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中篇·欧美风云）

【按：作者自2003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评论。目前由《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首发。本文的网络版分为上、中、下三篇发表，并略去部分内容和全部文献注释。完整的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发表。】

上篇·世界变局

序言：近身的世界

脆弱的新共识

中篇·欧美风云

弹劾与分裂

新的雄心与危险

下篇·思想前沿

面对全球气候紧急状态

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资本主义的问题

美国：弹劾总统与政治分裂

预兆早已显露，美国政局会经历波澜汹涌的2019年。从年初创下“政府停摆”最久的历史记录（长达三十五天），到年底特朗普成为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伴随着政治裂痕的日益深化，两大政党之间的分裂尤为突出。

弹劾总统是一项基于宪法原则的行动，实际上与党派斗争的逻辑紧密交织。12月18日众议员对弹劾案的投票几乎完全由党派身份所决定，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不出意料地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那么，在提交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审理时，弹劾指控几乎没有可能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六十七张赞成票。然后，特朗普会宣告他从一场政治迫害中幸免遇难，或者粉碎了一次阴谋政变。

一场毫无悬念的弹劾行动为什么会开启？两党精英都诉诸宪政原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也都指控对手在玩弄“党派政治”。对特朗普“滥用权力”与“阻碍国会”的两项指控都依据宪政语言。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弹劾后演讲抗辩说，这是美国现代历史上“一次最仓促、最不深入和最不公平的”弹劾。他诉诸“降低总统弹劾门槛的危险性”，这是一个正当的宪政理由，但指控民主党的弹劾企图“蓄谋已久”却显得荒诞，在逻辑上一项指控是否成立与指控者是否蓄谋完全无关。更为反讽的是，他在谴责众议院弹劾证据不足、仓促草率的同时，却拒绝在参议院审判中传唤证人出庭和文件调查，试图迅速完成一次更加仓促草率的判决。

那么，在党争如此激烈的背景下，还有希望践行法治要求的程序与证据原则吗？众议院的听证与辩论过程呈现出显著的“后真相效应”：在民主党议员看来“确凿的证据”，对共和党议员来说只是“传言”而已。然而，“后真相效应”也与证据的品质成反比。假如累积的证据接近尼克松“水门事件”的确凿程度，那就可能终结后真相的游戏。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暂缓将弹劾指控呈递参议院，以此要求参议院确立一个更充分和公正的审判程序，同时也在期待新的证据浮出水面。

《纽约时报》12月29日发表长篇报道，披露了特朗普不顾“有违国家利益”的告诫，坚持冻结对乌克兰军援长达八十四天的过程与内幕细节，以及在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之间造成的冲突与困扰，读来惊心动魄。这也许仍然算不上最确凿的证据，但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这会对麦康奈尔“迅速而无痛的弹劾审判”计划造成巨大的压力。1月6日报道，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John Bolton）表示，如果被参议院传唤，他愿意出庭作证。

许多评论者相信，弹劾争斗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两党都试图以此争取中间选民。“FiveThirtyEight”网站发表一份综合多家民调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公众对弹劾的态度有所变化。在众议院启动弹劾程序之前，反对率始终高于支持率，从9月底之后支持率超过反对率并保持微弱优势（截至新年1月3日支持率为百分之四十九点四，反对率为百分之四十六点八）。与此同时，对总统的认可率几乎不受弹劾的影响（波动幅度在百分之二以内），截至新年1月3日认可率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五，不认可率为百分之五十三（与2019年7月31日的数据完全相同）。

党派立场不仅体现在对弹劾总统的态度，也是影响政治取向的首要因素。皮尤（Pew）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民调表明，在美国公众三十种政治价值的取向与分布中，党派分野是区分政治态度最主要的分界线，远远超过年龄、性别、种族与族裔、教育水平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12月数据）。而“党派反感”（Partisan Antipathy）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也更加个人化（10月数据）。

许多人对政治分裂深感忧虑，《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布鲁尼（Frank Bruni）9月25日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弹劾特朗普令人恐惧”。他认为弹劾行动虽然正当，但其政治后果却是可怕的。它将强化政治对抗和两党斗争，进一步激怒原本就易怒的特朗普，却不可能将他罢免，这会使美国陷入完全不可预测的疯狂状态。而弹劾即便能揭露特朗普被忽视的罪恶，也不可能改变选民立场，因为“特朗普的本色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在当今政治部落主义的格局中，有人相信“看见了一道反常的彩虹”，有人确信是在“凝视黑暗”。布鲁尼认为“正义之事与明智之事并不总是相同的”，暗示当下最迫切的目标是弥合而不是撕裂分歧。

