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阎云翔：亲子关系在现代中国家庭中愈发重要

“家”是中国人始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是一些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一些人的人生道路上最为沉重的负担。

2012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明确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本属中华文化中“尽孝”范畴的赡养老人，现在也成为了倡导性的法律条文。

迈入21世纪20年代，我们的家到底变成了什么样？

2019年12月底，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田汝康人类学纪念讲座的第一、二期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人类学资深教授阎云翔，以“新家庭主义”为中心与听众分享其最新研究成果。讲座结束后，阎云翔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

阎云翔认为，家庭会在未来的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要，亲子关系会再次成为现代中国家庭中的主轴关系。

“新家庭主义”与家庭的功能性

“传统家庭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依靠等级来设计家庭纪律，划分等级的依据有性别、年龄、辈份等。在价值观层面，“传统家庭主义”强调家庭利益高于任何个体成员利益，个体成员对于家庭的忠诚高于对任何社会组织乃至国家的忠诚。因此，自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家庭主义一直是受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发生了改变。官方话语中，家庭的地位得到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公益广告宣扬家庭和睦。社会层面，《小欢喜》《都挺好》等家庭伦理电视连续剧成为了黄金档热播节目。

通过观察中国现代社会中家庭关系变革的新趋势，阎云翔提出了“新家庭主义”这一概念。“新家庭主义”部分回归了“传统家庭主义”的内涵，但是超越了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并给予家庭成员追求个体欲望和个人权利的合法性。

在“新家庭主义”中，代际依附和代际传承体现出了更强的功能性。社会个体化进程使得家庭成为人们在社会中遇到问题时唯一的资源。无法依靠个体力量解决的现代社会压力使得人们更加依赖代际关系，同时，这种代际依附也体现出了人在家庭中的情感需求。

阎云翔以他持续关注的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下岬村为例，指出青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依赖上一代的支持。他的访谈对象为了保证上初中的孩子和年迈父母的生活质量，工作压力剧增，也因此在抚育子女方面只能更加依赖父母和公婆的帮助。大城市中的“相亲角”，还有类似《中国式相亲》的综艺节目，年轻人依靠父母付首付、还贷款的社会新闻，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趋势。

而老年父母逐渐在物质上不再过分依赖成年子女，但在情感生活上则呈现出更强的依赖特性，这种情感需求也体现在对第三代的关注上。阎云翔解释，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中国传统家庭中宗教性的祖先崇拜已经被淡化，传统观念中对个人去世后成为家族祖先而获得永生的信仰也不复存在，所以人们只好向下一代寻求情感生活上的联结。

阎云翔进一步提出，“亲情”作为一个概念应该提炼成为研究家庭时的概念性工具，因为它日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例来说，对于在社会中理应独立的成年子女，一些父母会以“亲情”为由强调自身的牺牲以“绑架”子女去听从自己的安排，而子女反过来也会以“亲情”为由强调自身的不易以“绑架”父母为其提供持续的资金和人力支持。

家庭改革始终是中国社会政策的关注点，共经历四个阶段

政策制定不仅是为了实用目的，可能也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价值观的考量。阎云翔因此想要探究中国家庭政策制定与其背后的价值观倾向之间的演变过程。

经过研究，他认为中国家庭政策的改革经过了四个阶段；国家主义、家庭主义、个人主义三大价值观体系，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优先级。

1900-1949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个民族存亡的历史时期，国家主义逐渐超越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1900年左右，开始有人呼吁“为国破家”，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曾言：“家庭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也就是万恶之源”，李大钊也曾表示：“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源，都在家庭制度。”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和陕甘宁解放区也在推进家庭改革，削弱传统父母权威，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国民党的家庭政策改革了婚姻形式，传统中拜天地、双亲的习俗被替换，婚礼正中应悬挂孙中山头像，仪式司仪也必须是政府人员。阎云翔表示，这类改革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传统家庭秩序，强化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1950-1970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国家面临经济建设的重大任务，家庭政策必须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体目标服务，“为国破家”达到了顶峰，国家利益完全压过个体利益。新《婚姻法》、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对“正确的爱情”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传统家庭主义的影响，个体也可以因政治原则主动告发家庭成员，阎云翔认为这种情况是“新中国以一种集体主义的方式实现了个体化之路，把个体从过去传统家庭的束缚中解救了出来”。但同时，这一阶段政府也推出了强化某些“传统家庭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如家庭捆绑的社会福利政策、家庭成分制度、政治责任分担和住房政策等。

