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动于衷”到“理性主动”：一次有关肺炎疫情的微观观察

1月26日，湖北云梦县医护人员挨家挨户走访，进行查体温、登记家庭成员信息等工作。

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2020年1月31日24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1791例，累计死亡259例；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30例。确诊病例过万，超出了2003年“非典”时期的染病人数。但从相关的数据可知，病例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典，致死率却低于非典。

随着信息的及时准确的公开与传播，普通民众的心态和行为也跟着有变化。在1月20日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亮相央视之前，普通民众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是不够的。在钟南山院士给出此病会人传人的重大判断和中央政府采取大量措施后，民众对此病的心态和相关行为很快发生了逆天反转。

以下笔者根据自身返乡途中经历以及身处村庄的参与观察，从传播学角度，试图理解村民的心态与行为何以从最开始的“无动于衷”转变为后期的“理性主动”。

一、回家路上，戴口罩的越来越少

2020年1月21日早，笔者从武汉的学校准备回农村家里，在乘车途中观察到，人们的重视与认识程度是存在层级分化的。

由于回家前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关注武汉疫情的情况，笔者逐渐意识到武汉疫情的严重性与危险性，因此决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回家前一天，笔者在超市购买了两包一次性的医用口罩，作为回家路途中使用。为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笔者临时改变行程，放弃坐高铁而是选择在高速路口做顺风大巴回家。

在从学校到高速路口这段路程中，也没有选择做公交车而是直接坐的士，可以发现路上并没有出现拥堵情况，反而在用时上比去年差不多同一时期要少七八分钟。其中的特殊原因不言而喻，即受到病毒会人传人的权威判断影响，市民的出行率有所降低，但是路上行走的市民戴口罩的也并不普遍。

总体而言，市民的重视和认识程度，与疫情的严重性还是存在差距的。

在从省会武汉到笔者家乡所在湖北某地级市的顺风大巴上，乘客以外出务工者和大学生为主。从戴口罩的乘客数量看，约五十名乘客中只有十来人，年龄以20至40岁左右的中青年为主；从车上乘客的交谈中可得知，有好些人在谈论武汉疫情，最多的是有关钟南山院士“人传人”的重大判断。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淡定从容”，反正要离开武汉，也不觉得是个大问题，预防措施基本上没有，对疫情的重视和认识程度不高。

从地级市转车到镇上，约四十名乘客中戴口罩的数量只有六七人，偶尔乘客也会谈论起关于武汉疫情的情况，但也仅仅是当作乘车过程的日常闲谈，乘客的脸上更多的是年前的微笑，有购置年货的满足感，有买新衣的风光，有回家的喜悦感。

到达镇上，客运站附近街上随处可见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车辆，红色闪亮的横幅和显眼亮丽的促销广告，热闹一如既往。

从镇再坐车到村里，二三十名乘客中戴口罩的就更少了，只有三四个，有关武汉疫情的交谈也是很少的。笔者戴着口罩，在其中反而觉得有点不自在。

二、村民心态与行为的快速转变

笔者所在的村庄位于鄂东南地区，村内户籍人口约2300人，每年都有600至700人回村过年。回村后二三天内，笔者发现，村民偶尔议论武汉的疫情，但仅仅当作日常生活的闲谈，显然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并没有受到武汉疫情的影响。村民普遍认为，即使病毒会人传人，但是武汉离村里有140公里左右，根本不需要关心。

他们依旧像往年一样，为过年做准备，该上街购置年货的还是照样购置年货，该给小孩买新衣还是继续买新衣，该走亲访友的还是继续走亲访友，该聚餐的还是继续聚餐，该串门的还是继续串门。以人情为代表的社会交往还在继续与扩大。他们在家中围着炉火拉家常，谈论子女婚嫁、孩子读书、务工生活、回家创业、新年畅想，各种话题都被激发出来，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以家庭为中心，为避免各类喜事的互相重合，亲朋好友间互相商讨，精心安排日期，同时精打细算，为即将到来的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做准备。不时有爆竹声响遍整个村庄，绚烂的烟花点亮夜空。乡间路上往返的人群和车辆络绎不绝。村中显出一幅热闹非凡，红红火火过大年的场景，村民的脸上充满着喜气洋洋的风光。

随着确诊病例的快速增长，各级政府采取封了封锁本地辖区和与外地往来道路等措施，有关信息也在村中快速传播，于是，除夕及之后，前几天热热闹闹的场景和喜气洋洋的风光很快就发生了改变。笔者判断，这不是强制的结果，而是村民基于理性主动改变的结果。

