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引发的战争

【编者按】

1882年2月2日，詹姆斯·乔伊斯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是这位伟大作家的代表作，被后世读者奉为文学经典，但在其出版之初，却遭遇了一系列抵触和批判。

“他是当今无生命文学的高级教师。他用一种象形文字写作，连他的崇拜者和高徒都破译不出来。他将自己埋在埃及方尖塔下，塔上的字没人能读懂。”

                                                                         ——亨利·米勒评詹姆斯·乔伊斯

要说《尤利西斯》是文学名著，如今不会有几个人反对了。这本书看的人不多，看不懂的人，也不敢说它的坏话。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引进它，权威报刊的文学名著盘点不会遗漏它，它像一块宝石，看到的人都被它的光彩吸引，但在最初，《尤利西斯》不但卖得不多，还给出版社惹来了麻烦。

它遭遇政府封禁，也曾被告上法庭，上世纪二十年代，英美当局迅速烧毁了已出版的《尤利西斯》，这本书以地下读物的形式流传市场。

出版人西尔维娅·碧治是块硬骨头，她也是《尤利西斯》出版的推动者之一。为了反抗封禁令，她秘密出版了八个版本的《尤利西斯》，这些书如同边境线的无国籍逃难者，在当时的美国，“协助进口《尤利西斯》——就算仅仅一本——的工作人员，也会受到5000美元的罚款和上至10年的监禁。”

《尤利西斯》为什么让英美当局如此恐惧？因为这是一本“淫秽”、“离经叛道”、“令卫道士身心不适”的书。它用上百页描绘了都柏林一天的日常，这个日常既有爱尔兰美轮美奂的景观，也有现代社会道德败坏、人心浮躁的一面。乔伊斯不满足于白描，他深入刻画人的内心，包括性欲、杀戮欲乃至一个绅士内心的邪念。在《尤利西斯》里面，人的七情六欲都原形毕露，乔伊斯不用道德律令操控小说，他想要瓦解的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森严的戒律清规。

据玛格丽特·安德森透露，当她和简·希普在《小评论》上连载《尤利西斯》时，她们收到了成百上千封抱怨信。其中一封写道：

“我认为这是所有玷污了印刷品的文字中最该死、最肮脏的，简直是一派胡言……这种该被诅咒的、地狱般的秽语来自滋生污浊的人心，并且在污水中繁殖。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对此书的厌恶，哪怕是模糊地形容也做不到；我憎恶的不是偶尔渗出的污泥，而是他们的思想已腐烂到竟敢一遍又一遍地用腐臭的淤泥和污水来污染这个世界。”

早在《尤利西斯》刚刚出版时，传教士、保守派就对这部小说大发雷霆，与之相对的是庞德等现代派文艺青年对这本书的声援。针对《尤利西斯》发起的两军对垒，不只是对乔伊斯小说的分歧，也不只是性开放者与性保守者的对峙，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经验的对抗。一场具有破坏性的文学革命由现代派发起，进攻对象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和文学审美。在这场战役中，乔伊斯提供小说炸药包，奎因给予出版的资金，庞德、安德森等诗人做好舆论战，莎士比亚书店伸出援手，而《尤利西斯》正是这场战役的重中之重。

如《最危险的书》作者凯文·伯明翰所说:“现代主义所要反抗的是根深蒂固的经验论，这种已持续一个世纪的经验论过度信任永久的技术进步、权力和商业的不断膨胀，以及齐整的、净化的且可永远接受公共检查的事物秩序。”显然，伯明翰站在了现代主义的一方，他认为：《尤利西斯》是现代文学革命的原型。革命性是整本书的一个关键词，什么是革命性？为什么《尤利西斯》及其出版具有革命性？它又是怎样从一场先锋运动蔓延成整个文化圈子的革命的？由此至终，伯明翰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在伯明翰看来，现代主义之所以能成立，必须建立在“革命性”之上。如何证明它有“革命性”？这就要看它是否对文学传统具有颠覆力量，它的存在是否动摇了主流文学趣味的根基。所以，《尤利西斯》的叙述体现了“反秩序”、“反经验”的态度，乔伊斯等现代派反对的不只是权威，还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对秩序的服从，现代主义要提炼的正是秩序隐匿的“不可言说之事”。

《尤利西斯》“飘荡着炉灰、枯草以及沉渣的臭味”，它“像决堤的阴沟淹没整座城市，带来充满病毒的污秽瘴气”。大英帝国的警察系统和正风协会勃然大怒，《尤利西斯》让它们想到了另一本淫秽之书《虹》，那本书的作者劳伦斯在英国是出了名的“色情写手”，最惊世骇俗的作品就是描写偷情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那段时间，《虹》被警方当众焚毁，英国当局宣布，他们“会把淫秽物品传播人员投入监狱，对坚称淫秽内容是‘艺术’的出版商和印刷商也绝不手软”。

