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专题︱胡传志：元好问与《金史》

在后人心目中，元好问是著名诗人，他本人也是以诗人自居，临终时交代后事，希望墓碑上能镌刻“诗人元遗山之墓”的字样。他没有直接参与《金史》的编纂，却为《金史》一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元好问原本对撰写历史没有多大兴趣。正大元年（1224），他进入国史院担任临时编修官，参加编纂《宣宗实录》。帝王实录通常是后代编写史书的基础性文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牵涉到当代诸多人和事的评价，很容易引发是非和矛盾。如韩愈主持撰写的《顺宗实录》就招致一些议论，世人皆知，元好问对韩愈的遭遇有所了解，还曾经引用过他的《答刘秀才论史书》中“不有人祸，则有天刑”之类的话，说明他对参与撰写《宣宗实录》从一开始就有些顾虑，缺少积极性。加上国史馆编修官品级低下、俸禄微薄、办公条件恶劣、国史馆人事纷争等诸多不利因素，元好问坚持一年左右，就以请假的名义，辞职告归嵩山。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年国史馆的职业生涯毫无意义。这段经历除了让元好问对编纂“国史”积累一些感性认识之外，一个重要收获是去郑州拜访前朝重臣贾益谦，引发了他对当代史的进一步思考。因为《宣宗实录》牵涉对宣宗之前卫绍王的评价，事关宣宗即位的正当性，以及胡沙虎（纥石烈执中）等人拥立宣宗的合法性，此前朝廷已经按照《海陵庶人实录》在编写《卫绍王实录》了，而前者完全遵照金世宗的旨意，任意篡改历史，彻底否定海陵王完颜亮，当时很多知情人都阿附圣意，不敢直言。年迈的贾益谦告诉元好问两点：第一，海陵王被杀之后，金世宗在位的三十年，鼓励大臣揭发海陵王的黑材料，凡是能举报海陵王“蛰恶者”，就能获得“美仕”，有些史臣更是变本加厉地向他泼污水，“诬其淫毒骜狠”。贾益谦说，现在看来，简直“遗笑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第二，卫绍王勤劳节俭，“重惜名器”，治国理政的能力，在很多“中材”之上，也就是说，在金代帝王中，卫绍王也是在上等之列。对元好问和很多士大夫而言，这两点不啻振聋发聩，促使元好问重新审视《海陵庶人实录》以及世人对海陵王、卫绍王的不公正评价。尽管元好问地位卑微，无力扭转官方意识，不能改写《海陵庶人实录》《卫绍王实录》，但他可以广为宣传，并将贾益谦的历史洞见记载在《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和《中州集》中，予以称扬。这就为《金史》编纂者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金史·贾益谦传》完整地转录元好问的记载，百余年后的元代史臣们还不禁感慨一番：“海陵之事，君子不无憾焉。夫正隆之为恶，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篝之丑，史不绝书，诚如益谦所言，则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乎？嘻甚矣！”连他们都不敢相信，金世宗时期居然将抹黑完颜亮、篡改《海陵庶人实录》当成个人谋取富贵之道，历史还有多少公正可言？元好问的记载，不仅让元代史臣警醒，也发后人深思，至少能引发我们对海陵王、卫绍王相关历史可靠性的怀疑：《金史》有关完颜亮的史实有多少源自《海陵庶人实录》？《金史·后妃传》有关海陵王后宫绘声绘色的描写，直接被抄入元明色情话本小说《金海陵纵欲亡身》之中，可见这段“正史”是多么的荒唐！

几年之后，元好问的历史意识大大加强，最直接的原因是金王朝日落西山的形势，许多师友、同侪突然死亡，在不断引发他悲痛伤逝之情的同时，还促使他为很多死者撰写碑志文。现存碑志文将近百篇，约占其文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碑志是《金史》重要的史源材料，学界已经有了详细的比对和深入的探讨。与韩愈、欧阳修的碑志文相比，他的碑志文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墓主大半是非正常死亡者，由此导致其碑志文具有非常浓厚的伤悼情绪。元好问往往联类而及，由墓主扩大到相关群体乃至金末乱亡的时代，提供了墓主之外的其他文献。如《内翰冯公神道碑铭》由墓主冯璧联想到从他问学的其他人：“往在京师，浑源雷渊、太原王渥、河中李献能、龙山冀禹锡从公问学。其人皆天下之选，而好问与焉。自辛卯、壬辰以来，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屑在耳。”五人之中，亡者四，元好问怎能不满怀感怆？在《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和《聂孝女墓铭》中，元好问两次罗列金亡前后“死而可书者”名单：承旨子正、中郎将良佐、御史仲宁、尚书仲平、大理德辉、点检阿散、郎中道远、右司元吉、省讲议仁卿、西帅杨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详、节妇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长乐妻明秀、孝女舜英。元好问为他们一一撰写了碑志文，发自肺腑地感慨：“呜呼，壬辰之乱极矣，中国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书者……十数人而已。”（《聂孝女墓铭》）只可惜这十数人中，除完颜良佐、聂元吉、聂孝女三人之外，其他人的碑志文都已经失传，他们的生平也随之湮灭于后世。巧合的是，《金史》恰恰为完颜良佐、聂元吉、聂孝女三人立传，说明《金史》编纂者赞同元好问的观点，认为这些人都应该进入《金史》；之所以没有为其他人立传，完全是因为失去元好问所写碑志文这唯一的史源，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从反面印证了元好问的贡献不可磨灭。

