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记｜《音像世界》：红布，传教士，诸神的黄昏（二）

4.变脸

《音像世界》在上世纪八〇年代的中国能开风气之先，步伐迅猛，得益于两次改版以及某些先天条件。它是央企，不受上海管制。最早的审稿是劳为民和王铁城每个月带着样刊坐火车北上“广电部”。王铁城记得，当年在皇城根下怎么“煲电话粥”——第几行第几个字有问题——上海的编辑部听完再修改。这种特殊的审稿方式总共持续了半年时间。1988年，上海市爆发“甲肝”，1至2月中旬达到高峰。北京方面随后突然打电话通知劳为民，说这个杂志办到现在没出什么大的问题，你们就不用再来了。审稿的重任从此落在了劳的肩上，每期送印之前由他签字，出了事故他负全责。

1988年的3月刊，总第五期（1987年算是试刊，只在10月、12月各出了一本），《音像世界》迎来第一次改版。版权页的设计焕然一新，栏目的调整不大，主要是内容方面像是打了摇滚兴奋剂，浓墨重彩地介绍骚灵大神Sam Cooke、格莱美音乐奖、Boston乐队、《中国摇滚——西部情歌》专辑，还有The Beatles、Dire Straits、Prince、Elton John的资讯。回看头四期杂志，它的内容并不像它的封面那么摩登——即便是现在，也没有几本刊物会在刊名上动用中日英三种语言——每期留给国内外影视故事的篇幅总是那么奢侈，还要保证传统戏曲至少有两页。

第二次改版的动静更大，由张磊牵头。1988年10月，他受香港杂志《音乐通信》的启发，在编1989年1月刊的时候，拿出了一个改版方案，开设《摩登谈话》、《唱片街》、《港台星空》、《Rock & Pop》等栏目，还亲自绘制了一部分栏目标识。这次调整决定了杂志的发展方向，学生群体跃居为读者的主流，预示了此后歌迷会的兴建。

五星体育的首席评论员周力对那次改版印象深刻。他迷上粤语流行曲始于八十年代末国内引进的一盘宝丽金精选磁带，看《音像世界》的时候还是初中生。新刊入手，阿瑟的文章值得精读，喜欢他主持的《摩登谈话》。这个栏目名出自德国乐队Modern Talking，形式上堪比欧美、港台新专辑的碟评。怪诞的是，在这个栏目上出现的近十位作者全部都是张磊的化名，仿佛在与自己的若干替身开圆桌会议。张磊写的时候是一段段同时进行，窍门在于关注音乐的不同角度。评鉴的标准极其严苛，简直是对乐坛的一次次炮烙，像是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的经典专辑，在阿瑟的笔下只配三颗星，至多三星半（满分是五星）。如今看来，评星制的音乐类媒体，很难找到像阿瑟那样的毒舌。1989年度香港地区的最佳专辑授予林忆莲的《逃离钢筋森林》，看颁奖词仿佛是一张天碟：“艺术味颇浓、高格调……音乐上有成功的突破……高级流行乐的表表者……”其实只有三星半。张国荣的《红》足够一剑飞仙了吧——还是三星半。不要以为是鄙视链在作怪：Nirvana的Never Mind、唐朝的同名专辑统统四颗星；Radiohead的The Bends、Blur的The Great Escape只有三星半。五星从未诞生，只有几张专辑斩获四星半。追问当事人，你在搞啥百叶结？他轻描淡写地回道：“不严的话遇到更好的就没法评了。”

张磊采访小虎队，1991年9月于上海体育馆留影。

《摩登谈话》广受欢迎，而后大陆歌手出的专辑多了，杂志就复制了一个类似的栏目叫《随听随讲》，也是每期评四张专辑。定下的规矩是不能只唱赞歌。可是那些被评论的对象身在内地，风险比较大。有一次，女歌手L带了公司企宣找上门来，强烈抗议《随听随讲》对她的调侃，要求消除不良的社会影响。劳为民吃软不怕硬，建议走诉讼的程序。女歌手心里苦，忧伤得好似她在荧幕上塑造的那些形象，最后是慈眉善目的丁夏出面。一场误会，那盒被吐槽的什锦合辑是女歌手的前东家在蹭热度，她反复强调自己并不知情，只要求杂志能给她挽回颜面。

杂志的社会影响日盛，创刊五周年的研讨会上，来自中唱广州的代表提了这样一件事。话说歌唱家P来广州开演唱会，记者一概拒绝，看到那位代表举着《音像世界》，招招手说道：“你过来，你过来。”

在上海的媒体圈，《音像世界》最初的锋芒得益于编辑部在八十年代末策划的一组特稿：《上海经营性录像扫描》、《演唱组在上海滩出现》、《盒带市场大曝光》、《夜上海，姗姗来迟的卡拉OK》。潮流现象与调查报道的深度融合，当时报纸的文艺版还未涉及，同行愿意为《音像世界》起立鼓掌。《上海文化艺术报》的时任记者杨建国住在衡山路附近，经常下了班跑到杂志社的小洋楼坐坐，他和王铁城的友谊日后促成了上海摇滚乐的第一次大阅兵。《新开发——90’上海现代演唱组首展》的预演发生在1990年6月2日的云峰不夜城大酒店，正式公演迟至7月的29、30日，在黄浦体育馆。历史通常是势利眼，后世津津乐道于这三场演出发掘了李泉、金武林、安栋、聂钧等原创势力，却疏忽了幕后英雄：李苏友策划，王铁城助推，杨建国从饮料公司拉了八万元的赞助。

