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照杰︱读新校注本《锦江禅灯》

近来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新推出《锦江禅灯》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由吴华、杨合林合作点校。蒙校者不弃，第一时间赠予该书，得以一窥究竟。

《锦江禅灯》是四川禅僧丈雪（字通醉，1610-1695）的著作。通醉生平记载较为清晰，陈士强总结称其“少年出家，初礼古字山清然为法师，圆具（受具足戒）后，遍参诸方，得法于破山海明禅师，为南岳下三十五世、临济宗僧人”（《大正藏总目提要·文史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页605）。这位获得正宗临济传承的禅师，主要活跃于明末清初的四川地区，有关他在西南地区弘法的情况，黄夏年、杨曾文、王路平等人都曾撰写过专门文章，不难搜寻；新校注《锦江禅灯》的导读部分亦综合各家之说加以概括。从这些考述中不难发现，丈雪通醉是四川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对恢复明末清初李自成、张献忠等入川造成的佛教衰落和宗门混乱情况，做出很大贡献。作为“禅宗史上第一本以区域为中心梳理禅宗发展脉络的佛教论著”（新校注“导论”语），《锦江禅灯》本质上是通醉试图重新清整劫难过后的四川禅门的一番努力。吴华和杨合林的工作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本子，但案前的这个本子既有优点，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先来谈谈新校注《锦江禅灯》存在的问题。新校注本问题的根源在于未遵循“古籍整理”的工作流程，未达到古籍整理的业界标准，问题首先出在版本上。古籍整理之起手在于寻找合适的古籍版本作为底本，进而综合其他版本对之校雠修订，以期得出更原始（有时是更完美）的本子。根据新校注《锦江禅灯》“校注凡例”可知，其所依据版本为日本《卍续藏》册八十五所收之《锦江禅灯》。但整理者对这个本子的性质似乎缺少了解，对此书的版本脉络亦未下功夫摸查。陈悦曾撰文讨论过《锦江禅灯》的版本问题（《〈锦江禅灯〉及其文献价值考述》，《宜春学院学报》2011年第十一期），依“导论”所述可知新校注整理者对《锦江禅灯》版本之认识即源自这篇论文。

而此文有关《锦江禅灯》的版本论述并不周全，陈悦虽然指出康熙十九年（1680）稍后应该有个“稿本”（或者说“初刻本”）在少数人手中流传，但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之后竹浪生刻本至1905-1912《卍续藏》本之间，却完全空白。查何梅《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页633、页1318-1319）即可知悉，除收《卍续藏》外，《锦江禅灯》仅入过《嘉兴藏又续》和《频伽藏续》。《频伽藏》约与《卍续藏》编于同时，二藏中之《锦江禅灯》无承继关系。事实上，再查蔡念生所编《中华大藏经总目录》（已收CBETA，可检索），问题就更清楚了。《卍续藏》所收《锦江禅灯》来自驹泽大学所藏之《嘉兴藏》本，且在整理时将驹泽所藏之《锦江禅灯目录》和《禅灯二目》合二为一。如果了解此情况，则《嘉兴藏》本《锦江禅灯》当较《卍续藏》本更为原始，相较而言更应当作为“底本”使用。但有趣的是，原本认为亡佚久矣的康熙二十年之后的“初刻本”，实际依旧存在！近来绵阳新闻网（http://www.myrb.net/html/2019/news/8/209612.html）推出消息，称绵阳安州图书馆刚刚完成孤本古籍《锦江禅灯》的修复工作，而这部《锦江禅灯》正是康熙二十年前后刊刻的那个“原刻版”！根据报道，此书或为1927年安县图书馆扩充图书时于成都古书市场购买而来。由新闻所附图片来看，其书二十卷分为四册，字迹清晰优美。原本定为“二级破损”，但整体尚算完整，修补之后颇为精美。因此，倘就溯古而言，这个安州图书馆所藏的《锦江禅灯》，显然是最原始的本子了，更应当作为“底本”来使用。

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这里可以再拉个时间线：

A：康熙二十年（1680）前后“原刻本”