“淫秽”成为阻止《尤利西斯》出版的巨大堡垒。乔伊斯不得不辗转国外，寻求新的发表或出版可能。玛格丽特·安德森、西尔维娅·碧治继续支持他，她们以自己的事业做赌注，怀揣着巨大的勇气来传播《尤利西斯》。讽刺的是，这本被卫道士们斥责毒害女性的小说，却成了许多女性的心头好，它蕴含着一股巨大的魔力让女性倾注同情，少有这样一本书，事无巨细地还原了她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理状况，《尤利西斯》是真实的，她们捍卫的不只是小说，也是艺术家对真实的信奉。

世界各国的审查者加重了警觉，他们在谋划联合封锁《尤利西斯》的传播。乔伊斯所处的时代，是维多利亚遗风犹存的时代，一个道德保守的时代。在当时的英国，连自慰都被认定为犯罪，大众讲出“胸脯”、“大腿”等字眼，会被视为猥亵，甚至女性在公众场合露出脚踝，也会被视为不雅。

如果乔伊斯能妥协一些，在被警告后乖乖删除他的色情描写，兴许权威们会网开一面。可谁让他是乔伊斯，一位喜欢听狮子吼声的爱尔兰人，一位在二十岁就向诗圣叶芝发起挑战的狂徒。

他不但挑战保守的道德观，也对文学权威不屑一顾。而且，他还不把读者放在眼里，他的小说从来不迎合读者，只为了表达自己的艺术主张。

文学权威并非无法接受叙事实验，他们耿耿于怀的是《尤利西斯》的内核。同样是叙事革新，《追忆似水年华》的内核仍是古典的、庄严的，而乔伊斯恰恰相反，他是现代的、绝不妥协的。普鲁斯特自有其贵族式的温和，而乔伊斯骨子里要反抗，无论《尤利西斯》再怎么诘诎聱牙，它都流淌着市民气息，它要写的终究是权威看来流俗不堪的事。所以，文学权威、审查部门联合正风协会的同仁们绞杀《尤利西斯》。

不只是道德问题，《尤利西斯》颠覆性的表达也令人不悦。《尤利西斯》对传统批评家和读者而言充满冒犯，他们看这本“天书”，仿佛透过纸面就能听到乔伊斯对傻子的嘲笑。这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叙事风格，也是对传统阅读经验的冲击。在老派批评家看来，经典的小说不仅要有故事，还要优雅得体地讲好一个故事，可《尤利西斯》非但支离破碎，还贯穿着对优雅的嘲笑。

于是在1921年，《尤利西斯》在美国和英国遭禁，《小评论》杂志被送上法庭。《小评论》被美国邮政查禁的原因并非色情，而是由于当权者认定这是一本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刊物。慷慨的约翰·奎因为安德森和希普辩护，但他不抱希望：“这是个清教徒国家，你们刊登了《尤利西斯》这样的作品，肯定不能逃脱法律的惩罚。我无能为力，但我会担任你们的辩护律师。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输定了。你们两个真是傻子。”他尊敬乔伊斯，但斥责安德森的愚蠢，因为后者于1917年在报上声援了两个无政府主义者，引起了联邦官员的注意。

1922年以前，评论家对《尤利西斯》的看法多是“就作品谈作品”，但当《尤利西斯》被送上法庭，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它浓缩为一个符号——刺向审查与陈旧观念的符号，《尤利西斯》演变为认可言论自由的公民积极支持的一项事业。

那场法庭辩论以《小评论》的胜利告终。1933年12月，伍尔西法官宣告《尤利西斯》并非淫秽读物，可以进口。经过十二年的努力，《尤利西斯》终于得到法律的承认，随之，关于它的讨论如飓风般席卷各大刊物。这十二年不仅促成了一本书的合法化，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一次重大变革。

有趣的是，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在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一书中坦白：“《尤利西斯》案件”是他与律师莫里斯·恩斯特的“杰作”。他们雇人带了本《尤利西斯》通过美国海关，当海关人员即将放行，那人故意露出《尤利西斯》，诱导海关没收。为确保案件胜诉，贝内特·瑟夫特意摸清了约翰逊·伍尔西法官的背景、立场、审美趣味，并嘱咐律师选择伍尔西在纽约的时间提起诉讼。果不其然，支持创作自由的伍尔西法官否定了“希克林原则”，他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作品包含个别色情描写，就断章取义地推定整个作品淫秽……《尤利西斯》只是以悲情笔法描述了男女内心生活，并不存在什么淫荡思想。（何帆：《淫书、黄片和法院》）

那之后，《尤利西斯》因祸得福，从违禁小说变成了年度畅销书，这是一场属于出版社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革命的光辉时刻。如果说在1922年，文化界人士只是察觉出文学世界河面下的暗流，那么在此时，他们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正身处“旋涡”，自此，西方文学进入了新的时代，那是一个属于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的时代——文学的革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