1980-1990年为第三阶段，国家对于家庭生活依然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以使家庭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服务。在全力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为了释放个体的创造性和工作热情，国家推出了一系列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改革；但与此同时，对人口规模过度膨胀的担忧也致使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全面实行。

从2008年胡温政府的第二任期开始，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处于政策制定的第四个阶段。国家政策开始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号召“为国建家”。新农合、新农保、养老政策、弱势群体关怀政策与新近出台的全面二孩政策，都是实例。

现代家庭需要经营“家庭幸福”，亲子关系会再次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

阎云翔强调“新家庭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临场发挥（improvisation）”的演绎行为模式，即，个体更多地需要根据自身所处的具体生活情境发挥主观能动性，组成对自己来说有效的临时家庭结构，创造性地利用各种资源来追求家庭幸福，而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家庭结构或行为模式。

因此，现代的中国家庭关系不再是既定的，代际关系也不存在绝对权威的一方。家庭关系需要个人经营，所有的安排更加强调实用主义和个人需求。当一种关系变成了经营性关系，人们就必须去努力经营才能让其为自己服务。对于家庭关系来说，人们就需要经营才能达到幸福的状态。

阎云翔表示，“新家庭主义”是为了追求幸福而产生的，但不一定会带来幸福。遗憾的是新家庭主义的幸福观更多地是通过财富水平来体现的。随着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理想的扁平化，人们的理想都比较相似，而实现理想的成功途径又十分狭窄，因此人和人之间在追求幸福层面的竞争就更加激烈。

“传统家庭主义”中并没有“家庭幸福”这个部分，光宗耀祖等不要求家庭幸福。随着媒体的迅速发展，家庭幸福逐渐从一种社会状态转变成了一种社会期待，家庭幸福开始跟“做人”产生了紧密联系。“我们觉得自己有责任晒自己的家庭幸福，否则做人就不成功。” 一个在社会期待中被打上“幸福”标签的家庭，可能意味着老人康健、夫妻和睦、子女全面发展，这一“幸福”模板涉及到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两大关系的和谐。

阎云翔认为，与夫妻关系相比，亲子关系会再次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的主轴。

首先，从功能和实用主义角度分析，家庭是现代社会最后的“安全避风港”，人在社会中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需要代际共生关系提供的家庭资源支持，而夫妻关系就在这种背景下被逐渐弱化了，因此会出现父母包办的离婚等现象。

其次，幸福的家庭意味着一个“好孩子”，这是情感共生的体现。在整个育儿过程中，每个父母都是绝对无私的，但无私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期待，即希望这个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好孩子，跟父母永远不分开。

很多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的青年人多怀有对婚姻的恐惧，这从侧面也验证了夫妻关系没有亲子关系重要的大趋势。阎云翔认为，这种恐惧背后的不信任会导致矛盾发生时人们不自觉地站在亲子关系一方，如婆媳之争中的丈夫站在自己母亲的一方。这样的选择会使得夫妻关系更加脆弱，夫妻关系的破裂也更加剧了旁观者对于婚姻的恐惧，从而让人们对婚姻关系更加不信任，亲子关系也由此再次得到强化。

最后，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和激烈的社会竞争要求青年人走出原生家庭，但是这些“出走”的青年多怀有道德上的不安感和情感上的亏欠感，认为自己“应该”回到父母身边。阎云翔提出，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人格文化中，人是不能独立存在的，父母从生儿育儿开始，就将自己人格的一部分让渡给子女并与之结合在一起。“子女与父母分离的时候，彼此都觉得自己的人格是不完整的。”因此，亲子关系只会在未来越发重要。

