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防控疫情需要“数战数决”

大数据时代，过不了数据关，就过不了时代关。17年前抗击SARS的经历，使我们认识到信息公开、协同合作的重要性，也为我们留下了“小汤山模式”、医疗支援等许多宝贵经验。

十余年间，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威胁，如果我们的响应能力还停留在SARS时期亡羊补牢、心中无“数”的水平，恐难再令群众满意，更何谈城市治理现代化。关于善用数据防控，我们该做、能做，而没做或没做好的事还不少。

民众对有些地区“见事迟反应慢”的诘问背后，应该反思的是数据预警模型和数据驱动决策机制的缺失，面对“侵掠如火”的病毒，默守陈规、教条僵化势必处处被动；公共医疗资源、防疫物资、企业产能、基本生活保障能力等基础数据的缺失，暴露出日常数据采集与管理维护的疏忽麻痹；面对谣言四起，权威信息难以做到不间断更新和可视化展现，反映出统一信息平台建设的不足；通过手机信令、交通数据、微信、支付宝等开展疫情预测、传染者追溯，与公众对保护隐私权的担忧，体现了数据立法的不完备。最重要的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过程中，能否实现关键数据的积累，为人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数据驱动下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防范及应对策略，尚不得而知。目前来看，至少有五个方面工作值得引起重视。

一，建立基于数据的危机预警模型

算法是金，数据是银。数据有自己的全生命周期，危机之中，数据时刻在生长，也随时在更新。如果说，17年前我们因为缺少大数据思维，而忽视了危机中一手数据的积累，还算情有可原。那眼前这场危机中，我们再不重视广泛采集数据、深度挖掘数据、充分运用数据，而是忽视数据、畏惧数据、掩盖数据、乃至主动毁灭数据，那就不仅是愚昧了。

眼下，我们不仅急需大量的医护工作者，也急需大量的数据科学家。他们不仅要与迅速扩散的病毒“赛跑”，对疫情的发展作出超前预判，为各级疫情防控指挥机构提供科学权威的决策依据；还需要有专门的数据团队，与疾控中心等部门合作、深入一线，开展数据采集和分析建模，为应对下一场“战争”研究设计庇护人类的“第一道关口”。群众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不该只是感伤，而是比病毒传播变异更快的算法，以及能够见所未见、居安知危的危机预警模型。

二，完善基于数据的分析决策机制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展，各地纷纷实行最严格的防控措施。

大数据时代，无论是等级响应，还是“封城”、封路，每一道防控疫情的决策，不应只是出自领导者经验的反映、主观的感受，或是有限信息条件下的“差不多”判断，而应该是基于大数据基础上的科学化、精准化、高效化的决策。

在智慧城市建设初级阶段，由于技术能力、标准框架、顶层设计不成熟，大多数城市重建设而轻应用，散落在街头巷尾和部门、企业服务器的海量数据，汇集到城市大数据中心，也只是换了个“睡觉”的地方，“聚而不通、通而不用”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要做好一个等式——“服务型政府+数字政府=敏捷型政府”。面对庞大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系统，要想避免人为疏忽、主观不重视造成的形势误判、时机延误，城市管理者必须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城市数据驾驶舱”，通过全景数据实时掌握城市的状态，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迅速采取精准的措施，彻底消除危险的隐患，保证城市平稳健康运行；遇到突发公共危机，“大数据中心”就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依靠数据驱动、体系支撑，实现快速反应、联合制胜。

三，搭建城市级统一数据服务平台

在疫情和舆情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下，精确详实的数据归集和实时准确的信息发布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虽然微信等App开通了疫情上报入口，但应用深度不够，且未开放数据接口，市级作为疫情防控的一线指挥部，并不能加工和使用这些数据；1月27日，浙江省新型肺炎公共服务与管理平台在“浙里办”上线，率先开通了省级疫情数据归集渠道，但平台数据是否省市区统一采集，共享开放使用，目前尚不知晓。

另一方面，群众对信息公开程度的要求更加具体，百度“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可视化呈现了精确到市的疫情分布，但并未下沉到区县，也不包含具体病例情况，而香港病患信息公布做法被广泛用作对比。

因此，搭建城市级统一数据服务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已有省级平台的情况下，市级平台不应被视为重复建设，而应体现市域治理特点，做到相互兼容、互为补充。最佳状态是，能形成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县、区）的三级兼容体系。

四，强化应急状态下数据动员能力

大数据时代，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我们不仅需要强大的人员、物资、财富动员能力，更需要强大的数据动员能力，而且这个能力越早介入，费效比越低。数据的多寡、好坏、开发利用能力的强弱会直接影响防控疫情和服务民众能力。要通过立法合理配置应急状态下的数权，确保在必要情况下，关键数据能够被安全合法地使用。可以参考等级响应机制，建立分级使用机制，并引入第三方社会力量监督，避免数据被滥用。随着我们搜集数据和运用数据的能力的爆发，全国各个地区都紧密地联系在这个数据网络中，数据和对其适当的分析已然成为人类征服疾病的重要力量。

五，同步加强数据隐私保护

越是紧急状态，越需要加强对数据隐私的保护，否则会引发不必要的猜想和恐慌。最近几天，微博、微信群、朋友圈中陆续出现疑似包含湖北返乡人员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等个人隐私的文档及照片。这些原本应受法律保护的数据隐私被泄露流传，不仅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也助推了“恐鄂”“排鄂”等负面情绪滋生蔓延。而日本厚生省坚持在确诊患者信息发布中隐去国籍，只写“居住在武汉市的旅客”这一做法，则充分体现了对患者隐私的尊重。

政府机构在信息发布中，应坚守三个原则：一是个人自愿原则，即本人同意授权发布；二是脱敏原则，发布内容要“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三是非必要不公开原则，比如日本厚生省的理由是“国籍与疫情二次扩散无关”。疫情数据安全不仅是信息泄漏，更要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认识到医院产生的医疗大数据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要绷紧医疗数据安全这根弦。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大对侵犯数据隐私行为的打击力度，防止政府、医院、科研机构及工作人员非法泄露、恶意传播数据隐私。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善治是最好的民生。进入21世纪，SARS、MERS、埃博拉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暴发，说明新发传染病的持续性出现已经成为常态。面对这场疫情风暴，各级地方政府迎来治理能力的大考。但福祸相倚、危中有机，如能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次巨大飞跃。

（作者陶辉为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