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夜话 | 做个自由职业者，想让父母明白有多难？

【编者按】

又逢一年辞旧迎新时。此刻不论你身在何处，相信都会与家人团聚、和老友重逢。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家乡，你会有什么发现和感触？难得的相聚，大家坐在一起又会聊些什么？

2020年新春之际，澎湃新闻推出“围炉夜话”专题。区别于浮光掠影式的简单记录和宏大叙事，我们希望呈现的、似乎是碎片般的景象，但又意味深长，蕴含着这个国家的另一些细节。

文 | 与归

编辑 | 俞诗逸

2020年的第一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突然意识到，我即将迎来“无工作状态”两周年。

这个“突然”让我有些触动，因为这说明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方式。从2018年3月起，我就辞职成了一位自由职业者，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上过班。

爸又在第一时间催我找工作了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是不吝于时不时表现自己的“职业优势”的。

比如春运，很多朋友首先面临的问题，不是抢到抢不到票的问题，而是无法提前知道公司何时放假、自己几时能走。我就不一样了，“一人放假，全司回家”，说走就走，谁也拦不住。

所以，今年春节，为了和上班族返乡大迁徙错开，我早在腊月二十三就回到了家。

回到家已经接近晚饭时间，爸在厨房里做饭，我在旁边打下手和他聊天。果然，不出我所料，没几句就问到了工作了。我照旧汇报了我去年的回答，爸听完之后，也留下一句和去年一样的嘱咐：过完年找个工作吧。

我应了声，笑着说，“有好的工作，我也不放过。”

妈妈对我的状态，则不置可否，或许是因为她真的不懂写字这行，所以不发言就是她对我最大的支持。

爸妈都是农民，他们没怎么见过都市白领，在我小时候，对我的期待也不过是毕业后考个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有个不易碎的铁饭碗就很好了。

他们这一代人，与其说是迷信所谓的铁饭碗，倒不如说是对铁饭碗有种原始的憧憬和羡慕。

我的爷爷是一名小学教师，干了一辈子，比起一般的农人，似乎清闲不少；我的二爷爷，一家曾经全是教师，在同村人看来，都是体面的社会身份，退休后还可以拿稳稳的退休金，已经比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但是如今，时代变了。在我的老家河南信阳，教师的工资实在说不上高。以我二爷爷为例，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资历在学校里最老，也不过每月五千元，我的一些读了师范留在老家教书的同学，刚入职的时候，一月甚至不足两千元。

为此，我的叔叔，也就是我二爷爷的儿子，前两年辞职自学自考了法律，现在做起了律师；我的小姑，也就是二爷爷的女儿，则辞职去了深圳，在一家教育机构工作，工资比之前翻了不知多少倍。

这就是时代的浪潮，爸妈看在眼里，多少有些触动。但他们的内心，仍然残留着难以改变的观念。对铁饭碗的执著认知，或许将伴随他们的一生。他们依然相信工作必须是稳定的、光鲜的。

“干啥都比打工强”

在接下来几天的谈话里，爸和我还聊了很多工作的事情。我也趁机给他普及了不少“新知识”。

2019年，曾经光鲜亮丽的互联网“金饭碗”，大概成了最不稳定的饭碗之一。我身边不少在互联网工作的朋友，都在年前丢了饭碗，有的还因为离职补偿的事，和公司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被保安“扫地出门”，蹲在大街上哭泣。

我跟我爸讲了这些故事，介绍了什么叫“996”，他似有所思，没有发表意见，我妈则在一旁附和了句，“都不容易呀”。  

他们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华北平原最南端的这片平原上，最远也就是去沿海打过工。我能理解，在他们的认知里，无法想象一名大学毕业生竟然可以不靠工作、不创业而生存。

不过，我有注意到，爸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近年来是有不少变化的。比如，今年春节，我听到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干啥都比打工强。”

前两年，大姐夫和大姐夫接手了一家餐厅，这两年的生意还算可以，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外出人口都返乡了，小城一下子拥挤起来、热闹起来，客流量大幅增加。为此，爸也经常去店里帮忙。

大姐和大姐夫最近总是在深夜下班，一天下来忙得不可开交，让爸亲身感受到了创业不易，但同时也体会到了“累并快乐着”。因为忙碌劳累的背后，是清晰可见的收获，他们只恨一天不止24小时，而不会因为辛苦而抱怨。

今年春节前，二姐也在邻市开了家童装店。爸早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支持，他的所有理由汇聚起来，还是那句话，“干啥都比打工强。”或许，这是他自身体会过并深知打工不容易的缘故吧。

在我跟爸讲解新业态、新经济的同时，爸也在跟我讲村里的故事。比如谁在外面做什么事业买了什么车，谁家又在县城买了多大的房子。在对这些故事的评价中，我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时代确实有了新看法。

这是一个可能性足够丰富的时代，是创业成为显词的时代，成功学成为显学的时代。稳定且有上升预期的工作，已经不再是财富与梦想的唯一通途，甚至不是主要通道。

看到爸能理解这一点，我也尽量把我的状态尽量往“创业”上去解释，不仅是为安慰他，也为督促自己，循着自己的兴趣，做出更出彩的成绩来。

长长鞭炮声里的祝福与期待

如往年一样，今年爸又买了好几大盘鞭炮。除了小年夜、除夕夜、初一凌晨接新年都要放一挂外，我知道，其中有一挂是为我“出征”准备的。

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每年我离家的时候，爸都会放一挂鞭炮。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上学时，爸放的鞭炮还是比较短的；等到我工作了后，这挂鞭炮似乎越来越长了，几乎仅次于除夕夜那挂长鞭炮了。

去年我出门时，爸甚至在鞭炮之外，放了几十响烟花。由于我的出发时间比较早，此时邻居们都在睡觉，我有点又好气又好笑，对爸责怪道，“大清早的你放这么多炮，把邻居都吵醒了，不怕人家骂你呀！”

爸笑了笑，没说什么，随后开车把我送去车站。我懂爸的意思，这挂送别的鞭炮，代表着父母对游子的祝福，鞭炮越长，意味着祝福越多，思念越厚，而烟花大概代表了“发发发”的意思。

纵观我毕业后的这几年，爸妈对我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状态，其实能理解清楚的不多。

我以前在北京的某报社上班，名义上是家事业单位，但却是充分市场化的企业，除了报社几位高层，其他人员几乎都是合同制，和普通企业无异。但就是这个性质，我跟爸解释了多次，他始终似懂非懂。

直到我辞职，他还以为我放弃了事业编的铁饭碗，很不以为然。在父亲眼里，工作的最佳搭配词，大概是稳定；而在我自己心中，这个最佳搭配词是兴趣。

以前，爸妈尚能泛泛地跟人介绍，我是个广义上的记者、做新闻的；而现在，我只能跟他们“翻译”说，我是个文字工作者。只是，他们在向别人介绍我时，一时说不好我这个自由职业者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很庆幸，父母虽然对我“自由工作者”的状态不甚理解，甚至不甚赞同，但却一直默默地支持。他们还会像我在上班的时候一样，通电话的时候会问我“下班”了不、忙不忙，经常嘱咐我不要熬夜。

今年春节，由于疫情严峻，而我家信阳又是河南省最靠近湖北的一个市，这种防疫氛围就更加浓厚，在一波又一波“取消”“关闭”“暂停”的通知后，春节假期也延长了，我则当机立断地退票了。

爸的那挂鞭炮，只能过一段时间再响了。

这时候，爸妈终于意识到了我这个自由职业的好处了，没有老板和领导，想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当然，我想他们笑容里更多的潜台词是：能多在家里待几天，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