算上“新开发”，杂志社在1989至1991这三年里搞了不少“三产”。1989年1月与上海农业机械供应公司合办的“中外乡村歌曲大奖赛”固然不伦不类，但在流行音乐尚未被官方解冻的大环境下，乡村歌曲这面旗帜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赛事朝着预设的方向前进。大赛办出了社会影响，请了音乐理论家谭冰若，声乐教育家徐朗、潘胜华，作曲家史真荣，电台编辑欧阳诚等担任评委。

三个月后，甲壳虫音像商社在天钥桥路开张，王铁城主理，正好赶上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王铁城通过中唱北京的朋友，托关系拿到了该盒带在上海地区的总代理权，一口气要了五千盒，而后批给上海的零售商，每盘磁带商社赚一两块钱。当年音像制品与图书的发行有些区别，批发与零售的差价在设定上相对随意，不会严格按照定价的折扣来计算。商社还有出租录像带的业务，自始至终只赚了一些小钱，主要是扮演公关的窗口，协调方方面面。1989年的6月刊，《音像世界》的封底为商社打了整版的广告，日本读卖新闻的驻沪记者好奇“商社”二字的使用，打电话要求登门采访，缘悭一面。

7月，歌迷会成立；8月，封套展举办；9月，大众人演唱组受邀为歌迷会义演。正因为有歌迷会这张底牌，到了1991年，中唱总部有感林忆莲的引进版销量喜人，想给她颁一个奖，思来想去还是《音像世界》出面最稳妥。领导打电话给劳为民，劳为民交待王铁城，王灵光一闪，想出办歌迷见面会顺便颁奖的点子。那年的10月21日，林忆莲带着甜美的笑容出现在兰心大戏院附近的文艺俱乐部，为记者与歌迷解疑答惑，清唱了一首《破晓》。那是上海第一次为港台歌手办歌迷见面会，这招后来得到了本地广播电台的响应。王铁城记得，杂志社后来如法炮制为叶倩文也办了一场，会说一点点上海话的叶倩文到了酒店，头件事情就是想吃上海的油条。

1991年10月，林忆莲于颁奖现场的留影。

张磊、邱嘉扬采访叶倩文。1992年留影于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

《音像世界》1992年还为陈淑桦、周华健办了歌迷见面会。

或许是王铁城的外事表现太出色，1992年，当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举办全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流行音乐征集活动，他们想到问《音像世界》借人。之后，《音像世界》刊登了一则要闻：

“……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和本刊等20余家新闻、出版文化单位联合举办的'92歌坛新潮——雀巢咖啡上海流行歌曲系列征集大型活动近日内在上海拉开帷幕，整个活动的时间跨度为92年7月至93年元月。本次大型活动主要分为3个部分：1，歌词征集；2，歌曲征集；3，征召歌手……”（1992年8月刊，P14-15）

活动持续了七个月之久，加上前期后期的工作，离开《音像世界》的王铁城在宾馆里整整泡了一年。我还要提醒读者多回味引文的开头，那二十余家单位就不展开了，阵容强大，近乎“举国体制”。我们只需明白，这是官方第一次认可“流行歌曲”的说法，此前，媒体在表述上出于某些原因更倾向于“通俗歌曲”。翻阅《社会》杂志（1992年第11期，P14-16），能在《上海官方扶持流行音乐内幕》这篇雄文里闻到更多意识形态的浓烟。不妨选摘一段无伤大雅的：

“观念的落后和陈旧正在扼杀上海流行音乐的发展，而上海各方的积极参与，表明这里关于流行音乐‘姓资姓社’的讨论该画上句号了。”

就像小平同志于1992年发表的“南巡讲话”，“92歌坛新潮”为流行音乐在国内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活动的走向，历史的功绩，一切恰如赛事的组委会秘书长、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朱烁渊所言：

“这次大型活动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挖掘出一位红歌星、几首好作品，而在于推动流行歌曲的健康发展，使人们对流行歌曲的存在与发展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流行音乐正名，为流行音乐的市场机制的建立而创造良好的条件。”（《音像世界》，1993年2月刊，P14）

字字如金，一语成谶。事实上，活动铨选的“十大歌手”即便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铁杆乐迷也忘得一干二净了，还有那些得奖的原创歌曲，全都驶入了忘川。更残酷的是，好像没有任何的实体唱片能够证实他们的存在。可我仍旧觉得“92歌坛新潮”办得伟大，成果丰硕。《音像世界》的后续报道里有一篇采访稿很特别，我被文章的作者吸引住了，他在文末这样写道：

