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防疫调研｜湖北黄冈农村的防疫保卫战

【编者按】

黄冈是湖北省疫情仅次于武汉的地区。截至28日24时，黄冈市已累计确诊病例324例，累计疑似病例1048例。这个是一份来自黄冈市农村的防疫观察，全村有300多户，分散居住在十几个自然湾中，村庄中至少50%的农户在武汉务工。

从疫情爆发武汉出城的人群去向看，湖北的孝感和黄冈两市稳居前两位，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除了武汉，黄冈等周边地区同样成为疫情焦点，每一天关于疫情、医疗救助以及各级通告的消息占据各大互联网平台。然而，与互联网媒体平台的热切关注相比，疫区内的农村地区则显得极为平静，随着封城消息传来，防疫保卫战一夜之间打响。

从慌乱到安静

我的家乡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北部的一个山区农村，全村有300多户，分散居住在十几个自然湾中，村庄中90%以上的农户家中有劳动力在外务工，其中包括全家在武汉务工的农户在内，至少50%的农户在武汉务工。除夕前半个月，历来是外出务工农民返乡的高峰期。无论哪一种交通方式，从外地城市返乡，武汉皆是必经之地，更不用说在武汉务工的农民。

腊月二十九凌晨，武汉封城消息发布之后，村民们对是否能够及时出城回家过年更为紧张。在外的人几乎赶在封城之前赶回老家，当天，我准备到镇上购买口罩，发现市镇上所有药店的医用防护口罩全部卖光。当晚零点，黄冈市发布正式文件通告实行交通管制，继武汉市后第二个宣布“封城”。大年三十早上，在黄冈市发布封城消息的几个小时后，鞭炮和火光照亮了山村的拂晓，年味也停留在了大年三十早上的鞭炮齐鸣中。

封城的消息在村庄中传播开来，一场关于疫情的恐慌和防御随之而来。大年三十，黄冈市开始发布各县市确诊以及疑似病例数据通告，通过与两位在县、乡工作的朋友交流，我了解到乡镇所采取的具体防御举措：一是对发热疑似病人实行乡村医生、干部、公安干警“三包一”监管；二是通过宣传车、村村通广播网、宣传单、微信平台针对具体预防措施进行宣传引导；三是组织物资，号召社会捐赠物资，近两天时间内，镇域范围内包括企事业单位集体以及个人在内的社会捐资数额累计25万元左右，其中包括直接捐赠的医用酒精若干吨以及医用口罩数千只，但对于全镇六万常驻人口而言，医用物资供应仍然较为短缺。四是在交通重要卡点，尤其是高速路口和国道口进行检测，通过联防联控宣传到组，劝导村民春节期间红白喜事从简等。

地方政府的疫情防御战打响后，绝大多数村民不敢上街，甚至邻居之间也不再相互走动。当天，我的家人到镇上添置年货，父亲告诉我，前几天人声鼎沸的热闹镇街已经变得人员稀疏，部分店面已经关门。

正月初一，县城发布应对疫情防御的正式文件通告，除了禁止大型集会活动，暂停娱乐旅游场所的营业活动外，全面管制县域内交通，而我所在的村，各个湾进出口道路亦逐一封锁，村民在足不出户中开启了一个安静的新年。从大年初一到初四，村庄中听不到任何鞭炮声，也没有走亲访友的影子。我的父亲母亲这几天常常感叹“像今年这样冷清的年，五六十年来前所未有”，但在谈到这场疫情时，他们又极为冷静地说“现在的人都很自觉了，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别人屋里惹人嫌”。

正月初四，恰好村医来我所在的自然湾测量体温，他说：“只有你们从武汉回来的人才需要测。”霎那间，心头涌上一种奇怪的感觉，途经几户农民住所，有人盛情邀请进屋喝茶，想到我刚途经武汉回村不久，赶紧谢绝。事实上，我所在的湾子二十多户几乎都有近期从武汉回村的人，自觉回避成为这个春节最礼貌的问候方式。跟以往相比，没有鞭炮和亲友走动的村庄格外安静冷清，但弥漫在四面八方疫情消息中的村庄其实也并不平静。正月初一黄冈市卫健委公布全县4例确诊，截至正月初四，全县已确诊病例为8例，其中1人死亡，疑似病例16例，医学留置观察61人，不断新增的确诊案例，尤其是死亡的案例以及关于年老、年幼易感人群的报道极大加重了村民的担忧。

父亲嘱托坐不住想要外出的子女“千万不要乱跑到别人家里”，子女监督出门的老父母“戴口罩再出门”频频在村中上演。一方面，村民安静地守在自家屋中，通过“不动”，自觉地参与这场防御，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新闻媒体密切关注着疫情动态，在“自我隔离”中守望着二月的转机。在这个过程中，我观察到一个较为有意思的现象，村庄里虽然冷冷清清，但村里的微信群却异常火热。通过微信群，村民积极地表达情绪、传递消息并分享着过年体验，通过虚拟平台的互动，他们形成了疫情下的情感共鸣。

谁在影响农民的行动？

尽管黄冈是武汉之外疫情发生最严重的周边城市，但我所在的县城情况一直相对乐观，地方政府的逐级响应以及市、县、乡、村交通的全面管制给村民释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村里人不出村、村外人不进村”，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似乎才真正在乡村悄无声息地展开。在村庄内，村民随之而来的反应则是互不串门、电话拜年。大年初一，我通过电话分别向各位长辈拜年，同时也收到舅舅那边来的信息，今年暂不用到外公那拜年，而我父亲也相继接到晚辈来的拜年电话，在我所在以及附近村庄，包括我通过七八位同学了解的其他乡镇村庄的情形也大抵类似。

新年前，回家过年是村民最大的期待，年后，在家自我隔离则成为村民普遍的行动选择。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转变，最根本的缘由是疫情在农村地区的蔓延之势以及农村医疗资源的极度紧缺给村民带来的紧张感，尤其在信息传播越发集中、复杂的情况下，许多村民无法从诸多信息中进行有效筛选和甄别，从而采取最直接最保守的方式应对。

我父亲长期在武汉务工，一直通过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关注武汉的疫情，先行回村后，他便在房屋附近喷洒消毒水，腊月二十六我途经武汉回乡，他再三嘱咐我要戴好口罩，但在汽车站，我发现等候在省内班车前的人们，戴口罩微乎其微；腊月二十八，我们一家给外公外婆辞年，我发现近期刚从武汉回村的七八十岁的外公外婆竟然对武汉疫情毫不知情，在我们的提醒下，两位老人才开始关注疫情。

像父亲这样关注武汉疫情的大多是返乡的中青年，大多数在村农民，尤其是老人起初并不在意，直到政府发布公告，村干部封路并采取“硬核”措施之后，村民才真正意识到疫情防御这件事。近一周以来，尽管大量互联网信息爆炸性袭来，但对村庄而言，地方政府和村干部的举措对农民行动影响更为权威，也更为明显，尤其是封路限行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让村民得以真正行动起来。同时，村民间交流达成的疫情防御共识也对自觉行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作者邱婷系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