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补课与红包：县城中小学异化的教育竞争

当前教育问题已成为中国家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教育竞争也成为社会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教育竞争是中国存在较畅通阶层流动通道的一种反映，但异化的教育竞争则也反映出社会运行中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结合春节回乡见闻及在全国调研情况，发现当前县城中小学教育竞争呈现出激烈的教育竞争样态，甚至有异化的表现。

一、补课与红包

小A今年14岁，在县初中上初二，每学期大约需要花费1万多元，除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开支外，还需要每2000元的补课费，分别补数学和英语，此外还需要至少5000元的红包。小A从上小学开始，就变得忙碌起来，周一到周五4点半放学之后会学50分钟的钢琴，从三年级开始还增加了1小时的英语补习，周六周日要学钢琴、跳舞和英语。当时小A班上80多名学生有20多人左右都在上各种兴趣班，还有几名上奥数班。上了初中以后，小A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上课，晚上8点10分放学，晚上写作业会写到11点，到了周六周日则要在校外补习班补习数学和英语，每科一节课，每节课两个小时，这次寒假小A还增加补习物理网课和地理生物课。以数学补习课为例，班上50多名学生中有30多名在补习，补课的学生大多数是中等及偏上的学生，小A班上前十名就一名学生没去，成绩较差的学生也有两三个，另外在寒暑假还有一些乡村学生来县里补习。小A说，老师在补习时讲的一般是一些比较复杂和刁钻的题目，是用于提升的，讲的也更仔细一些，但是至于补课有没有用也不知道。

小B今年16岁，在县高中读高一。他读县初中时，每学期都要花费1.3万元，初中三年总花费7万多元，每学期具体费用情况如下：老师家住宿费和晚餐费共计6000元；日常生活费1440元；补课费每门1800元，两门共3600元；红包每年1000元左右。现在读县高中，每学期花费7600元（不包括学费），每学期具体费用情况如下：老师家住宿3100元，日常生活费4500元。小B家长说自己红包送的比较少，因为寄宿在老师家的住宿费也相当于是给了老师一部分红包。

小C今年15岁，在县初中上初三，学习成绩不好，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其家长仍然每学期开学会给老师1000元左右的红包。

虽然现在极力提倡对学生减负，但是从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学生并没有被减负，那么学生的负担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在学校严格履行减负政策，不允许学校补课之后，学生不在校时间其实都被课外班填满了。虽然禁止送红包，但往往是家长主动想着法给老师送，像家长自己所说：“有时候老师不要，家长都求着老师要”、“家长就买个安心”。无论是补课还是送红包，具体来说则有以下几种考虑：第一，许多家长都开始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家长学历普遍文化程度较低，自己辅导不了功课，最多只能检查做没做，例如小A家长每次都会检查作业，但只能检查孩子是否完成作业，不能指导具体知识，所以家长就希望通过课外补课或者送红包的形式在辅导孩子具体知识上得到老师的帮助。第二，希望加强对孩子的督促和关注，例如课堂上多提问、防止孩子开小差等。第三，给孩子创造更好的课堂学习条件和环境，例如希望将孩子分到更好的班级、座位调到更好的位置等。第四，家长更容易从老师那里获取孩子的学习情况。

二、公共化的教育竞争与私人化的教育竞争

如果说家长对教育的日益重视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结果，补课和送红包行为的普遍盛行则反映出家长过度乃至失控的教育焦虑，是教育竞争异化的表现。这种看似非理性的教育投入行为背后是整个教育生态运转出现了问题。

良性教育竞争的标准应该是学生的个人学习能力，包括个人资质和努力程度等。在我国，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是教育的主要场域。公立学校如果更加强调为学生营造一个能充分发展和识别个人学习能力的环境，就能形塑出更为公平的教育竞争，一种公共化的教育竞争。但是在当前实践中，校外补课、私下家校联系日益成为普遍现象，这说明公立学校日益被私人化的教育竞争所侵蚀，造成教育竞争的不公平。

私人化的教育竞争主体是家庭而非学校。在这种教育竞争中，学校提供的只是基础性教育，决定性因素则在于家庭教育投入的多少。家庭教育投入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性投入，即家长把人财力直接投入到校外教育上，例如有能力的家长直接指导孩子的教育，没能力的家长通过交钱给孩子上补习班来促进孩子的教育；另一种是间接性投入，即家长通过建立紧密的家校关系促进孩子在校学习，例如家长私下送红包等。

家庭一旦涉入程度过高，教育竞争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家庭教育投入程度的影响，家庭阶层的分化就必然造成教育竞争的不公平和教育竞争的白热化甚至是异化。就像一个家长开玩笑所说：“整个地方人民素质比较低下，但对娃娃教育从不含糊。”在激烈的私人化教育竞争中，中下阶层要么选择退出教育竞争要么就被动卷入教育竞争，从而必须承受更大的教育压力。

三、家长教育期望与学校教育能力的不匹配

私人化教育竞争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家长们热火朝天地参与教育，另一方面却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教育压力。以我家乡为例，县城中条件较好的双职工家庭年收入大约为7万-10万，一般打工家庭年收入在5万左右，所以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补课费和红包对于普通中西部县城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而且县城学校还有许多乡村学生，但像家长所说：“负担不起也要负担”。面对这些额外的教育费用，家长们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觉得有压力，例如家长说“现在是免费义务教育了，反而比以前还贵了”，但另一方面又表示是自己愿意的，而且这种灰色地带并没有出现家长举报的情况。家长们之所以愿意，最终目的都是希望孩子能考上好大学，“不想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因此，无论是补课还是送红包，最基础的一个原因确实是，部分家长教育观念已经发生转变，重视教育成为当前许多家庭的常识。从宏观层面来看，这种教育观念的转变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是国家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教育成为普通家庭任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成果；第二是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认识到只有接受一定的教育才能找到好的工作，使得教育成为家庭发展的重要目标；第三是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让许多普通家庭仍然具有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所以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进行教育投入。但是家长教育观念的改变并不能完全解释补课和送红包等行为。

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学校教育能力与家长日益增长的教育期望不相匹配，甚至学校教育能力有不断弱化的趋势。这种学校教育能力包括教育管理与家校关系两部分。在教育管理上，“减负”政策要求学校不能补课、不能排名、不能布置太多作业等，但是家长恰恰是希望学生有更多的学习时间，所以当学校无法统一安排补课等行为时，家长就需要通过上补习班来填补孩子的学习时间。相反学校如果可以统一组织有偿自愿补课，那么其实可以低成本地满足家长的教育期望。在家校关系上，每个家长希望老师对自己的孩子有更多的关注，如果学校能够建立起较好的公共家校沟通机制，那么红包等私人化的家校联系途径也许就能够避免。

四、如何解决

无论是补课还是送红包等现象，都不是单一禁止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与整个教育生态运行体系有关。如果只是采取明令禁止的措施应对，不从源头上解决，可能会有相反的结果，例如可能会带来老师教学积极性的下降、兴起另外的私人化竞争形式、对学生教育更加不利等。因此，要想解决教育竞争的私人化，就必须加强公立学校的教育能力，包括教育安排、教师激励、家校沟通等各方面内容，从而满足家庭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形成强调学生个人学习能力的公共化教育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