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隐喻｜“封堵武汉人”：从防疫话语到地方主义

2020年初，瘟疫从武汉爆发至今，对它的知识需求早已经超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范畴，转而进入更深更广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度。从“野味肺炎”唤起的对人与动物关系的重思，到历史上各种大型瘟疫留给人类社会的经验；从危机管理的全球合作机制，到被打断的资本流动与劳动者的困境；从各主权国家防疫牵涉出的“生命政治”治理，到与瘟疫伴生的种族主义在全球各地的民间社会回潮……在这场瘟疫注定将在我们生命里留下的痛苦记忆之外，我们希望以系统的公共知识生产，搭建一个人文社会向度的讨论空间，以对抗面对灾难时的无力与绝望。《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推出“疫论”系列，尝试理解这场瘟疫暴露出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既有问题，以及它将带来的深远的全球变局。

武汉疫情的爆发在全国范围内牵动着人心。但随着疫情蔓延带来的恐慌，与网络上“武汉加油”的共情同时发生的，是各地对“武汉人”的排斥与区隔，仿佛“武汉人”就是瘟疫的化身。微博上无数“武汉人”被酒店逐出、被隔离的求助帖成了这场灾难的荒诞注脚。本文作者指出，在对“武汉人”的激进排斥与隔离之中，缺席的恰恰是有关控制疫病传播的科学知识。从科学的防疫知识向地方主义观念的偏移之中，“健全/疫病”这一二元对立的形式发生了暗度陈仓的换喻，作为医疗防疫话语对象的患者身份被置换为了地域身份，针对对象所进行的治疗操作也被置换为了排斥操作，作为最终的结果，医术也就被置换为了巫术。至此，那些被识别出来的“武汉人”将不再被承认为社会集体的成员，也不再被承认享受作为集体一员所应有普遍权利，他们被指认为从外部威胁着集体的安全，而集体的任务就是将这种威胁持续阻挡在外部。“武汉人”与其字面意义上的地理指称完全分离了开来，它首先喻指“病患”，随后又被重新定义为抽象外部威胁的化身。

怎样理解“防疫”？也许可以把这个命题分解成两个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方面：治病和救人。

先谈“治病”。福柯曾对防疫实践中两种不同话语体系的短路做出了精准描述：规训作为一种现代权力形式，其出现并不意味着前现代权力形式的销声匿迹，而是两者以错综复杂的方式渗透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话语实践的模糊性。而在2020年的年初，当一场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全国爆发，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仅仅是诞生于早期现代性的权力与话语形式在当代语境下高调彰显自身，也看到了深埋在现代话语形式内部并沿袭至今的话语自身的模糊性。

一方面，各级政府为了控制新类型传染病的传播纷纷做出反应，在寻求治疗手段的同时，也在尽其所能通过程度不一的交通管制避免疾病传播。然而这种包括武汉市在内的各个地级市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不能与福柯笔下古典时代的“隔离”相提并论，也更不应被如字面意义理解为“封锁”。因为如武汉一般规模的拥有千万级人口的现代大型城市，不可能在没有物资输入与生产组织的情况下维持哪怕一天的有序运转，更不要说还要支持卫生部门进行紧张的医疗工作。即使是在交通管制最为严厉的武汉市内，基本的物资输送、公共服务甚至劳动生产都仍然是健全有序的。此时在城市内工作的不仅仅是医护工作者，更有为了支撑医疗工作而全力工作着的公共服务保障与物流部门，以至于在当下的武汉仍然能够看到送货员骑着电动车穿梭在空寂的街道之上运送餐饮外卖的景象。因此，当前的交通管制就不是单纯阻隔人口流动的“封堵”，而应当被理解为将物资分配、人口流动以及劳动生产最大限度纳入社会统一管理的一种努力。在这一层面上，当下在中国城市中所进行的这样一种防疫实践就完全位于现代性的版图之内。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也能同时看到，这种将社会生活纳入精密的统一管理，以最大限度减少疾病传播的尝试，仍然脱胎于异常前现代的关于健全/疫病、有害/无害，甚至洁净/不洁的二元差异的划分之上。管理部门运用最尖端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所进行的工作，在某种层面上与远古部落社会中巫师的工作非常相似，它们都旨在根据一系列知识与标准将二元差异从社会机体中辨识出来，并打上标签，以便使用可操作化的手段去处理这些差异。这里当然并不是在质疑当代知识与技术有违客观性或是有效性，没有人能够否认当代的医学诊断比起巫医对身体症状所做的解释要更加准确并符合事实，也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症状的消除。而是说，当代防疫话语形式中所隐藏的含糊不清的成分，一旦在市民社会中被广泛地表现为二元对立的身份符号而被理解和接受，这种话语实践就可能会收获意料之外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在1月25日出现在媒体上的一则新闻以及对其的评论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

