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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智伯的覆亡 | 读经典,过春节
张国刚 中华书局1912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是《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一件事。司马光为此发了一通长达千字的评论——“臣光曰”。评论说,此事表明周天子自己坏了规矩,导致政事日非。如果周天子屈服于压力,自己抛弃了礼仪名分,那天下的倾颓就是必然的了。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司马光于是把它作为自己叙述历史故事的起点。为了交代事情的原委,司马光把镜头拉到了七十多年前,即春秋末战国初。当时,晋国的六卿是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六大家族。其后,范氏、中行氏两大家族被消灭,掌控晋国大权的是智氏、魏氏、韩氏、赵氏四大家族。其中尤以智氏家族权势最煊赫。到了公元前453年,即魏、赵、韩三家卿大夫晋升为诸侯之前五十年,却发生了三家联合消灭智氏家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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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霸的智伯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资治通鉴》习惯用“初”这个字开头,交代一段历史背景。智氏家族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智宣子,决定选嫡子智瑶为嗣卿。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虽有“五贤”:美鬓长大、射御兼通、才艺超群、善辩能文、强毅果敢,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即缺乏仁德之心。为人刻薄寡恩,损人利己,不懂得笼络人心。智果认为,如果不能施政以仁,而自恃“五贤”强势治国,是不可能获得心悦诚服的拥戴的。智宣子根本听不进智果的劝告。
与此同时,赵氏家族也在考虑嗣卿人选。赵简子的两个儿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史记·赵世家》中,赵简子不止两个儿子)。究竟立谁为后?父亲打算考考他们。赵简子把两支写着“训戒之辞”(教导青年修身自勉之类的警句)的竹简,分别交到两个儿子手上,叮嘱他们要牢记在心并保管好竹简。三年之后,赵简子问他们,还记得竹简上的话吗?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小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也藏在随身的衣袖里。“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显然,赵无恤的谨慎、谦卑、细心,让父亲决定立他为接班人。此人就是赵襄子。
智宣子去世后,智瑶继位,世称智襄子或智伯。智伯主持国政,处事强霸。在一次酒宴上,智伯轻侮韩康子及其辅臣段规。别人怀恨在心,他却不以为意。
不久,智伯又以筹措军费的名义,要韩氏家族献出一座城邑。韩康子当然不同意。辅臣段规却建议答应智伯的要求,把祸水外引,他说倘若智伯得寸进尺,再把矛头指向他人,我们可以静观其变啊。韩康子觉得有道理,就给了智伯一座万户的城邑。
智伯果然胃口大开,又向魏桓子索地。开始魏桓子觉得智伯欺人太甚,要予以拒绝。可他的辅臣任章却建议采用“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骄兵之策,麻痹智伯,并暗中结交利害攸关的盟友,共同对付智伯。何必让我们自己单独成为智伯的打击目标呢?老谋深算的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意思,也痛痛快快地给智伯送了一座万户之邑。
当志得意满的智伯进而“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的时候,却遭到了赵氏的坚决抵制:先祖留下的基业,怎么能随便割让给他人?智伯于是带上韩、魏军队一起攻打赵氏。
面对气势汹汹的智伯联军,赵襄子有三个战略要地可以避难:长子、邯郸、晋阳。长子城高池深,邯郸粮草丰足,赵襄子都不去,而是选择去晋阳!他说城高池深,说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有什么可依恃的?先父在世时,命尹铎治理晋阳,轻徭薄赋,晋阳人心最可依赖!于是,赵襄子选择晋阳作为自己抗击联军的根据地。
果然,当赵襄子逃奔晋阳之后,智伯率领三家联军把晋阳城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决汾水以灌城。围城近两年,晋阳军民同仇敌忾,毫不动摇,“沈(同“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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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伯的两个致命错误
在这个时候,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一意孤行,轻视对手。
智瑶乘车巡视。他坐在最尊贵的左侧位置;魏桓子“御”,在中间驾车;韩康子“骖乘”,在右侧持兵器护卫。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关系却不平等!威风十足的智伯不无轻佻地说:“哎呀,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国啊!”霸气的外露引起了两个盟友的忧虑,因为他们担心“汾水可以灌安邑(魏都),绛水可以灌平阳(韩都)也!”(有学者考证魏、韩的都邑与汾水、绛水的地理关系并非如此)
魏、韩二子的忧虑很快被智伯身边的谋士疵察觉。他提醒主公,魏、韩必反!智伯问,先生怎么知道呢?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晋阳城破在即,二子非但没有喜色,反而忧心忡忡,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赵氏亡,难必及于韩、魏吗?
