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在一个由复杂系统所组成的动态环境中彼此联系的。”
——拉塞尔·艾柯夫（运筹理论学家）
中国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发展目标，这些成就值得肯定。但近些年来，中国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三大攻坚战”、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的多目标需要不断向前推进。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各项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用系统思维来思考和优化经济改革工作。因为系统性思维提供了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和许多有益的概念、工具和方法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系统的问题。正如德内拉·梅多斯（2008）在《Thinking in Systems：A Primer》（中译版《系统之美：决策者的系统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里所言：“不存在分割的系统。整个世界都是一个连续的系统。一个系统的边界依赖于我们所要分析的目的——想要回答的问题。……只要我们观察到了系统结构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需要理解系统如何运行，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合意的结果，如何将它们转变为更好的行为模式。随着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持续、快速地变得更为复杂，系统性思维将帮助我们管理、适应和扩充工具箱。”
那么，什么是系统？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大至渺茫的宇宙，小至微观的原子：人、细胞、地球等等所有的事物以其自身的行为模式在整体层面相互联系。整个经济系统也是如此，它的运转方式会影响到置于其中的每个代理人（家庭、企业、政府和外国）的行为模式及其相互联系。当然，我们也能在脑海里思考鲁滨逊在孤岛上为了生存而努力的自然经济法则。但鲁滨逊并不需要与经济系统中的其它代理人相互影响，这就使得我们必然不能达到整个经济社会层面。现实经济系统中，家庭供给劳动给企业，也在金融机构储蓄，金融机构贷款给企业，企业利用劳动和资本生产出产品，这些产品在家庭、金融机构、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分配，代理人之间通过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相互联系，彼此影响，但每个代理人又都具有自己的行为模式，个体行为又会反馈到整个系统。因此，我们需要基于系统论来解释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并按照系统性思维来制定经济政策、优化经济行为模式。
加布里拉·拉莫斯等（2019）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系统性思维：系统性分析在解决21世纪全球政策挑战方面的潜力》中阐述，系统性思维并不仅仅是提高多学科综合属性和改善跨部门协作的一种方式，它更能为系统行为管理提供至关重要的方案。这些都是建立在对系统的严谨分析之上：系统动态、反馈、敏感性和非线性响应；内在性质所驱动的系统行为的出现；不同时间、不同群体的系统运行控制和优化；系统性风险的预期与评估；受到外部变化或冲击时的韧性等。
经济系统是由不同类别的代理人组成，每一类代理人又由许多个体组成，而每个个体都具有其自身的行为模式。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个体活动或行为如何影响更高层面的事物，例如社区、国家或者世界？”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托马斯·谢林在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中举例：当人们进入报告厅去听一场重要的经济学报告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位置坐下。乍一看，我们可能会推断这种位置选择是随机的，事前并没有经过严密的思考。但是仔细想来，许多人并不会选择第一排——这就像在课程中，学生选择座位一样。即学生的心理都是尽量远离老师能看到的座位。第一个进入报告厅的人可能会选择最后一排。这要么是因为想要欣赏其他人，要么是因为最后一排可以最先离开。而且第一个到达的人选择了最后一排之后，后来者会受到影响，最起码不能选择第一个人选择的位置。有些人有“类似”偏好，因此，当最后一排占满之后，再进入者就只能选择倒数第二排的位置，以此类推，直至整个报告厅坐满。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开心自己坐的位置，因为最后达到者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这就好像在一个发动机气缸中气体混合物发生爆炸时一样，分布在多个自由度中的热能转化为活塞的动能，最终驱动汽车。我们还将发现，微观能量转变为少数几个自由度的宏观能量，看来是生物过程中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是
赫尔曼·哈肯在
《协同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中的论述。复杂经济系统的协同一直是人们与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无论是经济波动、产业结构还是地区协同发展等等。在协同学看来，经济均衡状态只有一种，而经济波动则是常见的现象。而内外部条件变化会使得经济系统的某种均衡状态不稳定，因此，经济在多个均衡之间波动。随着某种均衡力量的不断增长，直到最后占据优势，并支配经济系统进入这种均衡。但是这有两个问题：第一，在均衡之间波动的时间多长？第二，什么导致其中一种均衡占据优势？自然科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基础。目前，这些学科“各自为政”，系统论与协同学就为各门学科之间的交流搭建了桥梁。
如何去应对经济系统的波动？梅纳德·凯恩斯（1936）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政府应该使用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加速经济波动向均衡的转移。这就涉及到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Mitchell等（2019）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货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政府接受货币来支付税收。这就是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基础。但是，格雷格.曼昆（2019）认为，MMT只是在重复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些论述和观点。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并没有明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因为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一定是积极的，这就使得财政政策不能主动调整，而要根据积极的货币政策来实现预算平衡，否则模型系统不稳定，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只有“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消极的财政政策”。而“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则给我们从财政跨期预算平衡的角度来看待货币政策消极时，价格水平由长期赤字现值和政府债务余额决定，这样就给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消极的货币政策”的组合。John H.Cochrane（2019）在《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一书中为我们详细的阐述了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并将这些理论与价格水平的货币理论进行比较来看看财政理论如何能更好地解释经济现象和数据。此外，与传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货币政策跨期替代传播渠道相比，异质性代理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HANK）更加强调以边际消费倾向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为基础的分配传播渠道，这就势必引入财政转移支付规则，而且货币政策的效应更加依赖于财政政策。这些理论进展都越来越突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
不得不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决策部门也越来越重视系统论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多的借助系统性思维来全局性思考经济发展，优化经济结构和政策。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
周小川在
《数学规划与经济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19）中所述：“数学规划是一种寻找最优化的方法，比较典型的有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等。经济主体的行为大多可以理解并表达成数学规划中的最优化问题。经济学中最典型的假设是，市场经济里的企业和个人都是谋求自身利益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劳动者谋求自身收入和消费效用最大化，同时在劳动和休闲之间进行优化选择。对于一个政府而言，可以考虑比GDP更综合的目标函数。如果用数学规划来考虑这些问题，会有很多优势，有些问题能够看得更透彻，并以一个更精确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数学规划要运用到经济分析中，就需要考虑目标函数、约束条件、拉格朗日乘子和拉格朗日函数等诸多要素，其中涉及多目标之间的冲突、多层次目标协调机制、等式约束抑或不等式约束、对偶约束、影子价格等许多问题。还需要运用一些数学方法和模型，包括计量模型、博弈论、控制系统理论、信息论等。”
宏观经济学理论很多，但理查德·瓦格纳（2019）在《Macroeconomics as Systems Theory: Emergence,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rocess》里指出应该将宏观经济学看作是系统论来进行重新表述。在米歇尔·德弗洛埃的《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中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一书中，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动物精神”，希克斯的“IS-LL”“市场的次序属性”，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帕廷金的“一般均衡与货币数量论”的结合等等无不隐含着系统论和系统性思维方式。
遗憾的是，这里似乎并没有中国（人）什么事。但是，欣喜的是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当代宏观经济最重要、最耀眼的研究主题。正如De Vroey所说：“我意识到宏观经济学在中国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既然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大图景式’的学术研究必不可少，那么推测在中国也不会例外。”
笔者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每每经过张培刚铜像前，不禁想起经济学大师们的神来之笔。张培刚的《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1949，影印本）更是被张五常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R. Nurkse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如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张五常，2002）
文一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中写道：“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随着40多年的中高速增长，使得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震撼了全世界。正如Blanchard（2017）在《宏观经济学》中说：“中国每天都会出现在新闻里。它已经越来越被当作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
（作者许文立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