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也认为“弹劾争斗要比你想象的更为可怕”，但做出了与布鲁尼不同的判断。他10月底在Politico杂志发表文章，引入“政体分裂”（regime cleavage）概念，其标志是“对于政治体制本身的基础发生冲突”，这远比其他政治分裂（政策分歧、左右之争或族群身份矛盾等）更加危险。“在面临政体分裂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公民和官员相信，规范、制度和法律可以被忽视、颠覆或取代”。他指出，美国已经显示出政体分裂的征兆：两党对弹劾问题相持不下，分歧已从政策领域转变为“政治合法性”问题，在政治话语中将对手贴上“非美国、不忠诚，甚至叛国”的标签。而将依据宪法秩序弹劾总统的行动等同于“政变”，对行政权的制约遭受质疑，立法机构职能的行使被视为非法，则是政体分裂最清晰的迹象。

佩平斯基认为，在美国政治尚未被政体分裂耗尽的情况下，更有必要认真对待这场弹劾的宪政意义。他期望经由弹劾案的考验与洗礼，让分裂的公众重新肯认共同的民主政体原则、捍卫法治和维护三权分立，最终恢复宪政秩序。否则，美国有可能陷入全面的政体分裂。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选举出一位能够‘结束华盛顿的混乱局面’的总统，因为分裂的双方都会将对方视为非法和非民主的。选民将会失去对民主本身尚存的信念。在最坏的情况下，总统及其支持者完全不对国会负责，而其反对者则彻底拒绝总统的合法性”。

这篇文章受到《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的关注援引，反映出对分裂危机的共同感受。几篇评论文章都提到一种令人畏惧的前景：假如特朗普在下届大选中失败，特别是双方得票率接近的情况下，他和支持者们会接受选举结果的正当性吗？不要忘记，甚至在2016年胜选的情况下，特朗普仍然拒不承认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更多的大众选票（popular votes），指控那是“作弊”的结果。那么，如果争取连任的竞选失败，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可能走得多远？

《新共和》11月6日发表文章，题为《民团总统》（The Vigilante President），描述了特朗普的“硬核支持者们”（hard-core supporters）已经准备以暴力对付敌手的可怕景象。特朗普自己多次含蓄地炫耀拥有这样一群支持者：“他们是执法人员、军人、建筑工人，为特朗普而骑行的摩托车手们……这些人都是硬汉（tough people）。”他说自己很希望他们保持和平的方式，但后来又说，“他们通常不会玩硬的，直到他们走到某个特定的地步，到那时情况就会非常糟、非常糟。”这是特朗普在2018年竞选活动和接受媒体采访中谈到的。他在暗示自己留着一张威胁性的底牌。

2020年的大选结果会怎样？如果特朗普默许或鼓励那些硬汉必须开始“玩硬的”了，那么情况会有多糟？会发生暴动最终导致宪政危机吗？这种前景让人不寒而栗，却并非不可想象。

在过去的一年间，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不断刷新人们对总统职位的想象。比如，他会在意加拿大电视台在播放老电影《小鬼当家2》时删去了他当年客串路人的七秒钟片段，并为此公开指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实际上这是电视台2014年开始常用的剪辑版本（为节省播出时间删去了几个无关情节的片段）。但这类“外交小事”又何足挂齿，只要想一想特朗普可以在知会五角大楼、国务院或白宫幕僚之前，直接在推特上发布重大的国家安全决定，更不用说他连绵不断炫耀自夸或侮辱谩骂的推文……“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今年，甚至都不是他被弹劾的原因”，《纽约客》资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 Glasser）如是感叹。她因为每周撰写“特朗普的华盛顿”专栏而无法摆脱“难以言表的折磨”。一位德国朋友为她提供了一个新造的德文词来抒怀，竟然有三十三个字母之长，其简化版是“Trumpschmerz”（特朗普痛）。格拉瑟将此选作自己的年度词汇，写下岁末的专栏《特朗普痛之年》。

可是，何必计较这些细枝末节？许多支持特朗普的民众，会同时声称“虽然并不喜欢他这个人”。格拉瑟这样的“白左”知识人困于自己道德洁癖的执念，因此无法理解政治评价的要义所在：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政绩，而不是其个人道德操守或行事风格。