根据这则新闻，1月24日，一架从新加坡出发的客机降落在了杭州市萧山机场，机上载有116名更早先从武汉前往新加坡的乘客，其中两名有发热症状的乘客就地送诊，其余乘客也在杭州市当地进行了医学隔离。这则消息登出后，立即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杭州当地甚至杭州周边地区网民的不满，许多评论纷纷炮轰杭州当地主管部门没有采取强硬措施阻断“疫源”进入浙江，更有评论细数某杭州企业家投入了巨额资金援助武汉防疫，只换来“武汉人”源源不断涌入杭州。言下之意则是指责“武汉人”背信弃义没有尽到自我隔离的义务，管理部门软弱无能没有尽到管理好“武汉人”的职责。在这样的批评中，对医学知识与防疫技术的有效性的探讨了无踪迹，充斥的只有以“如何彻底隔离‘武汉人’”为前提的种种争论。姑且不论途径或居住于武汉的人员有多大可能是新型肺炎病毒的感染者，也不论“武汉人”这一形象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精确代表感染人群，在网民的争论之中，“武汉人”的形象甚至已经被默认从疫病的受害者降格为了某种神秘主义的“不可触碰者”。

由“武汉人”落地杭州的新闻所引发的充满地方主义的言论不是无本之木，自从1月23日武汉宣布实施交通管制，限制人员出入城市以来，以地域身份为起点，并反过来不断继续再生产与强化着地域身份的言论就在互联网舆论中不断发酵。其中不仅夹杂着“非鄂人士”对疫情随人口流动传播蔓延的担忧，也包裹着“武汉人”对交通管制可能带来的物资短缺的焦虑，甚至还包括湖北周边县市居民因被武汉波及而产生的委屈（此类讨论甚至在微博上获得了一个专属标签“湖北不止一个武汉”）。如果需要在各类地方主义言论旋涡之中选取一个最为生动，同时也是“恶毒幽默”的形象剪影作为言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凝缩的话，那“硬核防疫河南人”必然是当之无愧。

实际上在武汉实施交通关注之前，“硬核防疫河南人”的段子就以近乎玩笑的口吻在互联网上开始了传播。而后随着疫情的愈加严峻和强制管制的执行，“硬核防疫河南人”的形象也随之一道变得光怪陆离了起来。截至1月27日，官方公布的河南境内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8人。如果承认“河南防控隔离措施得力”的前提，那么这一事实反映出的是：即便实现了“硬核防疫”，也难以阻止疫情以现有的速度扩大，从而在哪怕是“模范省”的内部制造出更多的新隔离区和管控区。亦即，当全国都不同层次地向“疫区”跌落时，如何思考一个作为社会认识的“隔离”/“排斥”问题。其次，还有广为流传的网络段子所折射的各地居民对待疫情的主观态度——在这里，“老家河南”的居民，作为“最中国的中国人”（网上很多河南人在反击对自身的负面描述时常用的话术），只是投射了整个市民社会对于“正确坚决”的、能够将作为“瘟疫”形象道成肉身的特定群体隔绝的防疫措施的期待和想象和符号而已。河南人民积极自主、自下而上的自救行动，在这种话语中被建构成自上而下浑然一体的，由（被许多网民强调是来自上海的主政官员）坚强领导激发出的良善国民性的产物；从客观上来说，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愈发严峻，有效的防疫措施必不可少；但从主观层面上来说，网上部分“非鄂人士”所要求实施的，效仿“硬核防疫河南人”所进行的激进防疫行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客观疫情发展的有效应对，而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无助于控制疫情的观念表达，则仍然存疑。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在对“武汉人”的激进排斥与隔离之中，缺席的恰恰是有关控制疫病传播的科学知识。在证实病原可以进行人人传播的情况下，将“武汉人”与病原携带者简单等同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客观事实。实际上将这种对武汉人的排斥与真正有效的医疗防疫行动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也严重缺乏一致性的内容，唯一能够找到的共同点就是对健全/疫病这一二元对立进行划分切割的形式。然而在从科学的防疫知识向地方主义观念的偏移之中，二元对立的形式发生了暗度陈仓的换喻，作为医疗防疫话语对象的患者身份被置换为了地域身份，针对对象所进行的治疗操作也被置换为了排斥操作，作为最终的结果，医术也就被置换为了巫术。至此，那些被识别出来的“武汉人”将不再被承认为社会集体的成员，也不再被承认享受作为集体一员所应有普遍权利，他们被指认为从外部威胁着集体的安全，而集体的任务就是将这种威胁持续阻挡在外部。由这种抵御外部威胁的紧迫性出发，也就不难理解缘何在一些地方会出现随意透露从武汉返乡人员个人信息的情况。无意之间，这些返乡人员在自己的家乡被贴上了“武汉人”的标签，“武汉人”这一身份标签终于抵达了完全的的也是荒谬的形态，“武汉人”与其字面意义上的地理指称完全分离了开来，它首先喻指“病患”，随后又被重新定义为抽象外部威胁的化身。

就是在这一置换的发生之中，现代医学作为现代话语的一部分，显示出了其自身的模糊性。现代话语在内在之中与其所取代的前现代话语存在着相互渗透。此处发生的颇有辩证意味的颠倒与德国法哲学家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理论是完全能够相互对照，在卡尔·施密特在现代政治的根基之中发现非理性的，属于不可言说神学领域的敌我划分的地方，我们也在其中寻找到了防疫话语之中理性与非理性，医术与巫术之间发生的短路。而福柯在《惩罚与规训》之间指出却又没有进行详尽分析的话语重叠，也正是发生在这样一种短路之上。这样一种对二元对立的粗暴划分为有效的医学知识向地方保护主义排斥的滑坡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模糊地带。

