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雅评《马背上的朝廷》︱何必是“南巡”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 1680-1785》一书，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张勉治（Michael Chang）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英文版著作2007年出版。2019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翻译的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以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为叙事背景，考察了在历次巡幸中皇帝与大臣及地方的互动，从而探讨了清代在地方建立统治权威、朝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等问题。

关于乾隆南巡的问题，在清史学界一直有所讨论，左步青、郭成康、高王凌、高翔等人的乾隆研究中，均有较大篇幅涉及了这一历史事件。而本书的论述，并非按照乾隆皇帝的南巡顺序，考察其巡幸时间和路线，梳理此间发生的事件和人物，而是以民族-王朝的组织形式和家产、父权制的传统社会架构入手，讨论了乾隆时期的中央统治如何在江南实现和渗透的过程。

作为事件的“乾隆南巡”

当我们听到“乾隆南巡”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容易将它视为一个既定的历史事件，类似于“虎门销烟”“玄武门之变”。但是深入研究下去，我们又会发现很多用事件无法解释的地方，这一时间段中（通常是一年中的两三个月）发生的问题过于庞杂，历史人物关系错综，它又好像是一个历史时段，没有一个单一的事件指向。那么，本书中，我们是怎么理解“乾隆南巡”的事件合理性呢？

首先，在探寻巡幸制度的合理性时，我们通常把“目的”和“解释”混为一谈。解释往往是自成体系的，它来自各个时期的经典叙述，并在时代的演进中不断层累叠加，以至于在使用时变得相当“顺手”。而这种解释往往只能作为一种官方的文本，而对每次巡幸的具体目的而言，基本上是一个“无用”的文本。以至于乾隆皇帝本人也充满了对这种成形文本的不屑（中文版69页），乾隆是一个很有趣的皇帝，他总是执着于自己对事件的解释权，而对已经形成的解释范本并不在意。

在本书的讨论中，巡幸制度解释范本的形成，表现的是一个君臣博弈的过程，而本书在第一章不厌其烦地重新叙述这套范本，也旨在指出这是一场官僚集团与皇帝在同一事件中不断争执与妥协的结果，这为之后的叙事奠定了基础。在这种集团的对峙之中，“季节性迁移是北方政治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始终与南宋高度理想化的官僚统治形成对照”（50页），此时巡幸逐渐被赋予了某种“民族化”的意义，以至于到了明代“官员反对女真和蒙古皇帝出巡，有效地将巡幸指斥为一种有着军事表现形式和嵌入了民族意义的治理模式”。此时，根源于利益集团的对峙被有意无意地灌注了民族成分，而在后期的不断论述中，这种本来出于解释产生的民族性，则被灌注了目的成分。

乾隆皇帝自己用“治水”来标定南巡的目的，并回答了存在于大多数人心中的一个疑惑，既然南巡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来得如此之迟——乾隆皇帝的首次南巡是乾隆十六年。这个答案是否能让人满意呢？

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曾经提出了“治水政权”的概念，虽然他所讨论的对象，主要是“现代集权主义国家”，但是他也指出，在历史上包括埃及、西亚、中国、印度、墨西哥、秘鲁等地在内的所谓“东方”，由于水利灌溉对于农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决定了社会的分工情况和村社组织的长期存在，决定了作为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管理者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必然实行专制统治。换言之，治水是推动中央集权强化的一个外在驱动力。

以乾隆皇帝的言论来论证魏特夫的观点，似乎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深入地分析，问题又来了：乾隆皇帝个人的南巡，对治水来说是必须的么？皇帝个人在整体集权架构中的角色是怎样的呢？如果皇帝不南巡，那么河工还能完成么？

这些问题在乾隆朝的时候没有人敢问，因为答案似乎并不是那么肯定。正如作者所发现的，乾隆皇帝南巡的时间，和治水工程的时间不太对得上（282页），也就是说，治水可能只是乾隆皇帝去附会南巡意义的一种解释。而在十八世纪经世官僚的团体中，皇帝亲临治水工程在技术上的指导，远不及象征意义那样重要。

例如，在乾隆皇帝的直接主导、推动下，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二年，六千零七十丈鱼鳞大石塘全行告竣，至此，钱塘江北岸鱼鳞石塘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乾隆五十四年策试天下贡士制文中言：“若夫陶庄之河，引溜北趋……海塘之筑，一劳永逸……朕数十年临视图指，不惜数千万帑金，以为闾阎计，大都平成矣。”正如和卫国在《治水政治》一书中的观点：修筑鱼鳞石塘，与其说是出于对沿海生计的需要，不如说是渗透了乾隆皇帝“一劳永逸”的政治理想。而正是笃信此理念，激发乾隆皇帝以国家力量为依托，靠政府官员，调整政府政策，克服自然条件所限，不惜帑金修筑鱼鳞石塘。而这种理想也正是他在南巡时不断重复的观点。