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社会日常性来往层面。

一是传统拜年活动取消。按照村里的传统，根据远近亲疏，大年初一在各自湾内（笔者所在的村属于宗族型村庄，以姓氏为基础，村内分布着十几个湾子）拜年，以宗族内的叔伯兄弟为主。大年初二是姻亲之间拜年，主要是前往外婆的舅姨家等处。大年初三是姑姑家等。但是今年这些活动基本上没有了，只有湾内少许拜年活动，比如我的外婆有五个女儿，每年初二都会去外婆家拜年，并集中在舅舅家聚会，甚是热闹。但今年很冷清，只有笔者父亲和一个姨娘去了，其他人甚至笔者自己都没有去，只能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拜年。

二是各种人情活动取消。每年过年前后十几天，村内的人情互动是比较频繁的，主要包括新房乔迁、子女婚嫁、祠堂落成、庆祝生日和做寿等，有的家里甚至一天有四次人情活动。可见人情活动构成村中过年期间重要的社会交往活动之一。但是今年相关活动只能暂时取消，比如村支书的儿子初八结婚，笔者母亲准备做五十岁生日等，考虑到目前的疫情，最终都决定取消，看后期新情况。

三是村内的庙会也取消。按照村内的传统，每年年初，村民都会到村内的岳公庙山上的四方寺祈福求签，祭拜菩萨，甚至有的村还会敲锣打鼓到庙里去。但是今年大家都呆在家里，庙里空荡荡的，基本上没有人，没有爆竹声，也没有香纸烟火气。

四是朋友聚会也取消。村内朋友过年走动是极其普遍的，既有经常见面的行业朋友，也有志趣相投但平时见不到面的朋友，他们都会选择在春节期间聚一聚，聊聊天，谈谈心。但今年大家只能通过电话互相拜访一下，问问好。

与社会交往活动的几乎消失相对应的是，原本热闹的村庄非常迅速地冷清起来，村内道路上没有了往来的人群与车辆，爆竹的声音也是零星的。按照村民的说法，今年完全不像过年，但是在疫情快速蔓延的特殊时期，他们并没有出现恐慌情况，也没有出现极端的排斥外来者现象，而是理性看待此类事情，并且相互理解，主动接受这一状况。

简言之，村中的过年气氛虽然冷清，但村民之间不失温馨。

三、信息传播网络的自主构建与理性行为

武汉与我家的距离有140公里左右，两地之间尽管在初期存在对疫情认识和重视程度上的层级分化，但在临近春节的几天之内，村民看待疫情的心态与他们的行为发生了迅速改变。

笔者认为，这种信息传播的城乡相对平衡，主要源于以传播媒介为载体，自主构建出的一张疫情信息传播网络。

一是以手机和电视为载体的一级传播。手机和电视在中国基层社会已经相当普及。就笔者家中所在村来讲，70%的村民至少有一部手机，每一家至少有一部手机；家家户户至少都有一台电视，有的甚至安装了网络。正是主要借助电视和手机，村民能及时准确获得有关疫情的各方面信息。

手机，是目前村民获得信息的最快渠道，通过以微信、抖音为代表的各类社交工具，村民能够获得最新的疫情信息，包括确诊人数、死亡人数等直观数据；还能够看到各种视频信息，以及大量有关疫情的直观图片。

电视，是村民目前获取信息的第二个主要渠道。村民可以看到央视各频道，以及武汉、黄石等地电视台播报的疫情新闻。这些内容主要以视频形式呈现，简单直接，方便村民理解，加上源自中央和地市级媒体，村民比较相信。

正是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村民能够及时获得大量信息，当然其中也包括千奇百怪的谣言。这些视频、图片和文字等信息，根据其中内容涉及的地域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是有关广大农村基层的情况；二是以武汉为中心的大中城市的情况。相比于后者，村民更能直接感触到基层疫情的具体情况。

总体而言，铺天盖地的大量信息，至少使得村民明白，疫情确实很严重。既有以武汉为中心的权威信息，比如有村民说“你看习近平总书记都发指示了，李克强总理都来武汉了，疫情肯定严重”；也有反映农村地区防疫状况的自媒体信息，比如有的村民说“你看到那个村的路都封了，不能到处走动了”。这为村民了解并重视疫情奠定了基础。