元好问撰写碑志文有着自觉的存史意识和能够存史的信心。他在《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中痛感“世无史氏久矣”，以致当时人连辽代“起灭有几主”都不知道，而金代的九朝《实录》下落不明，金代历史很快也像辽代一样，不为后人所知。所以，他要通过撰写碑志文达到存史的目的：“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他相信所写的碑志文将来能够为撰史者所采纳。清人李祖陶认为元好问“《集》中碑志最多，直书所见所闻，论定一代，可与欧阳公《五代史》并观”（《元遗山文选》）。论定一代、媲美欧阳修《新五代史》云云，也许有些拔高，但其中也有李祖陶独特的发现。《新五代史》寄寓着欧阳修对五代历史的哀挽，被章学诚讥为“只是一部吊祭哀挽文集”（《章氏遗书外编》卷一），元好问的碑志文以哀挽情调保存历史，二者殊途同归。元好问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记载金代历史人物与事件，使得历史带有温度，更加亲切感人，这固然不一定能得到后代史家的认同，但一定会打动后代史家，让他们大量取材于元好问的碑志文。

国亡史作。金王朝灭亡之后，元好问撰述历史的意识更趋强烈，并迅速付诸行动，陆续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撰写《壬辰杂编》。从书名来看，应该是回忆天兴三年（1233）汴京被围、金王朝灭亡前后的杂事，写作时间不详。由于记载亲身经历，不需要依赖其他资料，怀疑是金亡不久痛定思痛时所作，或许是羁管聊城、移居冠氏期间。该书卷帙不详，估计篇幅不大，最终是否定稿也不可考。元代史臣撰写《金史》时，此书稿尚存，并有所取材。欧阳玄见到《壬辰杂编》中记载金代将领完颜斜烈镇守商州时，一次性遣返被俘的欧阳修后世及其乡亲三千人（《圭斋文集》卷二《送振先宗丈归祖庭》），这成了《金史·完颜斜烈传》的主要内容。美国学者陈学霖曾探讨《金史》与《壬辰杂编》等关联，判断《完颜奴申传》所载元好问与二相之间的对话等史料源自《壬辰杂编》，较为可信。

第二，撰写《南冠录》。元好问羁管聊城期间，以南冠自指。《南冠录》的性质应该是其家族史，主要包括元好问先世杂事、元好问本人行年杂事、先朝杂事。其中先世杂事、行年杂事会涉及其他人和事，先朝杂事则完全是历史。先朝主要指金哀宗时期，是否包括金宣宗时期已不可知。元好问很爱惜此书，在《南冠录引》中责令子侄一定要传之数十世，家置一通，“违吾此言，非元氏子孙”，口气之严厉，在遗山文中仅此一见。在《学东坡移居》中，他声明：“我作《南冠录》，一语不敢私。稗官杂家流，国风贱妇诗。成书有作者，起本良在兹。”这口气，完全是将《南冠录》当作要公布于众的稗官野史，当成后代撰写正史的基础。只可惜元好问这么看重的《南冠录》没有刊刻，未能传之久远，《金史》是否从中取材，未见确凿证据。按常情推测，王鹗非常注重搜访金代历史文献，与元好问及其后人都有交往，不会错过《南冠录》。倘若此推论成立，王鹗在撰写《金史稿》时一定有所参考。

