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丘吉尔“三环外交”，脱欧后英国能重塑世界大国地位吗？

格林威治时间2020年1月31日23：00（北京时间2月1日上午7：00），英国将正式退出欧盟，结束长达47年的欧盟（前欧共体）成员国身份。随后，英国与欧盟将进入过渡期（2020年1月31日—12月31日），在此期间，欧盟法律仍然适用于英国（根据“脱欧协议”第127条），与此同时英国将与欧盟谈判新的贸易协定。脱离欧盟，不仅意味着英欧关系的变动，也意味着英国将重新发展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的关系。旨在解决脱欧后英国发展的“全球英国”构想，有望在其主要推动者约翰逊首相任内进入新的阶段。

所谓“全球英国”，是2016年底，为应对脱欧可能带来的国内与国外的不确定性，时任首相特雷莎·梅的保守党政府推出的一个构想，意在规划英国脱欧后的新方向，并助推脱欧尽早实现。该政策出台后，英国军政高层人士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了“全球英国”构想，时任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还在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说“脱欧之后：全球英国”，描述英国未来前景。

回应21世纪国际格局变动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面对不断变动的国际格局，先后对国家对外战略做出过三次重大调整。

第一次重大调整是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至少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推行光荣孤立与均势外交。二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苏联崛起，英国衰落，欧洲分裂又虚弱，世界其他地区尚未显露任何强劲发展势头。面对这一变局，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了三环外交。三环外交的主要内容是，维持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密切关系、确保英美特殊关系以及开展英国与欧洲的合作关系，英国是三环的连接点、中心。三环外交的根本目的是延续与确保英国的大国地位，并遏制苏联；实现的方式是紧跟美国而不完全屈从于美国。

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环外交中前两环——与美关系、与英联邦国家关系不断遇挫，英国逐渐将重心调整为重视英欧关系，并在几经波折后于1973年正式加入了欧共体。这是英国对外战略的第二次重大调整，但这次调整并未彻底背离过去的思路。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希望通过加入欧共体来加强自身在英美关系中的地位，同时又可以对欧洲事务施加更大的影响。”因此，从加入开始，英国就是欧共体内一个不安分的成员，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举行过一次脱欧公投，八十年代上台的撒切尔首相与美国关系十分密切，九十年代末上台的布莱尔在外交上依旧紧跟美国。可以说，英国一直是欧洲的半个伙伴，是美国的忠实伙伴，如今的脱欧并不意外。

脱欧是英国对外战略的第三次重大调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欧盟政治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后，英国日益感受到英欧之间的差异，以及活动空间与选择空间的受限。另一方面，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与亚洲的崛起，拉美与非洲的发展，美国的相对衰退，都在改变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国际格局。英国人正在评估这一变动之于英国的意义，他们看到了挑战与威胁，也看到了机遇。为此，英国在举行了脱欧公投后，很快就推出了“全球英国”构想。其借用丘吉尔三环外交思想，强调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紧密关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关系，旨在重塑英国世界大国地位。

可以说，“全球英国”不只是脱欧的结果，而是英国对21世纪国际格局变动的回应。正如前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所说，脱欧只是英国重新定位其世界角色的催化剂，真正的原因在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且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动。

重塑英国世界大国地位

“全球英国”的短期目标是助推英国脱欧，该目标已经实现，尽管脱欧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该政策直接作用的结果。“全球英国”的核心目标则是在变动的国际秩序中重新谋求英国的大国地位，其实施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建立英美特殊关系。如前所述，英美特殊关系是丘吉尔在二战后为保持英国大国地位而提出的政策。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世界地位的必然性，让丘吉尔意识到，紧跟美国而不完全听任之，可以保证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重。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主要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构建，与此配套的国际话语权体系也由其控制，这些国家是该秩序的主导者与受益者。尽管英国后来加入了欧盟，但从未放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如今，英国要退出欧盟，更加自由地协助美国以维护其主导和受益的世界体系。

第二，重视与英国的“老朋友们”，也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关系。自20世纪初以来，英帝国的一些自治领、殖民地相继独立，但帝国的遗产并未彻底消失，尤其是在制度、观念、价值、信任等方面。加入欧盟一度让英国与英联邦成员的关系进一步削弱，而随着英国退出欧盟，重新激活英联邦关系，就成为“全球英国”的题中之意。这一点在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的一次名为“一条看不见的铁链”的演讲中体现的十分形象。他指出：我们必须变成一条无形的铁链，连接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方式可以起作用，因为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念上的联盟比仅仅是基于短期交易之便的联盟更持久。英国要靠英语、自由民主、议会制度、二战后国际秩序等一系列无形的东西，描出昔日的英帝国轮廓，连接所有相关国家，由此对抗正在形成的新秩序。