次日,智伯以此质问魏桓子和韩康子。二子矢口否认,说一定是有人充当赵氏的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而放松了对赵氏的攻击。我们都盼望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呢,怎么会去做危险的傻事冒犯您呢?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辩解。
事后,疵质问智伯,主公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二子了?智伯说,先生怎么知道呢?疵说,刚才他们出去的时候,迎面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匆匆离去了。我猜一定是他们发现我读懂他们的心思了。智伯完全不理会疵的分析。
被围困在晋阳城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他秘密派人出城,游说韩、魏两家,告以唇亡齿寒,赵亡,难必及于韩、魏的道理。于是三家一拍即合,约定日期,采取联合行动,反攻智氏。公元前453年的一天夜里,赵襄子突然对岸上的军队发动袭击,并掘开水坝,倒灌智氏驻军营地。智伯的军队大乱。韩、魏两军趁机从侧翼进攻,赵军从正面猛攻,大败智氏军队。智伯被杀,智氏家族灭亡,三家尽分其田土。五十年后,就有了本节开头周天子正式封魏、赵、韩三家为诸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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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伯覆亡的历史教训
智伯的覆亡,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司马光结合智伯之死,对领导者的德和才问题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领导者的德比才重要,甚至认为宁可用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能用有才无德的小人。这里不无激愤之词。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孟子与荀子等儒家巨擘都争论不清。从今日角度言之,与领导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则更为根本。但是,在制度约束的前提下,选择什么人当领导者或接班人,其道德品质是关键。
司马光司马光对于领导者的修炼有过很系统的论述。他曾上书提到“人君修心治国之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仁”。仁就是要讲政治,并且善于把政治理想化为社会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智伯利令智昏,贪得无厌,不仁之名,当之无愧!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是否魏、赵、韩三家就不贪婪,就比智伯更“仁德”?恐怕也不尽然。可是,赵襄子懂得,与城池、物资等相比,人心才是最可靠的保障,这说明赵襄子比智伯更懂政治。
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之时,就暴露出来了。智伯的“五贤”即五大优点,在古人看来并不是人君最重要的看家本事。《荀子·王霸》说:“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智伯的本事属于“自能”。唐人赵蕤的《长短经》在引用荀子这段话时,将其提升到人君“大体”的高度。智伯的五大优势,是“匹夫之能”。领导者关键的本事在于识大体(懂政治)、善用人(“以官人为能”)。智伯狂妄霸道,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不明是非,不听谋士正确的谏言,这都是领导者的大忌。与智伯的粗疏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和细致。此外,智伯在外交上也犯了错误。他言语不谨慎,行为太张扬,引起了盟友韩、魏两家的疑忌,临时的“统一战线”霎时解体,己方三对一的优势,变成了与敌方一比三的劣势,焉能不败!
(参见《资治通鉴》卷一)
《资治通鉴启示录》(全两册)张国刚 著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39129
68.00元
张国刚教授反复研读《资治通鉴》,深得其精髓,对书中重要人物的命运沉浮、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读,深入挖掘其中有关修身养性、治国理政、为人处世、选人用人、家风家教等方面的历史智慧和现代启示,而成《资治通鉴启示录》。
《资治通鉴启示录》,不仅系统呈现秦汉、隋唐两段大一统的辉煌,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三段分裂混乱的曲折,而且深刻剖析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时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是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必读书。
(统筹:陆藜;编辑:参商)
原标题:《三家分晋:智伯的覆亡 | 读经典,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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