模样。人们嘴里传出的五花八门的消息远远超过官媒公布的数据，当市里（县级市）公布确诊人员仅为1人时，村里传出的人数已经是3人。传播者讲得有头有尾，提到消息来源，多数人的解释就是：我家在内部有个亲戚。

父亲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死于肺癌，围绕这个村庄，因癌致死的人不在少数。相较这种沾“癌”而死的病症，人们对“寡妇”的关注远甚过生死。那段日子，母亲反反复复对我嘀咕一些村里的流言蜚语，诸如“等不到尸冷就该有下家了”。母亲每每痛哭流涕的抱怨，我皆无从安慰，甚至有些恼火。

所有在这座村庄发生的死亡，都湮没在春耕、秋收以及所有的花开花落里。只要紫云英还在开，活着的人会更关注圈里的牲口是否能吃上新鲜的紫云英，哪怕距离不远处送葬的队伍刚刚过去。

谁都没有错，因为没有哪一回的死亡像这次的病毒那样，如此不顾一切地影响所有人。我今年33岁，至少记得这条村二十几个春节的样子。今年是烟花最少、路人最少的一年。我只听说屋后的邻居有湖北回来的亲戚，一辆挂着“鄂”地牌照的凯美瑞一直停在那个角落一动未动。

年初一有同村的长辈因癌去世，按照习俗要请道士诵经，即便只有自家人在场，但还是被举报，最后诵经的事不了了之。无人在意举报者，死者为大，因为火化下葬的事一通忙下来，极度伤心，便生不出多少力气去愤怒了。

年初二是本地拜年起始的日子，照往年的惯例这种走动至少延续到初七。但今年村里那条通往外面的主干道恰如干涸的河道，滴水不剩、毫无生气。年初二我去探望同村的姨妈，她正在热除夕剩下的饭菜当作午饭。牙齿与耳朵都不好使的姨妈对疫情的恐惧，远不如子女的未归。她不懂，但她却很理解。

这一点她与我的岳父极为相似，当我告知他我们今年春节不去拜年时，他也格外通情达理，只是话到末了丢下一句：风头过了，等你们回来。

异常安静的村庄，在年初二迎来了农历新年的第一场雪。

回家与祠堂

如果说有一种东西是这座村庄传承至今未曾遗失的，那一定是“回家”。奔丧与春节，往往是这座村庄最能聚齐人的时候。

岳父与我同属一市，他家的房子建在宗族祠堂的隔壁，这座世代守护的祠堂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相传有皇帝题字。始建祠堂的主人身份想必显贵，但考据不详。因保管不善，如今题字仅剩一块烂布飘在正厅。围绕祠堂的老屋，一些变成了菜地，一些杂草丛生。支离破碎的青砖长满青苔，没头没尾，告知后人此处曾经人丁兴旺的过往。

这座祠堂最旺盛的烟火充盈了岳父尚且年轻力壮时的岁月。如《白鹿原》中白鹿两家的祠堂，这种古老的存在曾一度影响乡村后辈的生活轨迹。如今这里只剩下岳父岳母在祠堂西边的小楼生起一缕瘦细的烟火。不如“学好为人”的黑娃那般执着，今天祠堂能影响后人的，往往不如一桌麻将来得轻而易举。

岳父家的老祠堂

从祠堂出去的第一道门悬挂着“兰桂滕芳”的石匾。从石匾下岳父这一姓氏的宗族出去了太多以“走出大山为梦想”的人——那也曾是我积极得有些愚蠢的梦想。

时至今日，从这个牌匾下走出的年龄最小者是岳父的孙子。小孙子在当地上完幼儿园便随父母迁到深圳读小学，为了公立学校的学位，小孩子不得不迁出户口。而岳父固执地认为那张薄薄的户口是最后能象征血脉延续的“井绳”，他断然拒绝了儿子与儿媳的要求。

正如疫情来临时子女不再回家一样，妥协是这代老人“最擅长”的事。岳父承担不起让孙子输在起跑线的责任，于是他最先妥协。作为条件，哥嫂必须在寒暑假送孩子回来与老人团聚。这是一个完全不过份的要求，也是这座祠堂传承的道德最后能约束后人的能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处，老人可以不要，但我们却不能不给。相比其它，孤独才最难熬。

在我以新姑爷的身份第一次去妻子家过节时，老丈人领着一众长辈在祠堂舞了一次规模不大的龙狮。祠堂的灯点亮时，正厅挤满了我尚还陌生的族人，龙狮在那天将我捧成了主角，无论是否能叫出名字，那一屋子的老少都在这个明显的动作中知道了：那就是这家的新姑爷。老丈人用这种很强的仪式感告知我：

从此你就和这个家族的人沾亲带故了，晚辈要疼着，同辈需亲着，长辈要敬着。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座祠堂比往年更加安静。不过我的几个舅舅反而有点开心，因为上班延迟，子女能陪他们的时间更长了。比起疫情，他们可能更在乎这些。只要没有新的生命，孤独永远是村庄最大的恐惧。

老祠堂的石匾

老桥与希望

镇上有一座通往外地最便捷的石孔桥，始建于1974年。桥的东边是一座标注革命老区的石碑，西边是一个新修的广场，广场立有一座雕塑，雕像是李时珍，底座上的文字介绍了这个地方的来历——因草药得名“黄柏”。

有关地名的雕塑

我与妻子像从村庄出逃的贼人一般开车驶出那座老桥，去了岳父家。那天岳父为我开了一瓶好酒，我喝得有些微醉。妻子驾车匆匆离开时，哥嫂也带着孩子离开祠堂回了深圳。我和妻子来不及过多体会老人的感受。我们回来的第二天，岳父所在的村便有了封路的迹象。我与妻子战战兢兢地讲“是不是我们回家的动静太大了？”。

被封的道路（图片来自亲戚的朋友圈）

有个说法是“过了初七不是年”，初七被俗称为“人日”，照习俗是该收拾收拾那逛东逛西的闲心，准备春耕农忙。可如今过了初八，人们似乎还在盼着过年。

“灾”与“难”来得总是突然，恰似早于这场疫情的干旱，人们为了保住冬天的吃食，日日挑水浇菜；又恰似设在那座老桥上的路卡，志愿者们用怀疑一切的态度对待每辆过往的汽车，还包括那些醒目的“武装押运”车辆。对此镇上的医生给出了最无懈可击的答案：“这种车到处钻，一定得查”。

一辆武装押运的车辆被拦下

“只出不进”这条带着明显漏洞与保守的原则如今正在包括这座村庄以外的众多地方上演。层层设卡是村庄当前最主动的防御，为了万无一失，人们不害怕任何麻烦。湖北与武汉是所有村庄最忌惮的词，人们将来自这个方向的人准确区分为“湖北人”、“武汉人”以及“涉湖”、“涉武”人员。村干部们会紧张于一位在宜昌逗留过几小时的学生，为了这条村，他们的紧张与忙碌从年初一开始一直如此。

我与一位朋友聊到乡村的防御，冲在一线义不容辞的村干部与党员其实都缺少专业的自身防护，他们是疫情中“裸奔”的一群人。

人们不知道疫情的防御还要持续多久，但在这座桥上，层层检查的排班已经安排到了很久以后。这座桥始终只是进出的道路之一，正如这个村只是中国众多的乡村之一。如何在这里做得更好，依旧需要专业的帮助。

其实，一座桥又能堵住什么呢？

设在桥中间的临时检查站

（本文作者三分田系新能源汽车行业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