这一无形的铁链连接起来的国家包括，原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美国、东南亚一些国家（新加坡等），当然还有印度。而其要锁住的国家以及对抗的新秩序也是一目了然的。

第三，与全球发展自由贸易关系，尤其是与新兴经济体建立合作关系。在保守党看来，中国与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国家实力的提高，改变了英国人眼中的均势格局，对此不能掉以轻心。英国在经济上不得不与这些国家合作，但在政治上却存以防范。以中国为例，脱欧公投结束后，尽管英方表示中英“黄金时代”来临，欢迎中方企业在英投资，英中共同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等，但在政治层面，始终对中方保持着距离。

可以说，正如国内有人已经指出，“全球英国”的本质是英国把自己放置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全局中，希望重新扩大自己的海洋角色，最大限度地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而在全球格局中分得一杯羹。挑战与机遇总是并存，英国人试图抓住。

短期影响有限，但具可持续发展空间

自“全球英国”推出以来，舆论界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英国又做起了不切实际的帝国梦，将全球英国戏谑为“帝国2.0版”，许多英国人也对英国将扮演全球角色难以置信，拖了三年多的脱欧更是让这一政策几乎已被人们遗忘。

然而，英国毕竟是一个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的典型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是其外交写照。如今的英国，虽然退出了欧盟，也面临内部苏格兰分离主义的挑战，但英国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正如保守党指出：英国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北约第二大军费预算国、海外援助第三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拥有全球性语言、高效情报系统、世界一流外交网络、三所世界十大顶尖高校、45万海外留学生、全球媒体BBC，英国也与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特殊关系，例如英联邦成员、美国、欧洲国家且还要与东盟国家建立关系。这些让全球英国的实施既面临困难，但也具有可能。

就英国的自身实力和“全球英国”的实现方式而言，“全球英国”在短时期内很难产生实质性的重大影响。可以看到，“全球英国”主要依靠英美特殊关系，以及英国的软实力来勾连起英联邦成员，同时还要兼顾欧盟以及新兴经济体。然而，这三者本身是存在不兼容性的。例如，由于美国与欧盟在食品标准与生产管理方面的历史性分歧，英国要同时与美国、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并非易事。英国要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又面临着英美特殊关系的约束，英国需要反复权衡。再者，重新勾连分散在各大洲的英联邦国家，本身在地缘上就不占优势，而这些国家又在英国加入欧盟的近半个世纪里，早已找到了自身在新的贸易链中的位置，英国仅仅靠软实力来改变现状，难度不小。

尽管如此，“全球英国”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迅速变动的国际格局正在为其提供发展空间。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牢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英国可以在此前提下选择英美特殊关系或者加入欧盟。而在当前这一前提已经存在变数之际，英国选择了英美特殊关系，毕竟，英国不是欧洲的一份子，英国的立场与欧盟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欧盟的立场与美国的立场也存在矛盾之处；而英美之间存在更深远且紧密的连接，二战后美国其实代替英国守卫着它们共建、共认的世界秩序。就此而言，“全球英国”设计的美英特殊关系以及重新激活英国与英联邦成员国的关系，是有可能形成一股力量的。

此外，在全球化将世界各地日趋同质化的同时，也使得一些无法被同质化的领域的差异性更加显现出来，这些领域就是观念、价值、传统、文化、民族等，其成为各国民众在全球化中保持自我认同的关键部分，从这一点看，“全球英国”所要依赖的软实力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最后，不得不说，随着脱离欧盟，重获自由身份的英国必将全面开启与美国、欧盟、英联邦成员国、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合作及其他合作。英国不得不这么做，也只能这么做。“全球英国”已经成为英国对外战略的必然选择，英国内智囊团也提出了各种实施建议。例如，继2019年2月11日亨利·杰克逊社团公布的“全球英国：21世纪愿景”报告后，2020年1月21日该组织又公布了“核心前提与英国战略政策”。

第一份报告建议，基于英国的历史发展经验、制度、文化与传统，“全球英国”应该构筑在“三个自由”基础之上，即贸易自由、免受压迫的自由以及思想自由。第二份报告则在全面审查了自冷战以来英国战略的15个核心支撑后，结合当前形势，提出了八项具体建议。这些信息传递出英国推行“全球英国”政策的决心，提醒我们应该持续关注英国在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显示出来的真实含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