同样注意到了这一差异的张勉治则为乾隆的后两次南巡寻找了另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寻找显然是艰难的。在我们否定了乾隆皇帝自己的答案的时候，仿佛所有清代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作为一种答案。

于是，作者为我们开列了很多种可能：满洲权臣势力的内部分歧；并不如意的外部战局与朝内矛盾；废后乌喇纳拉氏与江南巡幸的传言；徐述夔《一柱楼诗》案；金从善进谏案；这一系列案件可以说又恢复了一种《叫魂》式的叙述模式，让读者和乾隆皇帝一起，产生了一种“阴谋论”的感觉，有一种宿命般的“阴谋”要颠覆乾隆皇帝的统治，以至于他做出了“巡幸”的举动——乾隆皇帝出行的队伍变成了一支宣传队，他们的任务就是纠正这些阴谋所造成的扭曲的社会舆论，为民族-王朝国家正视听，“身体力行”地告诉“历史”，清代皇帝是孝慈仁厚、敷文奋武、坚守疆域统一的代言人。

这种解释因为非常全面，所以似乎变得无懈可击——而且可以解释发生在乾隆后期的一切政治活动。那么，这个问题又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南巡，真的是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事件吗？正如张勉治在书中提到的那样，“南巡”是否是一次规律性事件呢？

作为舞台的“乾隆南巡”

作者在书中聪明的地方，就是跳脱出作为历史事件的南巡的诸多细节，这种安排，与其从初衷去辨别南巡是不是一个历史事件，以及讨论它的特殊性，不如把它看作一个历史的舞台，从而可以展开视野更为广阔的研究，本书的论述也是基于此的。如果只从时间、路线、行程上进行考察，我们很难说南巡是多么特殊的历史事件。因为赋诗、召试、围猎、题咏这些行为，都不是“南巡”所专属的，而是一个皇帝日常的生活状态。

清代制度研究的一个难点在于，任何制度几乎都不是单独成立的，它嵌套在王朝的日常运行当中，并且与其他制度环环相扣。但是在南巡这一独特的契机下，这种嵌套似乎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被暂时剥离。那么，南巡又何以为南巡呢？正是在于巡幸队伍与当地各类人群的交互活动，换言之，南巡是作为一个特殊的舞台存在的。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也许在别的舞台上都有所作为，但是他们在此时此刻的组合，就是历史意义的所在。这也是我认为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即本书的第五章与第六章。也就是在南巡这一舞台上，皇帝发生了直接和南方商贾与文人的互动。

这两部分的研究应该是群体性研究，即以皇权为代表的巡幸队伍与商人和文人的关系。在前半部分叙述的清朝作为民族-王朝的特殊性之后，从这一部分开始，作者又回归了马克斯·韦伯的家产制政权的传统组织模式。以商人为例，正如作者所言，南巡是为捐输“这种压榨行为量身定做的”。商业精英本身存在这一种与文化精英合流后带来的自我焦虑，他们需要利用自身的优势，以皇帝出巡为契机，来缓解这种焦虑。

但是皇帝并不以为然，作者认为“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促进了商业精英和学术精英的利益，然而……他也试图在社会身份问题上利用一种完全二分的话语，使得两个精英集团相互斗争”（198页）。如果说乾隆可以援引人们对于商人“挥霍者”的成见，而为南巡路上的利益输出加以解释的话，那么，更令他难以处理的，是江南地区所固有的文化成见。

正如满洲精英要营造出一种军事壁垒一样，汉族精英同样营造出了一种文化壁垒。乾隆皇帝出于其自身的教育传统，可能在某一时期想要打破这一壁垒，所以在南巡的过程中，他试图以权力上的制高点去控制文人。因此，他举办召试，吸纳人才，鼓励汉学，似乎赢得了了江南文人的和解与“模棱两可的迎合”（227页）。但是非常遗憾，江南文人对于皇帝的迎合，是在君臣关系上的妥协，是对其民族-王朝统治模式的妥协，而并非是在文化壁垒上的破除。相反，这种壁垒在君臣关系的妥协中显得更加刺眼，乾隆皇帝也成了一个试图以权力收买文化精英的帝王。

这种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而乾隆皇帝自认为要比他们高明许多，于是，当他发现了这种迎合的虚假性之后，就不由得恼羞成怒。他无法融入文化精英的思想世界，而且似乎处在了一个天然的低位，这就不得不让人懊恼了。所以在南巡的过程中，乾隆本人不断反思其作为文人领袖的独到之处，并以此抨击江南文化所代表的汉人传统。所以，在南巡的舞台上，乾隆皇帝既不是在倾慕汉人文化，也不是在打压汉人文化，他对汉人的文化充满了界限感，这种界限感与其说是满汉民族的矛盾，毋宁说是其满人身份与汉化教育的一种矛盾，这种自我限定使乾隆的抒情克制与纠结。