第三，编纂《中州集》。早在汴京被围时，就有朋友劝元好问编纂金代诗歌总集，正当危急存亡的关头，元好问根本无暇顾及。羁管聊城期间，元好问闭门深居，能从容撰述文字：“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中州集序》）为了保存一代诗人诗歌，元好问开始编纂《中州集》。前七集以魏道明、商衡所编《国朝百家诗略》为基础，加上元好问自己搜集的一些诗歌，当年就基本编就；后三卷则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最后才编辑刊行，如他自己所说：“篇什《中州》选，兵间仅补完。”（《挽赵参谋二首》）《中州集》以诗存史，受到后人的一致称赞。其实，说《中州集》以诗存史并不准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杜甫诗史类的纪实诗歌，《中州集》中固然有这类诗歌，但并不突出。严格来说，元好问是通过编纂诗歌总集、撰写诗人小传来保存一代历史。在总集中，撰写诗人小传，前人偶尔为之，但普遍比较简陋。元好问将之完善起来。魏道明、商衡所编的《国朝百家诗略》是否有作者小传，不得而知，即使有小传，元好问一定加以改写，因为前七卷作者小传中含有元好问本人与作者交往的内容。后三卷最为特殊，收录的诗歌数量少，诗人多，有的诗人仅入选一首七言绝句，而传记则多达几百字，入选诗歌成了手段，保存诗人、保存历史成了目的。《金史》特别是其中的《文苑传》大量取材于《中州集》。如果没有《中州集》这一资料库，《金史·文苑传》也许会损失殆半。

第四，撰写金朝野史。野史相对于官方所修的正史而言，理论上应该包括《南冠录》《壬辰杂编》等书。元好问还有哪些其他野史著述？有些模糊。从现存文献来看，蒙古太宗七年（1235），元好问结束羁管聊城的生活，移居冠氏（今山东冠县），第一次提出建造野史亭、撰写野史的设想：“我作野史亭，日与诸君期。相从一笑乐，来事无庸知。”（《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八）这时《南冠录》已脱稿，他将要撰写的野史肯定不包括《南冠录》。在冠氏的三四年时间，元好问可能开始着手搜集和撰写野史著作。太宗十年，元好问离开冠氏，返回家乡，途经河南济源，次年春节，元好问作《己亥元日》诗，称“野史才张本，山堂未买邻”，其中的“野史”当指《南冠录》之外的著作，从“才张本”来看，“野史”的规划比较宏大。回到家乡忻州后，元好问构建野史亭，准备大干一番。他在《野史亭雨夜感兴》中述说撰述野史的体会：“私录关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尽力不易举。”可见，他所撰的野史包括官方丧葬祸福之类的文书，下笔特别严谨郑重，以致失眠，“展转天未明，幽窗响疏雨”，这说明他所撰述的野史不是随意性很强的私人著作。蒙古定宗元年（1246），他给好友白华写信，谈及当时的撰史工作：

向前八月大葬之后，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抄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及正大事则略补之，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与枢判白兄书》）

元好问将母亲张氏安葬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顺天府张柔处，查阅金朝实录，将历朝大政事、大善恶、兴废存亡汇成一书，再加上历朝《实录》中所没有的卫绍王朝、金哀宗朝的史事，此书一旦完成，他便死而无憾。元好问尽管没有说出书名，但从上述表述来看，差不多就是一部完整的金史了。可惜元好问最终没有完成，赍志以殁。郝经撰写《遗山先生墓铭》，称元好问“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书未就而卒”。从这一表述来看，元好问所编野史有两种：《金源君臣言行录》《近世事杂录》。《金史·元好问传》对此作了如下改写：“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说明《金史》编者们没有看到元好问的这些著述，它们最终未能成书而亡佚。

《金史·元好问传》仅提到《中州集》《壬辰杂编》，称“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元好问未完成的野史著作与《金史》编纂毫无关系呢？恐不尽然。在元好问与欧阳玄等史臣之间，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王鹗。

王鹗与元好问为同年人，正大元年（1224）状元，曾在国史馆共事。他们交往密切，元好问在《癸巳岁上中书耶律公书》中推荐五十四位“天民之秀”，就包括“东明王状元鹗”。中统元年（1260），王鹗出任翰林学士承旨。与元好问一样，王鹗致力于编纂《金史》，除了编写《汝南遗事》之外，他努力争取官方力量，启动官修《金史》工作。在忽必烈即位之前，王鹗就向他建议修撰《辽史》《金史》，并向他推荐元好问、杨奂、李治等人作为《金史》工作班底（参见《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王文康公》），但直到元好问去世，也未能启动《金史》编纂工作。王鹗无可奈何，只好自己撰写《金史大略》（撰写提纲），并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撰写了一部《金史稿》，最终为欧阳玄等编纂《金史》奠定了基础（参见邱靖嘉《王鹗修金史及〈金史稿〉探赜》）。王鹗在筹划编写《金史》期间，四方搜求资料，不遗余力，自然不会错过元好问搜集的资料。元好问先他十六年辞世，王鹗曾为《遗山集》写题跋，他应该能访求到元好问的野史遗著，并吸收到自己的《金史稿》中，只是这一切都无法举证了。

就这样，给《金史》编纂作出诸多贡献的诗人元好问最终未能成为史学家，只能抱憾于九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