果真如此吗？圣诞节前一周，福音派旗舰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发表社论，呼吁罢免特朗普，引起轩然大波。社论将“道德”置于核心，指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不仅违宪，而且“几乎是一个在道德上迷失和困惑之人的最佳范例……对于许多不顾其污损的道德记录而继续支持特朗普先生的福音派人士，我们可以这样说：记住你是谁，以及你侍奉的是谁”。

苏利文（Andrew Sullivan）对此评论说，“终于，有福音派媒体以简洁的语言说出了真相。”他所指的真相是：“品格很要紧”（character matters）——不仅在道德的而且在政治的意义上是重要的。“这一直是保守派的原则，却在崇拜的骚动中被抛之不顾。”苏利文自诩为“欧克肖特式的保守主义者”，年轻时曾担任《新共和》主编。这位立场多变的知名评论家，12月在《纽约》杂志网站发表犀利的文章，笔锋直指政治家的品格议题。

在苏利文看来，正是巨大的品格缺陷，使一位出色的竞选者在胜选后错失良机，并成为猖獗独断的总统，最终走向被弹劾的命运。2016年竞选时期，当其他候选人还在继续“僵尸般的政治和经济”陈词滥调，特朗普却通达了“许多美国人的积怨和焦虑”，因此脱颖而出。想象一下，如果他能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总统议程，通过一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法案，结合对中产和工薪阶层的税收减免，他会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并轻松获得连任。如果他能有一毫秒的谦逊，承认自己作为新手会犯错，或者能有一丁点的宽宏大量，奇迹就会发生。即使到今天，如果特朗普承认，现在意识到他与乌克兰总统的电话涉嫌“越界”，那么我们会身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然而，所有想象中的“如果”都没有发生，苏利文就此总结出两个核心教训：第一，“特朗普主义在这个国家拥有真正的支持基础”，包含着一些必须回应的需求；第二，特朗普本人完全没有能力回应这些需求，“他是一个如此不稳定、恶毒、具有破坏性的自恋者，以至于威胁到整个政府体制”。因此，这场弹劾在根本上事关特朗普的品格：“他是如此深刻和独特地不适合他担任的职位，如此蔑视他曾宣誓要捍卫的宪政民主，他的核心品格是如此败坏，以至于他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会引发危机，只是简单的时间问题。”对于这样一个人置身于椭圆形办公室的事实，“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还尚存一丝生命，那么弹劾是不可避免的”。

特朗普不可能在参议院的弹劾审判中被罢免，而且他还有可能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再执政四年。民调显示，在登记的选民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投票给特朗普，同时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会无条件地投票支持他，还有百分之十七的选民将对比权衡民主党的候选人来决定自己的投票。这个比例结构在过去一年中几乎保持不变，甚至在几个“摇摆州”也是如此。多数专家预计，在2020年11月将会有一场旗鼓相当的激烈竞争。

共和党当中始终存在一个反对特朗普的少数派，他们曾在2016年呼吁“绝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现在发起了反对特朗普连任的“林肯计划”（the Lincoln Project）。12月18日，四名保守派精英联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我们是共和党人，我们决心击败特朗普”。他们声称自己仍然坚持“保守派（或古典自由派）”的立场，虽然与民主党人存在许多政策分歧，但“我们共享的对宪法的忠诚，要求一种共同努力”。他们发起林肯计划的目的，是要阻止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对法治、宪法和美国精神的伤害”。

很难估计林肯计划会有多少影响。共和党建制派对特朗普的疑虑与不满由来已久，但在2016年大选前，他们就决定接受一项“与魔鬼的交易”，因为这个闯入共和党的政治素人给出了难以拒绝的回报，不只是共和党内无人匹敌的选民支持率，而且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是对美国联邦法院系统转向保守派的决定性改造。

马库斯（Ruth Marcus）在其新著《最高的野心》中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很早就公布了一份保守派法官的名单，他预告在当选后将从中提名联邦法院的法官。对于保守派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承诺。而且特朗普兑现了这个承诺，执政三年多以来，在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支持下，他提名并通过任命了一百五十八名保守派的法官进入联邦各级法院，包括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四十四名联邦巡回法院法官，以及一百十二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相比之下，奥巴马两届任期内只任命了五十五名巡回法院法官。