二是以精英群体为载体的二次传播。海量信息唾手可得，同时意味着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村民既可以获得相对权威的疫情信息，也可以看到听到千奇百怪的谣言。前者有利于增进对疫情的了解程度，从而避免由于对疫情无知而滋生的恐慌；后者则起到相反的效果，甚至会激发各种极端行为，并再生产出恐慌，激发矛盾，从而极不利于村内的稳定与和谐。

村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并不高，对各类信息可信度的甄别能力有限，从而成为各种谣言的传播中介，而村内精英群体对信息的识别水平相对更高些。因此，后者在日常闲聊中，能够通过口头形式不经意传播权威的信息，从而能够避免谣言的传播和蔓延。

村内精英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大学生和教师群体（春节期间回去的这些人以及长期生活在这里的算是精英群体，总计大约有100人左右）。由于受教育水平高，见识比较广泛，他们更能及时准确获取信息，也善于甄别信息，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如本村，外出大学生比较多，过年期间，他们与村民有大量日常闲谈，在了解村民心态及他们对疫情了解水平的同时，也向他们传递了有关疫情的正确信息，从而粉碎了谣言。

另一类是村干部群体（村内目前在任的干部有6人）。作为基层干部，他们对村内疫情掌握相对比较及时，加上处于行政体系内部，了解更多内情，所以能够及时向村民告知相关情况，甚至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这也能起到传递正确信息、规避谣言的作用。

同时，这些精英群体还通过自身行动，在疫情防控方面实现了对村民的言传身教。比如，他们外出多佩戴口罩，也会时常告知村民一些日常卫生注意事项，如外出要带口罩，勤洗手，房内要多通风，等。村内精英群体在春节期间的言传身教，既能迅速扩大正确信息的影响，又能纠正谣言从而减少谣言的传播，最终效果是加快了村民对疫情认识的改变。

三是以基层组织为载体的村内传播。自腊月二十九（1月23日）上午武汉封城以来，从省市县到镇和村，各级政府和村委迅速部署防疫工作，加强各方面的管控与宣传，形成了以基层组织为载体的村内传播。

按照上级的统筹安排与统一部署，笔者在本村的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是对武汉返乡群体进行家访，家访时要登记相关信息，测量返乡人员体温，掌握重点群体动态。这些结果整合成了详细的表格，一天一次上报。

再就是建立武汉返乡人员微信群，通报本村、本镇、本县、本市相关情况，以及各种注意事项，实现相关信息的公开和随时送达。

第三是在公共场所张贴各种布告，向村民说明情况，比如在岳公庙门口张贴告示说：根据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指示，目前病毒传播严重，新年初一不开门，望各位信众谅解。

第四是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带上喇叭沿着村级公路宣读文件和措施，向大家说明疫情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要求大家不要集体聚会，尽量留在村湾内，不要随便走动串门。附近其他村甚至出现封路封村的情况。

总之，基层组织在防疫问题上做到了上情下达，动员了村民的主体性，使得疫情防控逐渐内化为村民的自主行为。

四、结语

综上，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省肺炎疫情传播区，受病毒传播特性的影响，疫情暴发初期虽然也存在一套信息传播体系，但从空间上看，显然呈现出城乡居民认识和重视程度的层级分化，与武汉距离的远近决定了人们重视与认识程度的高低。从时间上看，由于疫情的快速蔓延扩大，村民从最初的无动于衷，很快就变得理性主动，城乡居民的重视与认识程度逐渐实现了信息的相对均衡与同步。

就笔者所见，本村村民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恐慌情绪，也没有发生对外来者的极端排斥，而是理性看待疫情，相互理解，从而维持了村内相对稳定和谐的秩序。可做如下解释：通过以手机、电视等为载体的一级传播，村民及时、准确地获得了有关疫情的最新情况；通过以精英为载体的二次传播，村民及时获取了正确的疫情信息，避免了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干扰，纠正了各种错误认识；最后，通过以基层组织为载体的村内传播，加上村两委的行政力量和宣传策略见效，村民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进而将疫情防控内化为自己的自主行为。

这样，现代化的手机、电视等信息传播工具，传统的布告、喇叭以及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一并作用，构建出一套信息传播网络，及时、准确、有效传播了各种疫情信息，使得村民对疫情的直观感受逐渐内化为主动防控的理性认识，最终外化为他们的理性行为。

结果是，除了淡化春节的团聚氛围，这次肺炎疫情在本村并未造成太多恐慌，或者形成其他实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