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而稳定的预期是化解疫情风险的内在动力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以警醒大众的口吻提到，“传统社会的驱动力可以归结为：我饿！而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表述为：我怕！”在此意义上，贝氏认为，人们的联结方式也将从“需求型团结”转向“焦虑型团结”，或者说，“在风险社会中，人们不再专注于获取‘好’，而是极力避免最坏。”

虽然贝克的论断过于绝对，但如果将最近爆发的肺炎疫情看作一场突发的社会风险或“黑天鹅”事件，那么确实在不同层面既让我们看到了全民焦虑之下的团结一致，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个体焦虑恐慌之下的社会失衡与不安全感、不确定情绪蔓延。

从最初第一例被感染患者经医方确诊，到整个疫情被确认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在我国蔓延多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和管控，已不仅仅是一项医学卫生问题，其所表征的社会事实恰恰反映了当我们进入风险社会之后，公共安全风险的突发性、不确定性、高度关联性和快速传导性及其连带而生的诸多非期然性后果，常以累积、叠加、激化的方式相互作用，给社会的有序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和压力。而在诸多社会影响中，常为相关组织和媒体舆论在不同程度上忽视的，便是民众预期的确定性问题，或者说如何让民众对疫情中后期的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形成稳定而明确的预期，如何让民众在不确定的风险之下有方向感、安全感和发展信心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日常行为都和预期息息相关，没有稳定明确的预期，轻则无所适从、惶惶终日，重则行为失范、悖逆社会共益。而从诸多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治理经验来看，在风险面前，“信心比黄金重要”，明确而稳定的预期是化解风险的内在动力。

具体来看，在此次疫情之下，每一个体的预期无不受到生活环境、政策规定、组织行为、舆论信息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比如，为什么在口罩等一般防护用品平均意义上并不十分欠缺的条件下，居民仍然一物难求？为什么不少城市在生活用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居民仍要抢购囤积？为什么人们在网络上大喊“武汉加油”，但不少城市社区和农村地区却在无法律根据和正当理由的条件下强行阻断返回的外籍租户（或住户）回家？这些现象既折射出了一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心理特征；也体现出了疫情未根本平息之下，民众预期的不明和利益诉求的驳杂混乱；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则反映了我们抵御突发风险的脆弱性。更进一步地，当我们加以审视，不难发现：此次疫情及其衍生的社会风险，具有如下几项特征明显的社会效应。

一是疫情风险的“回旋镖”效应。虽然此次疫情缘何而起、病毒由何而来并未能查清确认，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处于这一风险之下而难以独善其身。无论老人还是孩童，官员还是平民，身在重疫区武汉还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乡下，新型冠状病毒都有所波及。而同样是在此情景下，每一个组织的工作节奏、每一个企业的经济生产、每一个家户的正常生活、每一个体的健康安全都难逃其影响。在这一意义上，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下，我们都面对着同样的风险。

二是疫情风险的“劣势累积”效应。尽管在总体意义上，每一个体都处于同一“风险共同体”之下，但是风险的影响对不同群体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效应。正如贝克所强调的那样，“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层模式之上，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顶层集聚，而风险在底层集聚”。或者说，风险的分配在不同群体中肯定是不均衡分布的。虽然还没有更加详实的数据表明哪些群体受到此次疫情的影响更为严重，但可以预见，对于那些本身就处在弱势地位的群体，由于其自身的防范能力、救助可及性、社会支持等方面的薄弱，更易陷入到疫情风险之中。

三是疫情风险的“空间集聚”效应。此次疫情风险，首先在武汉爆发并迅速波及其他周边地区，事实上也反映了大城市“集聚效应”的负外部性。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快、人口密度越来越高，社会风险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公共安全隐患也愈发突出。而当大城市运行管理水平不能同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难以同步跟进之时，超大规模优势很可能在风险的冲击下瞬间转变为超大规模劣势。或者说，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催生的风险与“不确定”“不可预见”的疫情风险交织叠加到一起之时，一个城市的“安全容量”是否科学确定，风险防控体制机制是否完善，风险治理的理念、组织、技术手段和资源基础是否能有效衔接，就如退潮后的海滩显露无遗。

在基本的疫情形势面前，我们事实上面对着两对矛盾，即人与病毒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前者属于病理学或医学范畴意义，那么后者则属于社会范畴。当下，这两对矛盾的相互交织无疑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甚或扩大了疫情的风险性。一方面，到目前还没有能够直接治愈此次病毒的专效药物，换言之，人与病毒之间的矛盾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另一方面，见诸媒体的不少社会事实却更多反映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譬如，投机钻营行为的产生、人际信任的缺失、基层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社会内聚力的溃散等等。

当然，无论是何种风险效应和何种矛盾，最终的承担者都是社会个体，而最终的解决之道也正是要化解这些风险和矛盾。在诸多肯綮之中，当下不能忽视的是：如何让民众在面对不确定风险之时，能够从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的“旋涡”中理性走出；如何减少民众的焦躁、失望和愤怒情绪；如何以科学有效的风险评估、化解和管控方式确定性地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变“消极社会”为“能动社会”。

正如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只希望从不确定性中存活下来，或仅仅是战胜不确定性。……我们的使命是驯化、主宰，甚至征服那些看不见的、不透明的和难以解释的事物。”

从这些时日的疫情发展和各地应对态势来看，虽然仍存在着诸如管理一刀切、信息不通畅、舆情引导不及时、救援物资分配和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企业生产与民众生活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和影响。但总体上应该承认，各级政府积极健全疫情防控体系，较为妥善地应对风险挑战，极大地化解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全国总体疫情趋于稳定。如果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行进一半，那么明确民众预期、增强社会信心就更加不可或缺。因为转危为安之时，更需要保持定力、理性看待。

（作者魏钦恭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