因此，无论特朗普是否会被罢免或能否连任，他已经留下了史无前例的、将会影响美国政治几十年的政治遗产。

欧洲：新的雄心与危险

巴黎圣母院在大火中倾覆，这个四月成为欧洲“残忍的季节”，混合着“记忆与欲望”，交织为无数缅怀的诗文。

明星哲学家莱维（Bernard-Henri Lévy）适时地献上一篇颂词（Ode），他在旁征博引与词不达意之间费力寻思，写下这一象征性事件的启示：“燃烧中的巴黎圣母院提醒我们，我们历史和遗产的脆弱，我们建成的事物并不牢靠，以及千年欧洲作为艺术故乡的有限性。”至于如何面对未来，莱维引用雨果的名言作答——“时间是建筑师，但人民是工匠。”

这是告慰却不是回答，因为“时间”这位建筑师已经隐匿了那幅蓝图。曾经召唤人心的“欧洲精神”，曾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鼓舞了千万人“重返欧洲”的梦想，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如今都变得面目不清、前景不明。

彷徨的欧洲，在欧盟整体目标与成员国各种诉求之间左右摇摆，也在中美纷争的大变局中难以抉择：美国正在疏离的盟友，或者中国的潜在新伙伴，或是更具自主性的欧洲。这种格局深藏着悖谬的陷阱，它呼唤心怀使命感的政治家登场，引领欧洲开拓未来，但同时将会以过于严苛的考验摧毁他们。

默克尔深知这种考验的分量，她即将在2021年秋季卸任。马克龙显示出责无旁贷的雄心，他对欧洲的危机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吗？《经济学人》11月9日刊登封面报道《马克龙看世界》，并在网站上发表对他长篇访谈的全文。

马克龙坦言，英国脱欧的曲折过程、美国在战略上的背弃以及欧盟事业进展的举步维艰，“这在五年之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他深信，欧洲正处在“悬崖的边缘”：“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我们将会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消失，或者至少我们将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走向悬崖的命运始于1990年代，从那时开始，欧盟专注于市场的扩张与规制，却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政治目标。这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下，造成了一种永远稳定的幻觉。但随着美国从欧洲和中东的逐步撤退（始于特朗普就任之前），连同其新的保护主义，欧洲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他警告说，“当世界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转向由实力强权政治所决定的秩序，欧洲正面对近乎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美国背弃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如果欧盟不能将自己理解为一种全球势力，那么将会消失”。

为应对这种危险，马克龙认为需要确立“欧洲主权”：这是欧洲战略性的集体能力，以捍卫欧洲的利益（包括安全、隐私、人工智能、数据、环境、工业和贸易等等）。困难是显著的：欧洲内部的分歧、英国脱欧造成的困境、德国联合政府的功能失调与经济疲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僵局……所有这些障碍以及他对时局的黯淡分析，似乎都未能动摇这位总统的信心，“一种神奇的而且无疑是过度的对自己可以有所作为之能力的信心”。

这种信心并非毫无基础。马克龙是具有宏大视野且精力充沛的外交家，上任以来对五十多个国家进行了一百零一次访问（包括两次出访中国），他能从容不迫地应对特朗普的威慑，并积极调整和促进与莫斯科以及北京的关系。毕竟，他领导的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一个核武大国，其军事影响力从欧洲延伸到太平洋地区，而且法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相对平稳。就国内政治而言，马克龙及其政党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并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他的国内声望也开始恢复，支持率仍然不高（百分之三十四），但至少回到了“黄背心”抗议运动之前的水平。

马克龙正积极推动“欧洲干预倡议”（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这是多国（包括英国）组成的联盟计划，以便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他还提到了德国倡导的“欧盟防务合作协议”（pesco），以及用于资助军备研发的欧洲防务基金（金额高达一百三十亿欧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辅助北约而设计的”。他对北约“脑死亡”的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表明在集体安全问题上他与默克尔的观点相近：欧洲人“可以依靠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马克龙的“欧洲主权”抱负可能实现吗？《经济学人》在导引文章中提出了诸多质疑。以防务为例，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很难一致同意去建立一个功能完备的武装力量。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对于疏远美国而寻求与俄罗斯缓和的想法心存警觉，而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正陷入自身的内部困境，无暇顾及一个宏伟的全球愿景。

的确，历史上很多次要让欧洲成为全球性势力的呼唤最终都落空了。马克龙的欧洲理想很容易受到批评，被视为哲学家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位四十一岁的年轻总统坚信，这一次必定有所不同。他实际上在恳请欧洲的政治同僚们想象：“如果坚固的美国同盟不复存在，欧洲如何能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繁荣兴盛？”马克龙值得一个严肃的回应。