“有人将缪志刚比作大陆的郑智化，而我却认为不远的将来缪志刚一定会超过郑智化，或许等到那时人们会把郑智化称为台湾的缪志刚。我坚信这一梦想将会变成现实。”（1993年5月刊，P27）

缪志刚来自苏州，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当年斩获了赛事的最高荣誉“金雀奖”，替他背书的人名叫曹可凡。没有半点讽刺的意思，我完全是被曹老师的梦想打动了。在历史的转折之际，摆在内地原创流行音乐面前的路障突然消失了，从业者以及受众的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在歌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有梦的还有白岩松，他当时正在筹办一张报纸，叫《流行音乐世界》，从这个刊名，不难感受到他对流行音乐、对《音像世界》的热忱。和曹可凡一样，白岩松的名字也出现在1993年5月刊的《音像世界》，同为作者。再往前推一期，有白岩松为《音像世界》供的第一篇文章，巧合的是，他当时写的那个乐团名字里也含“梦”。编辑或许觉得“刘以达与梦”这个团名不如唱《禁色》的另一组叫得响，把白岩松的原稿标题“刘以达与梦：继续追寻”（《中国广播报》，1993年2月23日，第7版）改成了“刘以达：继续寻梦”（《音像世界》，1993年4月刊，P14）。 

约稿的细节张磊不记得了，当时《音像世界》的港台版面由他负责，旁人无权插手，照理说他应该和白岩松打过交道。白岩松在《痛并快乐着》2016年版附的别册里留下了他的解释。答案暂且搁置。

退回到1993年2月，春节刚过，白岩松还在报社上班，是一个喜欢在办公室放流行歌曲的小青年。电话突然响了，是崔永元（当时在电台的《午间半小时》工作）打来的，说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节目，缺人，想让白岩松过去帮帮忙。这符合当时媒体圈的新潮，在本职之余接点“外稿”，白岩松愉快地答应了，然后联系《东方之子》的制作人。制作人要求面试，于是，某个上午，白岩松带了一组“香港歌星访谈录”赴会。总共八篇文章，采访了Beyond、张学友、刘以达与梦、林忆莲、草蜢、关淑怡、叶倩文以及刘德华（依照文章在《中国广播报》的发表先后排序，1993年2月9日-4月13日，第7版，栏目名“星星索”）。能够访问到这些重量级的歌手、音乐人，是因为他当时供职的《中国广播报》隶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者在1993年1月14日与香港商业电台合办了一场“叱咤乐坛流行榜北京演唱会”（北京工人体育馆，19:15-22:40）。《中国广播报》是周报，版面有限，这八篇深度访谈首发的时候，照作者的说法：“短了不少，是为遗憾。”

节目制作人被打动了，受到感染的还有《音像世界》的编辑。张磊忘了当年是打电话还是写信联系。白岩松在别册里这样回忆：“接到了《音像世界》杂志的邀约，希望能将这组采访刊登到他们杂志上。”作为杂志的忠实读者、歌迷会的联系会员，他将这个邀约视为一个奖励。第一篇得到比较忠实呈现的专访是《刘以达：继续追梦》，登在1993年的4月刊，然后是5月刊的《张学友：真情流露》，6月刊的《关淑怡：制造迷梦》。连射三箭之后，不知何故，白岩松突然给自己加戏，7月刊发表《林忆莲访谈录》用的是笔名“森林”，然后他就从杂志的作者名录里永远消失了。原因很简单，此时的他已经远离文娱圈，跳槽去了《东方时空》，彻彻底底地改当电视人。

起念是在1993年5月底，一通来自《东方时空》的“挖角”电话让白岩松沉思了片刻。他选择拒绝，是舍不下《流行音乐世界》，样报都做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此开过会，台长表示支持。而后是一系列的转折。当事者在书中留下了沉痛的回忆：

“已经呼之欲出的《流行音乐世界》在当时一种对流行音乐依然不屑的氛围中，被某位领导给判了死刑。寄托了我的热情和理想的梦碎了，我立即有了万念俱灰的感觉。”（《痛并快乐着》2016年版，P50）

1993年的春夏之际，白岩松没能当成娱记，差不多就在那段日子，王铁城的娱记之路也走到头了。他向《音像世界》杂志递交了辞呈，具体时间难以考证，经历过那件事的人仿佛全患了失忆症。辞职的原因之一是，他在筹建上海明星文化演艺公司，该项目相当于“92歌坛新潮”的续篇，要为选拔出来的苗子搭一个暖棚。吴晓颖后来接了王铁城在《音像世界》的班，主攻大陆流行。她于1993年9月成为杂志的一员，此时王铁城已经离职了。杂志上可以查考的线索更少，1987年的两期试刊号登了编辑部的完整构成，然后读者就不知道“田螺姑娘”是谁了。直到1989年6月刊，目录页的右下角出现了“本期责任编辑”的字样。丁夏率先被曝光，下期是张磊，隔月换班，多赚一份统稿的辛苦钱而已。细化到具体版面，还是相关负责人在播种。到了1990年7月刊，“本期责任编辑”删“本期”两字，下面添了一行“美术编辑”，后面接的名字永远是赵为群，而责编在1992年2月刊迎来了第三个名字——吴龙。其实吴龙进杂志社比张磊还要早，他是丁夏的同学，在王铁城辞职之后接管了甲壳虫音像商社。