B：康熙三十二年（1693）后竹浪生刻本

C：《嘉兴藏又续》本

D:《卍续藏》本等（更晚者基本皆依此本整理；新校注亦以之为底本）

绵阳新闻网报道的孤本《锦江禅灯》

原刻本自然与竹浪生刻本内容不同，这一点在《锦江禅灯》所收各种序文中即明确指出。又《锦江禅灯》所附材料中，通醉《题辞》系为1672，胡升猷《序》系为1686、彻纲《序》系为1687、觉聆《序》系为1688、德玉《序》系为1693（见陈士强前揭著作）。除通醉初辑《锦江禅灯》时所写的《题辞》外，其他序文主要分布在康熙二十五年前后和康熙三十二年，由此亦推测这些序文是为此书不同刊本所撰写。前揭陈悦的文章对此也有不少讨论，此不赘述。但更为有趣的是，《嘉兴藏》和《卍续藏》本所收的《锦江禅灯》也不似照收康熙三十二年的那个竹浪生刻本，这一点很容易发现端倪。就在二者所收的《锦江禅灯》卷十中即有“丈雪醉禅师”一节，末尾称通醉编好《锦江禅灯》后，于“康熙癸酉（1693）秋，命门人竹浪彻生，负稿嘉禾，剞劂流通”；卷十二中“丈雪醉法嗣”部分，收通醉弟子“竹浪生禅师”事迹，再次话及此事，称通醉命竹浪生刻《锦江禅灯》而“附楞严藏室流通”。显然，这一记载如果出现在序文中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在觉聆写于1693年的《序》中确实存在），但出现在书中的人物事迹里便似乎只能是后人补入的记述，而不太可能是通醉交付竹浪生那个本子里原本该有的内容。因此，非常值得考虑的是，《锦江禅灯》在送交中央、赠入《嘉兴藏》时，内容上又做了一些调整。因此，可以说《锦江禅灯》的A、B、C、D本之间均存在一定差异，《卍续藏》本与《嘉兴藏》本的关系和差异已可明确，其余诸本之异同依需细细考察。尤其是“原刻本”的修复工作已经完成，将之与《嘉兴藏》等本对比，应当可以发现此书变迁历程的更多线索，相信相关考察会丰富佛经版本学的知识。回到对新校注《锦江禅灯》的评价，由于整理者完全忽视了对以上版本脉络和性质的考察，致使所使用之底本实际只是最通行，但并非最原始（或许也不是最接近原书面貌）的本子，导致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意义打了很大折扣。另外，有关《锦江禅灯目录》的问题，恐怕也需要再思考。《卍续藏》中，此《目录》附于《禅灯》末尾，新校注本为适应当代情况，而将之提至书首，然而恐怕二者于《目录》与《禅灯》的“不一不二”关系的认识都存在问题。今本《目录》与《锦江禅灯》内容并不完全匹配，很多出现在目录中的人物在《禅灯》中并没有实际记载。且根据各种序文以及《禅灯》中通醉和竹浪生的相关记载来看，《目录》（包括《嘉兴藏》所谓《二目》）本来就是有别于《禅灯》的另一著作，两者可以合而为一，但也可分别并行。事实上，这个《目录》的价值可能并不仅仅在于为此书阅读提供帮助，而是暗含着另外的价值和用途。有关这一问题，容稍后再做解释。

除所用底本不当外，新校注《锦江禅灯》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古籍整理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校勘不合规范。通醉在《锦江禅灯》的题辞等处就已说明此书的编纂很大程度上是综合摘抄既有僧传、语录，书中《古今采摭》即给出所依据之主要资料目录。新校注的“校勘”工作便主要是以《五灯会元》《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材料作为“他本”来对《锦江禅灯》校对。但新校注本并没有给出所使用的“他本”的版本信息，而不同版本的同一书籍存在文字差异（有时差异还很大）是很普遍的现象。当不给出他书版本，但却“出注”点明《锦江禅灯》与某僧传、灯录所使用之字词存在细微差别时，此类注释恐怕也很难具有古籍整理的意义了。

第二，新校注本的出注规矩不太统一，注解水平或许还有待提升。对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做注解似乎没有明确的观念，如上述“底本”与“他本”的细节对比，便时有时无。对有难度的问题，如通醉提到的同时代或稍早僧人的全名、地方佛教情况等，几乎没有给出任何注释。但实际上，这些方面才是读者的拦路虎，若无恰当注解，读来如堕五里雾中。

第三，新校注本的句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原：非道有优劣亦邪正，盖自取之耳！（页10）

当改：非道有优劣，亦邪正盖自取之耳！

（二）原：丈雪新添上祈楞严主人，灾梨以成之。（页14）

当改：……丈雪新添。上祈楞严主人，灾梨以成之。

（三）原：僧回举似夹山。（页29）

当改：僧回，举似夹山。

类此不赘。总体来看，句读的问题不算太过严重，尤其越往后问题越少，但也总是不期而至、迎面扑来。第四，根据整理者在导读中所述，《锦江禅灯》曾出过最少两个整理本，分别是张新民的校注本和冯学成的《巴蜀禅灯录》。整理者对此二书（尤其张新民者）当有参考，但所出注脚中仅两处提及张新民的工作，一处为《石谷慧禅师》校注中纠正张新民妄改一字之失，另一处是《云峤水禅师》中接受张新民增补之二字。然恐借鉴成果还有其他，注释未足或有夺美之嫌。