英国在痛苦的思考后做出了选择：面对纷乱复杂的局面，决定抽身而出。“脱欧”并不是脱离欧洲，而是摆脱欧盟体制的束缚，以某种“光荣孤立”的姿态与欧洲大陆保持有弹性的距离。三年多以来反复推倒重来的方案，曲折多变的辩论、谈判和拖延，已经让英国人精疲力竭。不堪忍受的人们终于被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竞选口号击中：“搞定脱欧（Get Brexit Done）！”

12月12日的议会选举成为英国保守党新的高光时刻，以三百六十五个席位获得下议院的绝对多数，这是1987年以来保守党取得的最大胜利。工党作为第二大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六十个席位，遭受了1983年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脱欧淹没了其他许多政策议题，是工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本人“不可信任”的舆论形象也举足轻重，这也不只是右翼媒体对他“污名化”的结果。科尔宾在脱欧问题上犹疑不决，在党内未能有效整合激进左翼和中左立场的成员，在党外也难以凝聚已经多样化的亲和工党的选民。工党的竞选方案包含从环境到医保的众多议题，显得庞杂混乱而焦点不清。在根本上，布莱尔和布朗的“新工党”改革路线，在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一直未能真正复苏。近十年来，工党试图重新调整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但在构想左翼的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缺乏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突破，这是工党面临的更深层也更困难的挑战。

约翰逊在胜选演讲中宣告：脱欧是“英国人民做出的不可辩驳、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决定”。虽然这位首相并没有兑现最初承诺（完成脱欧的期限从10月底被推迟到新年1月底），但无论如何他不再会陷入反复辩论的泥沼。约翰逊做出了新的承诺，在2020年底之前达成与欧盟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大部分专家和外交家都对此表示怀疑。

过去的难题并没有消失，约翰逊像特蕾莎·梅一样承诺了脱欧的三项目标：（1）英国所有地区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2）爱尔兰岛内，不设置爱尔兰共和国与（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之间的边境检查；（3）英国内部，不在北爱尔兰和其余地区之间（爱尔兰海两岸）设置贸易边界。但是，这三项目标在逻辑上无法同时达成，有学者称之为“脱欧三重悖论”（The Brexit Trilemma），也是让脱欧方案久拖不决的难点之一。

真正解决这个难题需要至少放弃其中的一个目标。如果坚持兑现脱离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承诺，就必须要么阻隔南北爱尔兰（在欧盟体系下）已经享受的自由通行，其代价是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反弹；要么在爱尔兰海设置边界，这将损害英国主权的完整性。

约翰逊并没有打破三重悖论的魔咒，他目前的方案是对北爱尔兰地区做出特殊的复杂安排：将关税同盟与单一市场分开处理，让北爱尔兰与英国共享关税区，但仍然与爱尔兰共和国留在单一市场，因此在爱尔兰海设置了海关检查。彭博社的新闻评论说，这是让北爱尔兰在两个体系中“各站一只脚”。

北爱尔兰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在宗教信仰上有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有坚持归属英国的联合派（Unionist），以及主张整个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派（Nationalist）。彼此间长期的冲突在欧盟体系中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但重新被脱欧议程激活。

议会选举之后，利物浦大学汤戈（Jon Tonge）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指出，约翰逊的权宜之计没有消除脱欧与爱尔兰和平难以兼容的忧虑。近年来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要求爱尔兰统一的呼声逐渐强劲，在当地民众中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高。最近一次独立民调显示，爱尔兰统一的支持与反对率几乎相同（百分之四十六对百分之四十五）。相反，联合派的民主统一党（DUP）开始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这次议会选举后，在北爱尔兰地区的当选议员中，联合派的议员史无前例地成为了少数。虽然要想实现爱尔兰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总体趋势有利于民族主义者。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也在苏格兰地区再度兴起。反对脱欧、要求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苏格兰地区五十九个席位中的四十八席。《纽约客》报道透露，该党领袖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表示，她将致信约翰逊首相，要求再次举行脱离英格兰的公投，“给苏格兰一个选择，去寻求另一种未来”。她此前曾多次呼吁，苏格兰最好的未来就是成为“一个平等独立的欧洲民族”。

