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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干预在中国

2020-05-19 20:2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2019年5月13日上午11时48分，“跳河吗？我有群”，一条约死留言出现在博主“走饭”的评论区中，并很快得到了回应。

次日下午1时41分，发这条评论的女孩坐上了从兰州到武昌的直达列车，而她在网上约到的赴死同伴也将从襄阳赶到武昌，在约定的15日与她在武昌火车站汇合，然后一起通过“跳江”的方式结束生命。

但他们的计划因为一个名为“树洞行动”的自杀干预组织介入而未能实施。

以线上干预和实地行动相结合的方式，15日上午9时许，树洞救援团的成员在武昌火车站“拦截”了这两位约死的网友，此时距离留言发出不到45小时。

救援团能够敏锐发现自杀风险，并最终解除危机依靠的是人工智能技术。2018年7月25日，学者黄智生开发出一款“树洞机器人”，可以通过“知识图谱”的算法从树洞（即已自杀者生前微博的评论区）中自动筛选出有具有高危自杀风险的评论，并每隔4至6小时发送一份监控通报给救援团，由团内的200多位救援团志愿者对发现的试图轻生者进行自杀干预。女孩那条约死评论的自杀风险被机器人评定为“七级”，在确认她和男孩的“约死证据”车票后，救援团随即开始危机干预，并在女孩登上火车后1小时内，就成立了15人的救援小组。

在中国，传统的自杀危机干预渠道是心理危机热线。其中希望24热线是中国民间自杀干预组织的中坚力量，由来自中国台湾的生命教育与危机干预专家，自杀防治协会秘书长林昆辉2012年在上海开通，目前全国17个省市共计21个接线室正在运营。同样365天24小时忙碌不休的，是另一条隶属于官方的无偿自杀干预热线——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

全天候守护生命的希望：自杀干预热线心理咨询

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前身是由加拿大人费立鹏成立的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成立之初的工作目标是针对我国的自杀现象进行研究和干预。2002年12月3日，中心开通了“心理危机干预热线”（2010年更名为“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这也是中国第一条专业的官方自杀干预热线。

截至2017年9月，回龙观北京心理援助热线共有30多位接线员，已经为29万多人次提供了有效的心理咨询服务，热线来电量和接听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共接听并处理高危来电1万多例，且自2015年，高危来电比例不断上升，由每年接听总量的5%上升至11%。24小时来电分布显示，晚间9点-10点的来电量最高。

同为面向全国的24小时免费自杀援助热线，希望24热线则是全部由志愿者组成。为保证接线团队的专业性，希望24热线要求所有接线员持证上岗，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之后，原先的标准无法继续推行，热线开始通过培训的方式为团队吸纳新鲜血液。2019年，希望24热线全年危机干预初级班一共培训了582人。

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希望24热线的来电总量将近20万通，除去占线原因未能接通的，接线总量有64850通，其中来电者主要集中在学生（46.54%）和在业人员（46.54%）两大人群。根据希望24热线创始人林昆辉设立的自杀危机等级量表，来电者的风险等级从低到高被分为1至7级，其中5至7级为高危，5级来电者已启动自杀方程式，6级准备进入自杀程序，而7级已经进入了自杀程序，被评估为这三个等级的人群为自杀干预的重点对象。2019年，希望24热线一共接到高危等级来电5357通。

由于每年来电总量多，接线又是纯粹志愿性质的工作，所以接线员本身动态性较强，流失风险很大，对希望24热线全国21个接线室来说，保证24小时排班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天津希望24热线仍坚持24小时不断班，开线四年来接听高危来电近400通，其中近80位来电者正在实施自杀行为。

在天津接线团的79位志愿者中，团长李勇生属于第一批加入的“元老”。他本职就是做心理咨询的，平时除了打理自己的心理咨询诊所，多数业余时间选择“驻扎”在希望24的接线室。

失去视力的李勇生拥有比常人更敏锐的听觉，“我是靠想象力活着的一个人，通过声音就可以想象电话那头的人是什么性格、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通常情况下，他能在接通电话的2-10分钟内准确判定对方的危机等级。

备注：出于接线志愿者隐私和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应希望24热线要求，接线员头像都只展示了侧脸。

从被动求助到主动干预：AI视角下的自杀救援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资料显示，自2000年，每两分钟就有一人尝试自杀。然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一项调查称，在有自杀意念或者自杀计划，以及曾经尝试过自杀的人群中，51.67%的人从未主动寻求过任何帮助。

有意自杀者主动求治率较低，使得心理援助及自杀干预热线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研究者们提出了线上主动自杀预防的新思路。即主动识别自杀者并对他们进行危机干预。

置身于社交媒体新兴的时代，人们在虚拟世界形成一个个圈层化的群落，交换信息的同时也分享情感。更多有自杀倾向的人选择向叫不出名字的陌生人倾诉，在这里，孤岛连成大陆。

南京大学生“走饭”的微博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在患抑郁症自杀身亡后，她的遗言成为了一个树洞，目前总评论数已经超过100万条。倾吐绝望或失意情绪的语句背后，是一个又一个饱受精神折磨的人。“树洞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不是个怪胎”，自杀意念者在这里抱团取暖、互相鼓励，也在这里留下自杀告白或邀约，寻找走向生命终点的同路人。

备注：在树洞词云图中，不同词语的颜色差异代表其情感基调不同。其中，棕色调代表消极，明度越低表明情绪越抑郁；绿色代表积极，绿色的明度越高代表情绪越正向；灰色代表中性。
数据来源：2018年10月-2019年2月“走饭”树洞的181498条评论