真正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从治疗向排斥的滑坡本身，而更在于地方保护主义排斥恰恰阻碍了当今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从而指向了防疫话语目标的对立面，防疫技术要求对物资与人口的流动进行精确控制，而地方主义排斥则阻碍了物资的流动，并对一部分人口进行驱逐。一方面，在社会化生产高度发达，人口高密度聚集并在极大地理尺度上频繁流动的现代社会，缺乏有效统筹而各自为政，乃至以邻为壑的防疫行动注定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对可能感染人员的驱逐同时也意味着拒绝这些人自身以作为防疫行动的主体加入到防疫行动之中主动配合隔离。无望得到生活保障与治疗的疑似感染者自然更倾向于躲避驱逐而进入疫情尚未爆发的周边城市寻求医疗帮助，这样就加剧了疫病传播的风险。疫病蔓延的风险与控制传播的需要是客观存在的，绝对不可能通过玩弄辞藻而混淆事实，但此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将客观的疫情整合入主观观念之中，并据此作出有效的反应。而在疫情爆发的客观事实之上的是现代社会充分社会化，充分集体化的同样客观的事实背景，这一事实背景不仅仅存在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信念一类的主观层面上，更存在于现代技术、细化的社会分工，与普遍的一体化的市场这样的客观层面之上。这样的客观事实背景决定现代社会必定以整体化的，相互协调的方式应对客观存在疫情。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地方与地方之间在物资调配、医疗资源分配与防疫方面进行配合一致，更是“健康人”与“病患”在战胜疫情威胁方面的共同行动而不是相互排斥。

而一种“健康人”与“受污染的人”的二元对立的更危险的倾向，扎根于这样的事实，即在现代社会中，“健康人”所隐喻的即是接受国家机器辖制的“公民”即政治人，而携带瘟疫的人则是无权或无能力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公共政治生活的人。然而，归根到底，防疫的目的应该仅仅限于让人幸免于瘟疫，而不是“消灭所有潜在的瘟疫传播者”；这项行动具有的政治性必须得到自觉的确认，我们应该期待的最终结果，是使得所有因为疾病无法参与公共生活的个人都能重新进入公共生活；而不是把整个过程仅仅理解成技术性的“治病”。我们需要的，是在“治病”后，进而做到“救人”。事实上，防疫斗争的政治性不会因为我们的无视而消失，恰恰相反，对防疫过程的“去政治化”理解将导致“去政治化的政治”，把登记、隔离、观察这一施加于人身的过程，视为是主体缺席的技术性过程，这在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大众中的意识形态后果可能是深远的，将远远超出本次瘟疫自身的时间界限。

为了实现这样一种不仅能够“治病”，也足以“救人”的具体的集体防疫行动，我们反而需要重新回到抽象的层面。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彼此对立的正题与反题并非建立在某种直观的或是知性的差异之上，辩证性对立之间的差异应当是“被反思”的，也就是说辩证法既没有忽视客观差异的存在（就比如说“健康人”与“病患”之间的差异，辩证法完全不是用诡辩混淆两者），也没有直接将差异作为被给定的东西直接接受下来。辩证法真正关注的焦点在于人类总是能够使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将客观的差异整合入自己的主观世界，或者说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与对待客观差异。一种是将客观差异理解为从外在相互对立的，彼此试图抹除对方的；另一种则是将差异理解为从一个整体内部彼此对立又同时是具体地同一的。

在从防疫话语滑坡向地方主义排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前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将“健康人”与“病患”或是将“非鄂人士”与“武汉人”片面对立起来，将防疫行动解释为一场识别并剔除“武汉人”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于此针锋相对，我们也可以提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对防疫行动的解释，这种解释要求在承认医学知识所辨别的“健康人”与“病患”差异的基础之上进行一次真正的无差别的普遍动员，要求不仅仅是“健康人”，同时也是“病患”积极地加入到控制消除疫情的行动中去。对于“健康人”来说，这种动员要求他们做好防护消毒措施，在必要的岗位上合理地坚持工作，配合社会统一的物流和人员流动管理，为“病患”提供尽可能的医疗帮助；对于“病患”来说，这种动员则要求他们积极配合就近接受隔离或治疗。现代社会将每个成员普遍联系的事实证明了失去了社会部分成员主动支持配合的防疫行动不可能获得成功，而值得欣慰的是，例如广东部分地方管理部门的行动已经为一种普遍的防疫动员提供了现实的范例，这些成功的经验，将“武汉人”或是“病患”作为享有普遍权利的一员而非洪水猛兽一般接受到防疫行动的集体之中，在督促他们进行必要的医学隔离或治疗的同时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与人道关切，受益的将不仅仅是这些“病患”自己，同样也包含参与防疫行动集体的每一个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