早在选举前一个多月，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批评约翰逊的政策会激发分离主义浪潮，并想象了一种黯淡的前景：“破裂的大不列颠将不再伟大，最终留下的只有英格兰。”这个图景或许过于悲观，而《经济学人》的一篇评论更值得重视，文章将脱欧的冲击概括为“三个D”：“分裂、损害与削弱（divide, damage and diminish）”。在2020年，随着英国失去其作为欧美之间桥梁的角色以及中国在世界增强的影响力，约翰逊首相谈论的“全球性英国”的愿景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远离美国的欧洲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危险，德国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这如何可能呢？二战后的欧洲和平已经持续了七十多年，野心勃勃而令人畏惧的德国早已脱胎换骨，被驯化为温良无害的新德国。思想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甚至说过，如今在德国四处可见的是“平庸之善”。但卡根（Robert Kagan）表达了怀疑：“果真如此吗？这是唯一可想象的德国吗？”他在《外交事务》（5/ 6月号）发表文章《新德国问题》指出，自由国际秩序的瓦解以及欧盟内部矛盾的加剧，将会改变德国及其在欧洲的作用，致使“德国问题”有可能旧病复发。作为著名的政治历史学家和战略顾问，卡根的博学与雄辩让人很难低估这种危险。

所谓“德国问题”是指它对欧洲和平带来的威胁。德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又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在1871年统一之后就具有足以打破欧洲均势格局的力量，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欧洲和平建设规划特别重视解决德国问题。外交家凯南曾提出，某种形式的欧洲一体化是“唯一可能的方案，来解决德国与其余欧洲国家的关系问题”，而这只有在美国的安全承诺保障下才可能实现。

欧洲一体化的方案成功了，德国告别了其曲折而耻辱的过往，转变为世界上最自由和平的民族。但卡根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和平的新德国也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持才能够持续，正如旧德国的转变。他赞同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一个观点，善恶主要不是所谓“国民性”问题，而取决于外部事件：“并不存在两个德国，一善一恶。邪恶的德国只不过是善良的德国陷入了不幸与罪恶，因而是误入歧途并走向覆灭的善良德国。”因此，维护弃恶从善的新德国，依赖于有利的国际环境，这包括四个要素：美国的安全保障、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民主化浪潮，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压制。这些要素共同的作用，迫使和鼓励德国，从军国主义中解放出来，致力于经济和技术发展，并深刻肯认了自由与民主的价值，抑制了民族主义的倾向，获得了和平与繁荣，最终“埋葬了旧的德国问题”。

但是，形成这些良性要素的历史环境既非寻常也未必永久持续。2009年欧元区危机爆发，在欧盟内部造成了裂痕，开始了新的恶性循环。德国主张的紧缩政策遭到希腊和意大利等国的反弹，还出现了反德“共同阵线”的话题，而德国人对要“资助他人的挥霍享乐”而心生怨恨，萌发了受害者意识。这种局面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欧洲内部冲突的“地缘经济版本”。

如果争端仅止于经济层面，并不值得特别担忧。然而近几年的变化则不再能让人保持信心：整个欧洲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兴起，部分地区民主政治开始衰退。特朗普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峙中选择支持后者，他抨击欧洲的中右派与中左派的国家领导人（包括默克尔、马克龙和特蕾莎·梅），而赞赏民粹主义、非自由派的右翼领袖（匈牙利的欧尔班、法国的勒庞、意大利的萨尔维尼和波兰的卡钦斯基）。美国还在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这是巩固欧洲和德国政治稳定的体制。此外，英国脱欧也会对欧洲均势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公开质疑以往美国承诺提供的安全保障，这将迫使德国和欧洲为防卫自主而发展军事力量。这些趋势意味着，遏制德国问题的战后秩序已经开始松动，所有四个有利要素如今都不再可靠。

也许危机感是多余的，也许德国战后的变化是如此深刻，再也无法逆转。但也有可能，“自由平和的德国人也难以抗拒那些塑造历史的巨大力量”。右翼民族主义的另类选择党（AfD）如今已经跃居联邦议会的第三大党，其领导者宣称已经厌烦了德国人“对内疚的崇拜”，并将移民问题归咎于被他们称为“二战获胜方的傀儡”的德国政要。如果某个政党能够以更主流、更温和的方式支持这种情绪，很有可能会找到自己的执政之路。在未来几年，德国可能将身处一个再度民族主义化的欧洲，形形色色崇尚“鲜血与土地”的政党可能掌权。在这种环境中，德国人能够抵御自身的民族主义回潮吗？实力政治曾主导欧洲大陆长达千年，如果其他欧洲国家最终走上这条道路，那么即便是最为自由的德国（哪怕仅仅出于自卫）也很难不加入其中。如果今天的德国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产物，那就必须思考在这个秩序瓦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