吴晓颖 1994年1月留影于《音像世界》的无锡整训

王晓峰与他的好编辑丁夏，2019年于上海留影。

丁夏（左1）和张明采访来沪的Aaron Neville，文章刊发在1994年2月刊，数月后，丁夏离职。

劳为民为《音像世界》的编辑部拟定了这种存在方式，低调是他多年以后给出的理由。张磊从未过问，如果他在选题会或者类似的场合提这种问题，估计会被当成是想要出名。外界在回顾之时倾向于另一种视角。2007年，王晓峰在博客上为《音像世界》写了一篇挽文，题目就叫“音像世界”，里面有一段颇具代表性：

“经常买杂志的人都知道，如果一本杂志晚到几天，就像你跟姑娘约会她迟到一样，心里总犯嘀咕。有段时间，比较敏感，一旦迟到几天，我就怀疑它被封杀了。因为那时候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都比较敏感，《音像世界》当时就是干这种事情的……”

我在采访的过程中听不少《音像世界》的“卫星”人士提过停刊疑云——核心团队不以为然，思来想去，顶多就是港台歌星上封面以及相关的内容要适当控制。

是过虑了吗？

1993年的某个夏日，刚离职的王铁城对于自己以及《音像世界》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作为编辑，丁夏比他坐得住，张磊比他更有钻研精神。回顾往过，谦逊的他惯用一种类似小津安二郎电影的视角，编辑部如同一个大家庭，沙滚滚，但彼此珍重过。

5.乐评

《音像世界》不是新闻类杂志，即使在急速扩张的1993至1994年，销量逼近二十万册，编辑部进了不少新员工，也没有破例招过记者。采编合一是每位编辑的基本素质，主理一块内容，按时交版面，这种传统从创刊延续到休刊。

稿费还是很可观的。以吴晓颖入职的1993年为例，每千字五十至八十元不等。丁夏当时负责开稿费单，大方向是鼓励原创，采访评论的稿件基数定得高，摘抄编译的低一些，核算后交给劳为民签字。1993年上海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四百七十一元，当时替《音像世界》写一篇三千字的采访稿能拿到月平均工资的一半。2018年上海的月平均工资是七千八百多元，以半数计，稿费标准换算到今天几乎是一字一块三。这对当年还是新人的吴晓颖来说足够刺激了，她手里那时也没几个作者，下笔自然勤快。另一边，编辑部的老将们积极性可不高。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丁夏，总把出头的机会让出去，中国的大学当年如果设有乐评系，那他无疑是系主任，杰出校友里包括日后带三个表的王晓峰。好多人夸丁夏是最好的编辑，在赞美丁氏编辑艺术的声浪中，王晓峰在《约稿》一文的概括极入味：

“我以前遇到过两个好编辑，一个是上海《音像世界》的丁夏老师，一个是原《北京青年报》的戴方，他们当年跟我约稿的时候讲的很有条理，希望我把稿子写成什么样，这叫负责任。”

为了负责任，丁夏当年在编辑部打了好多长途。那些电话都快赶上长篇评书了，王铁城记得丁夏对着话筒与王晓峰谈选题时的情景，聊最多的就是《对话摇滚乐》。这个栏目受那些电话的影响，从1992年6月刊连载到1994年10月刊，收兵之际，丁夏作为栏目的主持人都从《音像世界》离职了，全中国的摇滚乐迷还欲罢不能地守在书报摊，等待“对话”更新。

寻求对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社会上的一股热潮，王晓峰是亲历者。1991年6月，王铁城和丁夏去北京出差，住在天宁寺附近的飞霞饭店，王晓峰和他的摇滚朋友章雷去玩，吃完饭，就在房间里聊开了，一句一句近乎“发难”，说《音像世界》上面介绍的欧美音乐都太小儿科，应该系统地介绍一下摇滚乐。

“那么你们就用对话的方式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吧。”

这话是王铁城还是丁夏说的，已经不重要了。在飞霞饭店的那个夜晚，窗外停着好些警车，一场摇滚乐“登陆”的启蒙行动正在启幕。关于初衷，王晓峰后来在《对话摇滚乐》的结束语里这样写道：

“向读者介绍摇滚乐史上一些比较出色、有代表性的摇滚乐，而且是避开以往那种按时间顺序介绍的方式，在一种大的时间线索下将摇滚乐分成几个板块，突出风格和流派。”（1994年10月刊，P36）

王江知道《对话摇滚乐》的时候还在北航念大四，等到他看见杂志上的定稿，读了两期，他人已经回了家乡上海。“对话”给到王江的与其说是介绍，更接近于评论，随着文字汩汩流动的还有国外的思潮以及生活方式，足以让他心生敬佩。因为这和《音像世界》办刊之初的调性是相左的。关于欧美内容，领导最初的指示是允许编译，尽量不要去评论。换言之，针对欧美的原创乐评，在《音像世界》早期是一种罕见的物种，在《对话摇滚乐》之前，能够持续发起冲击的只有张磊和他的《摩登谈话》。罕见还源于先天不足，太多重要的乐队连唱片都没见过，怎么评？