作为文本解读的“乾隆南巡”

很多国外研究者对中文文本的解读，要比国内研究者更为细致。其中的原因，译者董建中曾经解释过：“国外学者在翻译中国诗文时，需要逐字对译，所以往往对其中的理解更为细致。”诚然如此，以乾隆皇帝诗文为例，我们在论文写作中往往大量引用，但对其中一些历史典故并不详加分析。但是，对一种文本史料来说，我们很难说分析的精度到哪里才算作“恰当”。囫囵吞枣确实存在问题，但精细化解读确实有其必要性么？

以本书的第七章为例（233-279页），本章中大量引用了乾隆皇帝在南巡过程中创作的诗文，并对诗文文本进行了非常精细的分析。之后，作者分析出了乾隆皇帝的一种写作模式，即“程式化地驳斥闲暇游览，并致力于勤勉和宽仁”（269页）。不过这种模式并不仅仅存在于乾隆皇帝南巡的诗歌当中，作为一个皇帝，这几乎是他所有诗歌的特点。而这仅仅出于他“勤政爱民”的初衷吗？

本文在分析乾隆皇帝诗作之前，细致地介绍了十八世纪之初文坛诗歌风尚的变化，并称之为“十八世纪对抒情论的贬斥”。但如果反思一下，我们会发现，文坛诗风复古化与皇帝的诗歌体系有多大的联系呢？诗歌对文人来说，虽然不能说是完全“私人化”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私人化的成分，也就是说，并不是每首诗歌的创作都是为了“展示”。虽然文人非常喜欢刊刻出版自己的诗文，但是在之前会有一定的选择性。但乾隆皇帝并非如此，他从小受的教育会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所有言论，特别是书写成文的文字，几乎都会被历史记录下来。换言之，他在创作这些诗歌的时候，就是写给“历史”看的。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乾隆皇帝的诗歌中的所有信息，无一例外地可以和当时的政治现实重合，包括他对享乐的否定，对观方保民的弘扬，对孝道的歌颂等。诗歌并不是一种“特别”的史料，也并不会因为他用了更多的典故而反映出与其他官方史料不同的信息。乾隆皇帝在刊刻，甚至在创作这些诗的时候，他的心境，与下达上谕并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

本书文本解读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新清史”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民族的符号化现象。首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满洲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完全抽象出来的“个性”，而“汉人”则是与它对立的一面。

柯娇燕认为“清政治文化包括但不限于汉人或‘儒家’的王权观念”，那么，我们又如何定义“汉人或儒家”呢？这是一个既定的但是虚无的观念。如果我们将儒家经典中的统治概念，抽象称为“儒家”王权观念，以之对照历史上的王朝，可以说，没有一个符合真正的“儒家观念”。那么，是不是有哪个过往的统治者，是标准的“汉人或儒家”的呢？显然答案还是否定的。在历史推进的过程中，政治统治是基于现实而不断演进的，其中所谓“满洲”亦或是“汉人”的成分，是被研究者以什么标准单独抽离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却一直将其认为是“既定的”常识。

比如用以象征军事征服的“马”，经常被赋予满洲特性而被我们从历史事件中圈定出来。连清代当朝人也是这样做的，乾隆皇帝在《训守冠服国语骑射碑》中，就太宗圣训解释说：“我朝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校猎，时时以学。”皇帝将“骑射”作为一种民族属性，不知是否是主观上将军事行动能力与汉人割裂，而加强其统治集团的自身优越感。但是从中国历史上看，军事力量保障是任何一个统一王朝都不可或缺的，历史研究者如果也不加分辨地将“马”作为满洲的民族特征，而将其与中原王朝完全对立起来，则显得过于武断了。

当然，我们并不能说这种满汉分歧是虚无的，因为它确实给清代皇帝，特别是乾隆皇帝带来极大的焦虑。在这个国家中，百姓和大臣都可以有自己的民族立场，但是皇帝却不可以。皇帝强迫着自己做着南北方向上的不断转换，因为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需要为整个帝国负责，而皇帝对整个国家统治的构想，才是我们解读乾隆南巡的基本出发点。

《马背上的王朝》一书，同很多美国清史研究作品一样，其重点并不是揭示某些未被发现的史料或是历史事件，而是以一种新的视角去解构已有的历史。正如译者董建中所说：“清史材料太多，人们写一篇文章可以自诩填补空白……张勉治的中文水平肯定不如国内的研究者，但是他为什么能读出一些东西？”

国内的清代政治史水平怎么样呢？纵向去比较其他时期的政治史研究，读者们大体上，心里都能排个位置。读了美国学者的研究作品，有什么收获呢？借用一句胡适之先生的话：“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