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想过病毒这种有机体其实比人类存在的还要久？地球已存在了45亿年，其间大约20万年前才出现了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智人，而生命有机体则在约38亿年前便出现了。虽然微生物最早出现的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微生物存在于地球的时间远远超过人类。同时，由于微生物进化很快，总有不同的微生物出现，因此人类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对抗疾病的历史。真的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学家，特别是医学史家，都是怎么记述和解读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疫病的。
从古至今，人一直都是社会生物。不论是在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还是之后的农业定居社会，人类都没法靠一己之力存活下来，更何况是谋求社会发展与进步。同时，人还需要跟周围的自然、环境，包括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等打交道，而这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疾病和健康问题。当疾病在群体中肆虐时，不论出于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考虑，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保护群体健康的重要性。
《公共卫生史》（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就是一本内容详实的关于公共卫生历史的著作。该书认为现代的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概念起源于团体健康行动(community health action) ，而团体健康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时期。因此，以希腊罗马开篇，历经中世纪、大航海时期、启蒙革命时代、工业革命以及“细菌时代”，作者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肆虐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以及相对应的社会经济文化特质和（医学流派）认知。因为该书作者George Rosen（1910-1977）是一名内科医生、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和管理医学学院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的编辑，因此特别以“细菌时代”命名为十九世纪的时代特征。该书最早出版于1958年，之后在1993年和2015年分别再版和修订。毫无疑问，该书是了解和把握西方社会公共卫生的传统、确立以及发展的重要资料，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涉及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譬如亚洲和非洲。作者曾在序言中解释道英、法、德、美是公共卫生的范例，其影响扩散到世界各个地区，亚洲、非洲通过殖民影响也间接地并迅速地搭上了公共卫生的船。
控制传染病是公共卫生的重要工作之一，此外，公共卫生还包括提高环境卫生、对水和食物的清洁和质量把控、提供医疗资源和设置、以及救济残病和穷困。接下来将具体讲讲中国的公共卫生和疾病史。
谈中国的疫病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就是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对中国麻风病的研究。首先，梁在对麻风研究的过程中，梳理了传染这一概念的内涵演变，指出帝制晚期中国为何采用“传染”来指代英文contagion，以及解释当时中国为何易于接受传染病学所具有的文化基因和中医学传统。具体可参见其文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Chuanran Contagion in Imperial China”，收录在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2011）一书中。
其次，梁对麻风的专著
Leprosy in China：A History（2009）, 中译本《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2013），从疾病名称、症状、治疗、社会认知等方面详尽记叙了麻风病自四世纪到二十世纪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就诊治而言，其中，自明清时期就建立麻风院并将麻风病人进行隔离的史实都显示了中国的公共卫生或者说团体健康行动的努力。另外，作者将中国麻风病置于现代全球的语境中进行解读，指出麻风病之于中国是其拥抱现代性遭遇挫折的隐喻，尤其表现在西方社会和中国精英对消灭麻风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和立场上。不过，是否只有麻风一病才担得起在民族国家建立时期影响公共卫生健康的隐喻呢？作者是否过分拔高了麻风的特殊性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毕竟疾病、身体、国家与现代性，这些话题本身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疾病史研究一直被质疑和遭受攻击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的疾病A为何等同于今天的疾病A。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细菌和病毒是进化非常快的，百年前的某病毒可能早就不是今日的病毒。加之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语言的变化，让昨日之疾变得含混不清。梁的麻风研究自然也不能避免这个挑战，作者的解决办法是仔细地梳理了麻风的历史名称，并且巧妙的将主要研究时段确定在清末，这样可以基本确定是麻风，而非其他病症。
为了避开疾病史的雷区，大部分的研究都偏好将研究放置在民族国家搭建公共卫生系统努力的框架下。