可是1991年的王晓峰有一股气，勇气拽着底气。他希望摇滚乐能够改变中国。那年的初冬，他第一次在北京看到大批打口磁带。后来在《打口》一文，他这样写道：

“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琉璃厂华彩音像店进来一批外国处理的磁带。我们赶紧跑过去，一看就傻眼了，平生头一次看到这么多外国进口磁带，大约有400种，而且有很多是我朝思暮想的。”

随之而来的还有肝炎。医生误诊，说了几句重话，吓得王晓峰赶紧通知丁夏，撤掉已经排好的版面，免得“对话”停更。他在家里休养了半年，王江去探视过几次，聊音乐，聊他们合写的稿子，还有一些文章王晓峰写好了，请王江代为邮寄。好歹等到康复了，章雷却从杭州打来电话，说单位要派他去斯洛伐克，起码几年。此时《对话摇滚乐》已经通过《音像世界》与数几十万读者见面了。原本北京与杭州的“南北对话”已经够辛苦了，今后将是中国与斯洛伐克更艰难的“东西对话”。试想一下，那些针锋相对、符合逻辑的对话稿是如何从一封封的跨国书信中剪辑而来。每封信光路上就得一个多月，所以每次至少要准备两期的量，章雷还经常迟到，严重的时候，王晓峰只好分饰二角。

《对话摇滚乐》成了，按今天的说法是爆款，为《音像世界》为王晓峰创造的声量与影响是巨大的。在王晓峰加入《三联生活周刊》变为王小峰之前，他被陌生人认出来，经常会发生类似的对话。

“我周围那帮玩摇滚的全看你写的《对话摇滚乐》。”

“哦。”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把《音像世界》的那一页全剪下来，贴在宿舍的墙上。”

王晓峰不响。

“你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啊。”

王晓峰鸡皮疙瘩骤起，心里默念：“何德何能……”

更尴尬的是，他渐渐发现王晓峰这个身份在打口市场成了负资产。一次在天津，当时还不是太合麦田CEO的詹华陪着他进了一家店。王晓峰挑了一些偏门的尖货，堆在老板面前，问多少钱。磁带五块一盘。正结账呢，詹华问老板：“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墙上贴的那些《对话摇滚乐》就是他写的。”老板当场急了：“慢，慢，这些啊，每样加十块钱。”还有一次在南京，他识英雄于角落糟干之中，陪他去的朋友等他以每盘两块的价格结账之后，补了一个介绍。老板急了，找出一摞《对话摇滚乐》，是一个剪报合订本，都翻烂了，好些乐队的名字还加了醒目的标注。还有更夸张的，王江见识过一盘Sex Pistols的磁带标价六百元，老板给出的理由是：“《对话摇滚乐》提到过。”

《对话摇滚乐》就这样下嫁《米其林指南》，王晓峰作为家长反对这门亲事，抵触、失望的情绪积聚到2006年，在《声音与愤怒》一文中爆发：

“我曾经想象摇滚乐能让我们更加有思想，结果我看到了它只是成了人们一个目标时髦消费品。我当年想象着中国摇滚需要启蒙，我和另一个朋友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音像世界》上连载《对话摇滚乐》，目的只有一个，让人们知道它。”

摇滚乐没能改变中国，摇滚乐只是目标时髦消费品，这些想法未免过激。王晓峰高估了摇滚乐，低估了中国特色。拷贝必然走样，发展亦是如此，饱含黑人平权热泪的爵士乐，在原产地美国跳着迷醉的舞步尚且忘了阶级矛盾，所以中国乐迷在听Billie Holiday的名曲Strange Fruit的时候搞不清楚南方的树上到底长了什么果实，也是一种自然现象。

可贵的是，在“对话”连载的那段时光，摇滚乐的精锐好歹联系上了中国的乐迷；可悲的是，他们互为笔友，眼睛看不大见，耳朵听不大清。不像现在，李健说他特别喜欢Leonard Cohen，没听过的可以去流媒体上速成班。李健刚接触摇滚乐的时候，Cohen还活着，是什么构成了他的Cohen？主要是一些文字。