2018年3月，一条关于树洞的新闻引起了学者黄智生的关注。深耕于人工智能领域30余年，他意识到“技术应该服务于社会”，而树洞可以成为在健康和医疗领域应用人工智能的一个切入点。因此，他开始构想一套人工智能算法，挖掘社交媒体上的自杀危机信号，进而实施救援。四个月后，黄智生独立研发的树洞机器人正式落地。

如今承担“巡逻”任务的树洞机器人已经更新至第六代，“树洞行动”的核心团队也拓展至35个人，包括不同地区负责人和来自人工智能及精神卫生领域的学者。第二期志愿者培训计划已招收100名学员，20学时的课程结业后，他们将成为救援团的一支新锐力量。

根据紧迫性原理和具体性原理，黄智生将自杀风险分为十一级，“自杀正在进行最危险，具体可行的自杀手段最危险”。由于树洞评论人数过多，树洞救援团队的救助范围仅限于危险级别五级及以上的人。即便如此，在树洞机器人每日发布的监测报告中，处于五级以上高危状态的仍超过100人。

在紧张的救助过程中，志愿者们一方面根据树洞机器人抓取的用户ID，自发地通过短信、电话、微博等各种渠道联系轻生者；另一方面，在遇到难以处理的棘手情况时，也会与新浪网警合作，由网警联系当地警察介入自杀干预。

技术只能帮助救援团发现试图轻生者，却不能保证他们彻底走出自杀的阴翳。心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被救者，多半会再次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抑郁状况最为严重的一位轻生者甚至在半年内尝试自杀多达八次。

因此，除了短期的自杀干预，志愿者们还参与到长期的陪伴中，与被救者成为朋友，并亲切地称之为"树洞宝宝"。在生活中，"树洞宝宝"一旦遇到难以排解的心理压力，可以直接与志愿者们沟通，及时释放负面情绪。

志愿者嘉仪陪伴时间最长的一个树洞宝宝有八个月之久，“只要她不离不弃，我们就不松手。”另一位曾经一度想要带着孩子一起赴死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在嘉仪的陪伴下正努力尝试走出精神困境， “只要（嘉仪老师）能陪着我，就知足了。”

除了志愿者的陪伴之外，树洞救援团还依托心理咨询专家团队的资源，在北京市回龙观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武汉人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南京脑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等医院建立了绿色通道，有精神障碍的轻生者可被推荐前往就医。

困局：最后一道防线能否守住？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2018世界卫生统计报告》称，中国的自杀率为9.7/10万人。而据2007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的《我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

面对庞大的自杀者数量，受资金和人力等资源的限制，自杀危机干预组织在试图兜住即将堕入深渊的人们时，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作为纯公益性质的志愿组织，希望24热线维持运转十分不易。由于执行长难以承担资金和管理上的压力，开线不到两年，希望24热线北京站就停线了，艾心（化名）等志愿者不得不自付路费转到天津站。

十平米的天津接线室只容得下两台电话，而高危来电动辄一两小时，导致“很多人想求助，却没有打通电话” ，希望24热线天津接线室执行长华海利说。根据希望24热线统计数据，每个月全国范围内将近有一半的电话由于占线原因无法接通，来电的放弃率在50%以上。

为了扩大树洞救援团的规模，黄智生及其机构冒着很大的风险，在把控培训课程结业率的情况下，将志愿者招收最开始的门槛尽可能地放低。除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参与外，有意愿者均可提交申请。

身边的朋友都劝黄智生抬高门槛，可是他坚持认为“生命是最高的伦理”。“我们最多是有一些麻烦，但如果某个家庭失去了孩子，他们家的天都塌了。”

人手短缺的现状下，除微博外的其他社交平台也有人发布自杀相关的信息。11月23日，黄智生的邮箱收到一段割腕视频，女孩白净的手腕和汩汩的鲜血怵目惊心。这段自杀录像最初由一个成都女孩发布在QQ空间，女孩的好友心急如焚，辗转向黄智生求救。QQ平台并不属于“树洞行动”的监测范围，但树洞志愿团的志愿者还是选择立刻与女孩取得联系，干预她的自杀行为。

另外，自杀干预机构的外部合作也存在困扰。最初树洞救援团在联系社交平台网警时常常“碰壁”，“他们不知道你是谁，也根本不相信真的有人要自杀”，因此会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为由拒绝树洞志愿者们的报案请求。直到后来救援团逐渐有了名气，“绿色通道”得以开设，彼此间的交流才相对畅通，但在干预的及时性方面仍然不尽如人意。

中国自杀干预走向何方？

自杀干预一直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行动计划（2013-2020）》中，世卫组织会员国都致力于到2020年实现将各自国家的自杀率降低10%的全球目标。

根据2013年一项国际预防自杀协会（IASP）与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司针对157个IASP会员国进行的自杀预防全球调查，在90个应答的国家中（不包括中国），有55个（61%）国家将自杀看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28个（31%）国家的政府采纳了综合性国家策略或者行动计划。绝大多数国家从2000年开始制定国家策略或行动计划。

早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就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中国应尽快出台全国性的自杀预防计划。而至今，中国依然没有一套完整的国家层面的自杀预防体系，这是中国相关自杀预防工作最大的局限性。

在美国，国家自杀干预热线是一项国家级计划，由药物滥用和精神卫生服务管理局（SAMHSA）资助，依靠州和地方捐助者的资金维持运转，目前已建立170多个地方性干预中心，形成覆盖美国49个州和地方的庞大网络。根据其2019年发布的报告，各州接收来电总数为809265次，其中约30万个电话未接通，平均接线率为59%，高于2019年我国民间公益组织希望24热线的接线率，这与其因“国家级计划”属性受到更多的资助和社会支持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