以下内容截取自澎湃新闻对阎云翔的专访。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文化中强调人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由身边的亲密关系决定的，这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现象还是世界各类文化中的普遍现象？

阎云翔：如果对现代西方有比较多地了解的话，西方其实很强调各式关系的重要性，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亲属关系。所以，西方所强调的个体认同和不可替代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人际关系不重要，而是强调作为个体，除掉所有关系之后，你是否还能独立存在。这也就是我分析新家庭主义中关系构成模式的标准之一。比如，失独父母在孩子去世后继续通过孩子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以孩子的名义体验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些父母的个体认同有一大半是和他们孩子的个体认同重合在一起的，这是中国文化中比较独特的部分。可称为“亲子一体”的概念。

澎湃新闻：国内的话语总是认为西方人非常独立，但其实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国外的青年一代在上学、找工作方面也受益于上一辈的资源支持，国人的这种认知是一种误解吗？

阎云翔：我们之前总是讲“西方的孩子18岁以后回家跟父母同住被收房租”，这个故事的创作背景对应的是美国二战以后50年代到70年代的家庭生活。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急剧增加，社会流动性降低。这种大环境导致青年一代占据的资源变少，大部分家庭的婴儿潮一代父母比他们的子女更富有。子女一旦可以自立，绝大多数父母都会选择用其他方式表示关爱，子女也会努力离开父母过独立的生活。但是在中国，子女在消费上多比父母更加潇洒，代际在生活上的依赖关系更加紧密。

澎湃新闻：所谓“家庭幸福”的概念是国家政策制造的吗？为什么中国社会的理想出现了扁平化的趋势？

阎云翔：在美国，墨西哥裔对“家庭幸福”的定义跟白人有很大区别，中产阶级、富有阶级对于“家庭幸福”的定义也有很大区别，中产阶层不会把类似好莱坞明星的生活当作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在做同样的梦，我们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的理解没有太大的阶层差别。这就导致我们的“家庭幸福”的定义需要靠硬指标来衡量，多大的房子、什么样的车子，有些中产阶级家庭甚至会互相攀比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和参加国际夏令营去往的国家，所以我认为中国人对理想生活扁平化的追求会给家庭增加额外的压力。

这种扁平化出现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是因为物质主义的盛行。当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都具备了之后，人们开始追求一些其他东西去重新定义自我。中国社会缺乏对于自己独立存在的本体性的理解，所以才会过于跟风，其结果会造成更多的社会压力。这个问题转了一圈就又回到了社会文化关系结构上，中国人离不开紧密的社会关系，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评价也需要依靠圈子里的其他人，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个体主义比较缺乏的表现。

澎湃新闻：您在讲座中提到，“传统家庭主义”不利于社会公共制度和陌生人信任的建立，但是正在兴起的“新家庭主义”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家庭越来越重要的今天，中国陌生人社会的规则应该如何建立？

阎云翔：是的。我举过几个“新家庭主义”促进共益（common good）的例子，包括性少数群体的父母，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和失独父母。他们为了自己的子女 （儿童也好、成年子女也好、已经去世的子女也好），走出了家庭的狭小圈子，从事公益活动，建造了一个公共成果的平台。他们不仅仅是想实现自己孩子的愿望或者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权益，而是也把目光转向了处于类似境地的其他父母和其他孩子，并且试图改变整个社会对这些群体的固有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新家庭主义”提供了构建共益的基础。

共益与公益（public good）的区别就在于，共益只对某些群体来说是好的（good），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则不一定。但是公益是对全社会没有任何区分地起到积极意义的，比如说公共空间的构建、政府主导提供的制度性社会福利等等。“新家庭主义”突破传统家庭主义的限制，创造出了共益群体，是值得重视的进步。

“新家庭主义”能走出这一步很重要，但是能走多远不太好说。也许它能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陌生人从中找到了互相支持的平台，产生了新的互动模式，由此在其它层次上面产生出了新的社会活动。不同的共益群体在博弈和互动中达到一种平衡，这种新的平衡有可能成为社会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