何为“目标时髦消费品”？我的理解，套用一句歌词——听不到的人是可耻的。因为听不到，捧读《音像世界》的一篇碟评如同是在触摸那张唱片，文字有时是画饼充饥，有时扮演助听器。这种遐想式的聆听，拉低了乐评的门槛，抬高了乐评人的行情。我想起第一次读《音乐殖民地》（MCB）的状态，就像是小学生误入高中课堂，虽说1999年的我的确是一名高中生了，已经接受过一些另类音乐的洗礼。感谢袁智聪，他和他主脑的杂志推演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乐评算法，用比较大众的经验去代换陌生、消弭未知。Kraftwerk、David Bowie、Radiohead、Aphex Twin这些名字在他的笔下就像火锅底料，新乐队或新专辑，这首歌给他的感受“就像Kraftwerk遇到了Radiohead”，或者“David Bowie式的，将Kraftwerk、Radiohead、Aphex Twin共冶一炉”。大陆同行自从受了袁智聪的殖民，就像是从音乐冶金大学刚刚毕业，动不动就搬炉子。还有“凄美”，那是袁智聪最爱的蘸料，久读他的乐评，刹那天地，仿佛摇滚乐只剩凄美一味。这种写法，在特定的岁月还能吸引读者，当《大众点评》使用，可是一旦进入网络时代，就变得难以卒读。

读的目的是为了听。就在《对话摇滚乐》高朋满座之际，张磊把他的乐评大戏唱进了电波，尝试将《音像世界》变成有声杂志。1992年10月28日，东方广播电台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二十四小时直播的广播媒体。新的平台需要大量新节目，周瑞康时任“东广”的音乐部主任，早在筹备期就相中了张磊。欧阳诚出面，释放积极的信号，张磊没有选择跳槽，而是以个人名义接了三档节目：《音像世界歌迷会》，FM101.7，每周一18时至19时；《节奏王国》，FM101.7，每周一20时至21时；《歌迷会》，AM792，每周日14时至16时。这些节目贵在直播，张磊和邱嘉扬联合主持了《节奏王国》，另外两档针对华语流行，资料由张磊提供，主持人林正茂和汤宜韵、薛俊和戴青岚（《音像世界歌迷会》），李涛和张宁、胡颢和鲁静（《歌迷会》），这些轮庄的组合是他从歌迷会选出来的。张磊视之为一种发展，既然做会刊的时候打出了PMB工作室的旗号。做节目还有稿费，对追随他的义工是某种交待，所以他除了“东广”又从外地的各地方台接了五档节目，为此还在家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录音棚，方便那些节目的录制。

邱嘉扬1992年于张磊家里的简易录音棚留影。

张磊这时期最大的贡献是《节奏王国》，为上海带来了第一档摇滚乐节目。片头音乐选了Metallica名曲Enter Sandman的前奏，费强记得，而后是邱嘉扬喊的口号：“这里是摇滚乐的世界。”在《节奏王国》之前，上海的广播也会放一点摇滚乐，纯粹的摇滚节目却是从《节奏王国》起步的。两位主持人甚至给节目拟了Viva Rock这样的名字，但用英文当栏目名是违规的，译成中文又太露骨，此事作罢，改从Janet Jackson的名盘Rhythm Nation 1814提取四个汉字。仿佛存在某种缘分，张磊的笔名“阿瑟”第一次印上《音像世界》正是编译了一篇Janet Jackson的文章（1988年11月刊，P15）。

听《节奏王国》最好能配一本新出的《音像世界》。节目的前半小时叫“新碟资讯”，张磊把那些《音像世界》刚评鉴的欧美摇滚新专辑带进了直播间，而且讲得更透，《摩登谈话》是一人一句点到为止，节目却可以半小时只讲一张专辑。有时一张专辑这次听了几首，下周播剩余的。向张磊提供样片的主要是宝丽金、华纳、EMI这三家厂牌。节目的后半小时叫“摇滚史话”，依据Rolling Stone杂志出的一本讲摇滚乐历史的专著，歌迷会帮忙翻译，部分章节在会刊上登过，在电台上好比是连载，谈历史，谈流派，谈代表人物，相关地放几首歌。可惜这个项目没能做完整。1994年，邱嘉扬离开电台去北京发展，张磊独立支撑《节奏王国》直到1995年“东广”改版。替换周瑞康的新领导并不认同张磊的价值观，《节奏王国》被刷掉了。

伟大的1992年，就像唱的那样：“改革春风吹满地。”张磊感谢“东广”有过海的胸怀，当时在直播间呼吸着一种播什么并不干涉的空气。邱嘉扬放过Heart那首All I Wanna Do Is Make Love To You，名字怎么翻译很伤脑筋。他此后还兼了《相伴到黎明》的音乐编辑，在节目接完来电之后有两小时纯放音乐的空间，有一次把双张的The Wall从头播到尾，然后就被听众投诉了。

丢了节目的DJ，就像乐评人找不到阵地发表观点。一个乐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否成立，有无阵地比水平更重要。阵地少，谁能发出声音，谁就是乐评人，阵地扎堆，名气响的更容易被听见。当然，手持话筒的一开始并不以乐评人自居。九〇年代初，王晓峰经常给《北京青年报》投稿，同样的话题，编辑更认金兆钧的稿子。对于金老师，最早的抬头是理论家、评论家。王晓峰那时在民政工业公司当监察，单位里有许多案件，领导指望小伙子能早日考出律师证。看着埋头迎考的王晓峰，有一天，KB公司的许晓峰问他：

“你觉得中国大概一年能出多少个新律师？”

“大概两千多个吧。”