以上主要就新校注本《锦江禅灯》所存在的问题举例，颇有求全责备的味道。实际上，这个新校注本还是有一定学术贡献的。《卍续藏》本《锦江禅灯》是目前使用最广的本子，更早的安州图书馆“原刻本”迄今并未流通，图书馆自身不但没有推出电子图片或影印古籍，甚至在馆藏书目中也查不到相关信息——若不动用内部关系，恐怕难见尊容。因此就《卍续藏》本而言，吴华和杨合林的校注本是一个非常容易获得且阅读非常方便的本子。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对研究工作依旧能起到一些帮助。整理者的校注实际也能令人获得一些启发。正如前文所述，《锦江禅灯》不少内容抄撷别书而来，新校注本根据对比，常常会给出抄撷的源头（尽管没有注出源头的版本），使我们更容易获得对《锦江禅灯》编纂历程的清晰认识。通醉在书中《题辞》《辨讹》《校讹篇》指出以往灯录僧传中存在的一些“丑词”“可笑”（通醉原话）的问题，但新校注本整理者在注释中点出了通醉本人也犯下很多类似错误，如因为误解地名，而将别处僧人误为巴蜀人等，亦有其“可笑”之处。因此，新校注本对正确评价《锦江禅灯》的整体水平，也可提供一些帮助。

不论如何，吴华和杨合林的这个新整理本应该会获得更广的流传和使用，由此或可使《锦江禅灯》的价值得到重新重视。有关《锦江禅灯》的学术价值，虽有杨曾文、黄夏年、陈锐等珠玉在前，但这里也想狗尾续貂，略发拙见。

《锦江禅灯》首先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其史料价值比较特别。由于此书不少内容摘自更早文献，且对原文献并无本质歪曲或大幅篡改，这些内容的史料价值并不高。但《锦江禅灯》对同时代的一些巴蜀僧人有所记载，这些时代较晚的内容确实具备原始资料的意义。

与史料价值相比，《锦江禅灯》的另一个意义要更具学术性。正如通醉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李自成、张献忠入蜀之后，巴蜀禅僧圈子混乱，“鱼目混珠”时有发生，故通醉希望以此《禅灯》照彻西南，甄别真假“禅僧”。通醉的甄别标准很明确，凡是不具备明确师承的人，都不是正经禅僧，皆要被列入批判对象。通醉在《锦江禅灯·题辞》中写到“近有一伙不明大法之人，只欲攀高自大”，书中更举峨眉山白长老为反例（卷八，新校注页196），称此白长老自以为是，作颂千首，妄图胜过雪窦禅师之百颂（即《雪窦和尚百则颂古》）。但当他将书拿给大和禅师看时，大和“乃唾曰：‘此颂如人患鸦臭，当等立地，其气不可闻。’”通醉评论道：“无师自悟之流，费尽心血，将谓取胜于人。及见智者，一场热哄，只为贡高堕此窟穴。参学人，切莫萌此遗臭诸方！”

因此，带着清整一地教界目的的《锦江禅灯》不能被当做一般的“僧史”“灯录”阅读，而应当被视作地方佛教领袖的正统化努力来加以分析。由于通醉及其门人在巴蜀一带声威日隆，其所代表的“主流观点”也渐渐获得官方认同，但现实效果如何却仍未可知。《锦江禅灯》入《嘉兴藏》一事，是通醉一派观点获得官方认同的重要事件。入藏使《锦江禅灯》获得了最高权威，背后的教派人员亦由此树立正统地位，类似手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但目前并不清楚的是，《锦江禅灯》入藏的具体经过，是谁人推荐？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获得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教界的关系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如何各取所需，达成双赢？种种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考索，背后说不定又是一本《为权力祈祷》（卜正民的名作）。对这些问题的追溯不仅仅是一个版本学的研究，背后还有更具社会史意义的理论关照。

返回头再说《锦江禅灯目录》。通醉编纂《锦江禅灯》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区别彼时巴蜀僧人是否拥有正统法脉，这个目的应该也渗透进《目录》之中。所以，《锦江禅灯目录》便不止于一般目录的作用，更是具备了“法脉传承世系简表”的意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目录》可以与《锦江禅灯》分开单行，同时也解释了为何目录中的不少僧人在《禅灯》中并无事迹记述的现实。

总体来看，《锦江禅灯》是一部非常有趣、也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值得重新检讨。吴华和杨合林的新校注本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呈现在面前的这部书依旧有其便利之处。以上简要讨论，希望有助学界重新认识此书之价值，引发更多富有层次性的思考。

最后，本文撰写受吴华教授大力支持，上述观点皆与他私下交流过。对他敢于承当、不避批评、追求纯粹学术的精神，表示由衷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