具有奠基石意义的作品就是罗芙芸（Ruth Rogaski）的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2004），中译本是《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2007）。本书曾荣获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和费正清东亚研究奖两个权威奖项，好评如潮。在书中，罗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卫生（hygiene）是国家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干涉。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疫情时期戴口罩这事。有人出于各种原因就不喜欢戴口罩，但是在公共场所，比如在医院里就诊，条规要求所有人都要佩戴口罩。再比如，吃野味。吃什么本来是私人选择，结果惹出麻烦，不少人站出来声讨，以后倘若政府明文规定为了防止潜在传染病传播杜绝吃野味，这就是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干涉。我们现在习以为常或者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比如接种疫苗、定期体检、适龄生育，还有避孕，看似都是个人问题，却都受国家的力量所左右干涉。不是说这样有问题，而是想提醒人们去反思。正如罗所表达的，在现代社会，国家权力无处不在，并且渗透进入了个人的生活领域，这就是所谓的卫生的现代性。她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对福柯生命权力的解读和应用。
目前对罗的研究的重要对话与批判来自余新忠的《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2016）。首先，相较于罗，余的研究使用了更为详实的史料。与罗聚焦于通商口岸天津相比，因为史料的丰富，从而在地理上覆盖了但不限于东北地区、京津、苏杭以及租界上海。虽然不是要否定罗对天津个案的发掘有以偏概全之嫌，毕竟当时的天津的确是占有特殊地位，但是余的研究的确更好地展示了晚清时期各个地方的情况，让我们看见了卫生的复杂性。其次，余对卫生概念的梳理，否定了罗认为其为日源词的观点，并指出和强调中国存在使用该词汇的自身独特文化语境。在这一点上，余和梁的观点颇为近似。也就是说，面对西方新奇的外来事物，中国首先不是被动的接受，其次，接纳选择谁也不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自身的文化逻辑中恰好存在有近似物或者对等物。这一点也反应在余对晚清接受卫生机制的理念并最终建立公共卫生系统的解读上。最后，余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揭示了百姓层面对国家以卫生之权力向私人领域渗透过程中出现的反弹。总体而言，余是对罗的修订，而非超越。他将卫生比作“现代”的“金箍”，最终还是回到了福柯权力学说的窠臼。
如果说余看见了民众层面对卫生权力的反抗，那么Miriam Gross关于血吸虫病的研究则通过详实的史料展示了民众是如何消极应对甚至抵抗来自从上到下的卫生渗透的。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2016）是一部关于毛泽东时代大众科学和乡村公共卫生如何运作及其局限性的研究。之前学界对那时医疗模式成功的普遍认识可以总结归纳为四点：忠诚坚定的地方领导对乡村资源和优势的高效利用；大众健康教育引领广泛群众参与和地方创新；众多的草根医务工作者，譬如赤脚医生；以及相较于昂贵的治疗，集中使用支付得起的并且技术含量低的预防措施。然而，Gross却逐一反驳了以上每点认识。一、她用档案资料证明村民和地方干部抵抗参与国家支持的预防措施，尤其是对人类粪便的管理。二、教学策略是有问题的，健康教育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三、专业医生实际上为当地医务人员提供了现场指导，同时帮助他们建立了治疗和贯彻预防的措施。四、是治疗而非预防帮助消灭了血吸虫病。之后，Gross进而提出三项促进健康运动开展的有力武器：教育项目，预防措施，以及治疗。然而，这三项措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来自村民的抵制和不满。比如，在乡村张贴的关于血吸虫病人大肚子的画像，结果使村民误以为只有有了大肚子的症状才是血吸虫病，从而延误了诊断和治疗。再如，村民拒绝接受在新搭建的厕所中如厕的新习惯，坚持在河水中如厕的行为让粪便处理和提升饮用水的工作都遭遇挫折。再比如，村民不喜欢通过大便取样进行医学检测。Gross进一步指出，在如此之多的抵制和抱怨中，是民众的狂热爱慕以及卫生运动的强制推行让政府最终取得了消灭血吸虫病战役的胜利。
血吸虫病防治运动主要发生在1957-58和1966-71两个时段。限于资料的获取难度，Gross的研究其实主要集中在“文革”之前，因而对1966-67年防治运动的结论更多来自于推测和二手资料。同时，档案材料也没有提供充分的细节支撑那些所谓的革命热情和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信念。对防治血吸虫病运动的抵制和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信仰构成的困境的理解和协调，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强制或高压恐怕不足以解释防治运动为何取得成功。
最后，回到中国近代史上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疫病和公共卫生事件上——1910-1911年发生在东北的肺鼠疫。一本关于此次鼠疫的专著：
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2012），讨论了此次疫情的爆发和对西医的引进，并进一步深入发掘了满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尤其是中日俄如何在该地通过对疫病控制发挥政治影响。这里，我们已经看见疾病所具有的跨国性，事实上，疾病的全球性很早就被注意到。
英语世界第一本关于中国的鼠疫的研究就是这样，来自班凯乐（Carol Benedict）的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1996），中译本《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2015）。与满洲肺鼠疫不同，这是一本关于腺鼠疫的研究。作者主要讨论了腺鼠疫如何在十九世纪的云南爆发，以及之后扩散到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并最终在十九世纪末引爆世界范围的流行病。
最后的最后，想以一本比较中医和古希腊医学的经典作品作结。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2002），中译本《身体的语言》（2009），由日本学者栗山茂久所著。原因很简单，在疫病爆发的时候，也许是最好的让我们安静下来，观察自己、审视自己、反思自己的时间。去理解、去感受、去思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医学、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