“那中国一年能培养多少个写乐评的啊？”请注意，许晓峰当时说的是写乐评，而不是培养多少个乐评人。

“那应该没几个吧，这又不是说培养就能培养的。”

“那你干嘛不去写乐评啊，既然没几人能干。”许晓峰的这句话刺激了王晓峰。回家后，他琢磨了两天，把所有的复习材料绑成一摞，卖给了废品站，又过了几个月，他辞职了。但是乐评人这个词对他而言还是陌生的，包括相关的职业界定，是之后从广州那边传过来的。广州离香港近，跟台湾接触又多，北京相较之趋于保守。

上海的从业者，徐冰比较早接触了乐评人的概念。1987年，他发表在《音乐爱好者》杂志上的文章《山丹丹与摇滚乐》得到香港乐评人黄志华的赏识，转载《大公报》。两人由此建立了联系。徐冰当年收到黄志华的名片，惊讶还有乐评人这种职业，不过，他很快就在大陆的媒体上身体力行。他是《音像世界》的早期作者。

关于评论家到乐评人的转变，丁夏认为，新生代更关注唱片的整个制作，突破了传统的词曲维度。张磊觉得，八〇年代的音乐概念过于陈旧，很多知名的评论者出自主流媒体，多是一些跑文娱条线的记者，下笔从宏观出发，不太涉及音乐和唱片的细节。所以他在《音像世界》选择了与王铁城不同的编辑思路。王铁城喜欢约名家，张磊和吴晓颖愿意给新生代机会，像沈颢、小李飞刀（李戎）这些作者是张磊从投稿里面挖出来的。沈颢毕业后分到《南方周末》，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途经上海，还在张磊的家里住了两天。

吴晓颖发掘王磊（乐评人，百度音乐总经理）的过程更像是戏。1993年9月，她进《音像世界》，月底就被派往北京，参加每年秋天在中山公园办的“报刊发行宣传日”；摆摊过程中，接待了当时读高三的王磊。吴晓颖那次在北京待了大半个月，见缝插针地跑采访。这种公差对于《音像世界》负责本土原创的编辑大概三个月轮一次，去北京或者广州，内地流行音乐的两大基地，做一堆采访，回上海后，文章是一篇一篇排着队等待孵化。

那是内地流行音乐空前绝后的盛世，春暖花开，乐评人就像产业的零配件叮铃铃地在媒体上涌现。1994年，广州和北京出产了好多乐评人，王晓峰发现那些名字吧，彼此还都认识。雨过天晴，乐评人与音乐圈的互相讨好，比竹笋长得还快。也许还有毒蘑菇，他是这样看待问题的：

“你的文字左右着那些唱片公司，而且对歌手指指点点，歌手又左右着大众的喜好，于是就给乐评人造成一种幻觉：乐评可以左右大众。”

为什么1994年的记忆是如此强烈？那年的唱片业诞生了一些难以超越的佳作、无法复制的销量，而作为行业一员的《音像世界》，其经济效益也在缔造传奇。1993年，杂志的月销量达到峰值，接近二十万份。1994年，因为定价从两元疯涨到五元二角，销量剧烈震荡，但是总利润几乎翻倍。杂志的账目非常漂亮，钱却不能乱发，还要顾及员工的感受。旅游似乎是饭局之外少数可操作的福利，而团建的概念尚未形成。《音像世界》把桌子一拍：“走，开会去。”九〇年代初，开会意味着去离杂志社不远的“凯文咖啡”，这家位于衡山路的老牌西餐厅非常不解风情，咖啡居然可以免费续杯。还好，蛋糕没有这个规矩。喝咖啡是以选题会的名义安排的，每周一次，编辑到位了，说点正事，吹吹牛，后来一些本地的作者也参与进来。等到衡山路沿线上档次的咖啡馆、酒吧差不多都传达了会议精神，会议被迫挪到淀山湖这样秀丽的郊区，与会名单，拓展到沪上各大报社、电台的文艺记者，所谓广交朋友，联络感情。

1994年，《音像世界》于9月3日至5日在烟台办了“'94音像音乐与传播研讨会”，请了京沪粤江浙闽鲁鄂辽，以及海外音像制作、出版单位和新闻媒体的代表共九十八人。这场活动将《音像世界》推上了业界盟主的宝座，史称“烟台会议”。吴晓颖记得编辑部是坐火车去的，和上海的媒体一起，张磊把会议相关的全给忘了，除了出海游玩以及刺鼻的鱼腥气。《音像世界》后来用了两个版面（1994年10月刊，P2-3）回顾大会的胜利召开，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还发来了贺电。部分嘉宾的发言让人过目难忘，譬如十几家音像出版社的老总要求《音像世界》开辟反盗版专栏，并对反盗版的案件追踪报道。身为杂志的美编，赵为群感叹道：“传媒或乐评人与音像制作、出版单位的关系不宜过近……个别记者或自由撰稿人甚至代理音像制作、出版单位的宣传企划，他们的文章往往充斥着溢美之词，有有偿新闻之嫌。”连美编都看不下去了，可见妖风之盛。还有这段：“会议期间，代表们对本刊创刊七周年不搞庆祝活动，而举办研讨会办实事给予了赞赏……”

乐评人方面，那次盛会给同行留下印象的还有李皖的现身。多年以后，王晓峰在《相信耳朵还是相信眼睛？》一文这样写道：

“第一天，北京的一些跟音乐相关的媒体人士在我的房间聊天，大约有六七位……有人问：你们谁知道李皖是谁？有人说，听说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有人说，他可能是个研究社会科学的，还有人说，他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一个人，但是换了个笔名……”

李皖当时为《音像世界》供稿，但《读书》才是他赖以成名的阵地。《读书》杂志富含思想，这让它的作者在文化人里显得比较高大。李皖能在《读书》开专栏聊音乐，还能让你侬我侬的乐评圈不认识，猎奇由此而来。

然后是戏剧性的一幕，李皖敲响了王晓峰的房门。认识之后，主要是读了李皖发在《音像世界》的雄文《大陆流行音乐：且待另一场脱胎换骨》（1994年9月刊，P4-7），王晓峰感叹李皖“对大陆流行音乐的实际情况缺乏真正的了解”，论证“仅仅是来自一些专辑”。他的依据是“李皖远在武汉，平日里正式的工作跟音乐无关”，而自己离内地流行音乐比较近，听到看到的跟李皖的文字相去甚远。这很危险，王晓峰吐槽之后，突然意识到，国内乐评人在评论国外的音乐时何尝不是如此。

到底该相信耳朵？还是相信眼睛？

1994年秋天，张磊受宝丽金公司之邀前往香港采访。在《音像世界》主理港台内容已经六年多了，张磊还没有去过这两块热土，接触、采访两地的艺人通常发生在京广沪。10月下旬，张磊抵达香港，宝丽金将他的行程安排得好比歌手发片时的档期，参观录音棚，采访了张学友，接着去旗下的新艺宝公司，有一个访谈在摇摇晃晃的车途进行，面对汤宝如。华纳、百代两家巨头事先知道张磊要来，华纳请他吃了一顿饭，他抽空逛了百代。一圈下来，送的样片已经塞满了好几个手提袋。随后的收获更丰。Sound Factory公司的老板李劲松，把他代理的以4AD为首的英国独立厂牌，从单曲、专辑到录像带，按照出品编号送了张磊一个大满贯。以至于，4AD于本世纪初被内地乐迷视为“尖货”的时候，上海的碟友一说起这个唯美的厂牌，就会咬牙切齿地想起张磊，他们这时候早就忘了是谁最早在内地传媒鼓吹4AD美学。还有Huh!?、民艺复兴、AMK、黑鸟、Virus，等等活跃于“豁达计划”的香港乐队，如果我们搜捕第一批在内地力推香江另类之声的传教士，拟一个黑名单，那张磊的名字会排在很靠前。

张磊很少就在内地鼓吹4AD美学，图文刊于1995年6月刊。

乐迷应该感谢李劲松。他和张磊的友谊与上海有关。那是1994年，刘以达飞抵申城，替胡蓓蔚录音，张磊去探班，见了Red Cat公司的三位骨干，他们送给张磊一张李劲松出的合辑（详见1995年1月刊，P14），为他了解香港的地下乐坛开了一扇窗。此刻，张磊和李劲松在香港终于见面了，可以说是门户大开。李劲松引介，张磊见到了久仰的Sam左（左永然）。左先生1975年在香港创办《音乐一周》杂志。回想八十年代末，张磊为《音像世界》拟改版计划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还回荡着左先生的风采。

10月28日，刘以达请张磊去香港沙田大会堂看一场另类汇演，事后采访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乐队。

太多的陌生名字，足以让张磊回上海之后在《音像世界》连载一年——Dead Can Dance、The The、Modern English、Lush……可是回家的路很不好走。张磊从香港进广东的时候，随身带的音像制品惊动了海关。亏得沈颢相助，张磊补了近两千块钱的税。

类似的香港行后来成了《音像世界》的员工福利，愿意花钱的唱片公司多了，连杂志社的财务都能轮到。1995年，杂志的销量继续回落，效益却更好，广告多到要拉掉一些内容。钱不能乱发，所以杂志社购入了一辆奥迪，替换之前的昌河面包车。奥迪在当时无疑是豪车，足以让顶多停了一些桑塔纳、奥拓的隔壁邻居弹眼落睛。隔壁的唱片厂身为长兄，又是半个父亲，看着小阿弟麻雀变凤凰，内心比较复杂。

1996年，由于广告公司再三建议，《音像世界》升级为全彩铜版纸印刷。那家公司还替杂志社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代理海外发行以及广告业务。香港的连锁唱片行HMV在一些CD的塑封上加了推销贴士，强调该专辑入选了某某年《音像世界》杂志《摩登谈话》栏目的“年度十大”。随着杂志的社会影响攀升到历史之最，张磊却做了一个煞风景的决定：停办歌迷会的会刊。最后一期会刊上面印的时间是1996年11月，没有告别，只有三百多人收到了那本小册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这是休刊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