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记｜《音像世界》：红布，传教士，诸神的黄昏（一）

1.创刊

1992年岁末，《音像世界》杂志于编辑部所在的上海办了一场大型研讨会。创刊五周年，杂志的发行量相比起步时的一万多，成长了十五倍。领导和各界来宾在掌声中致辞，一切是如此和谐。

劳为民当时端坐着，心情比旁人更复杂。身为杂志的副总编，他在编辑部的角色等同执行主编。正在发言的刘森民同志，不仅是中国唱片总公司的总经理，还兼着《音像世界》的总编。两人在上海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当劳为民听到“领导的意见未必都对”出自领导之口时，某种情绪将他攫住。他想起往年的类似场合，自己进京述职……

在劳为民的记忆里，《音像世界》能够创刊，坚持办了下来，配得上“奇迹”这两个字。它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份音像类刊物；推出了第一代的摇滚乐乐评人：张磊（阿瑟）、王晓峰、章雷、李皖、王江；办了大陆的第一个歌迷组织“《音像世界》歌迷会”；最早为港台歌手在上海举办歌迷见面会……

如同上海说唱的代表作《金陵塔》，属于《音像世界》的那本功勋簿，可以一层又一层地往上翻。它辐射全国，影响了好几代人的耳朵。有读者夸它是中国最好的流行音乐杂志，有人将“流行”两字改成“摇滚”，也有人抚今追昔，认定它是另类文化的灯塔，是向大陆乐迷系统介绍电子音乐、爵士乐、先锋音乐以及实验噪音的先驱。在那千千万万的读者里，白岩松无疑是精英代表，他的随笔集《痛并快乐着》2016年再版时附有别册，前言部分他这样写道：

“当时的《音像世界》杂志在流行音乐迷中的分量可是举足轻重，我的很多国内外流行音乐资讯都是来自于它。印象很深，每个月《音像世界》快上摊的时候，我都会一次又一次去报刊亭，直到杂志入手。”（别册《我的娱记时代》，P5）

吊诡的是，作为《音像世界》实际上的掌门人，劳为民其实对流行音乐并不感冒，对摇滚乐甚至有一点反感。这本杂志如果按照他的喜好来办，很有可能变成《评弹世界》。

评弹爱好者肯定听过徐丽仙的弹词开篇《小妈妈的烦恼》，在建国后创作的开篇里可谓经典，也是劳为民的编剧处子秀。那是完成于1963年的作品。他当时刚从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文系毕业，分配进了上海评弹团，任编剧，一待就是二十载。当然，中间有十年是荒废掉了。就是这样一位老同志，1984年毅然跳槽去了中国唱片上海公司，从事“中国文化名人声音档案”的录制，向他发出邀约的是中唱上海的时任经理孙立功。

劳为民亲手灌录了曹禺、俞振飞的声音档案，还帮忙联系了巴金、丁玲、吴祖光。1985年，孙经理又突发灵感，想要成立中国唱片图书出版社，北京总部没批，退而求其次，他决定办一本杂志。在内容和方向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孙经理希望劳为民来当杂志的筹办负责人，还从社会上为他招募了两位年轻助手。《音像世界》的刊名后来是编辑部和孙经理的集思广益，“音”在当时国内的报刊里已经有了一些萌芽，“像”仍是一片空白，“世界”蕴含着情怀，代表了办刊的理念、报道的方向。

那一年丁夏二十三岁，比王铁城小两岁，在成为同事之前他们并不相识。丁夏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艺术家族，伯父是漫画巨擘丁聪，爷爷是民国画家丁悚。翻开《音像世界》1987年10月的创刊号，第十九页登了丁聪的祝贺漫画，显然出自丁夏的委约。担任杂志编辑的那几年里，丁夏始终给音乐题材的幽默漫画留了版面。他喜欢漫画，却没有继承父辈的衣钵，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进了卢湾区区政府，在办公室编写简报。这份工作难免枯燥，所以当他从母亲那里获悉唱片厂有意办一本音乐杂志，正在招人，他倒是很愿意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确实喜欢音乐，偏爱欧美老歌、上海时代曲。那些叱咤民国的时代曲作者，譬如严华、严折西、黎锦晖，与他爷爷交情匪浅，都是位于黄陂南路的丁家老宅的座上宾。1983年，丁夏的姑妈回国探亲，严华特地过来看望，当时丁夏像个小友坐在一旁，帮忙拍照。

王铁城的入职颇为曲折。进厂之前，他在建工局干校教语文，和《音像世界》日后的王牌编辑张磊是复旦大学分校（1983年7月改组，更名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同学。两人毕业后皆从事教育工作，张磊去了房地局职工学校。算上师范大学毕业却不愿教书的丁夏，这三位可以说是相继离开了语文课的讲台。

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是他们去了《音像世界》，推广流行音乐，那就不得不提《新民晚报》。当年一心想办杂志的孙经理，他的妻子是该报的员工，丁夏的母亲与她是同事，而张磊恰巧在报社实习，给他上培训课的是老报人“一张”（张林岚）。《新民晚报》当时在九江路近外滩的一幢大楼里办公，复刊后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招募编辑、记者。张磊没能被录用，却被唱片厂的孙经理相中了，但他就职的学校拒绝放人，他转而把王铁城介绍给了劳为民。

办杂志先得申请刊号，在当时的环境下，主办方起码得是局级单位，中唱上海身为处级单位是没有资格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重大误解，好些人一直认为《音像世界》是中唱上海办的杂志，实际上，它和中唱上海可以说是平级，换言之，都是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儿子”。当然，这两个“儿子”在年龄、体量上的差距实在悬殊。《音像世界》的主办方，从杂志筹备那天起，就只能是北京总部。总部身为央企，上海新闻出版局还无权管辖，可是杂志社明明在上海，异地办刊，中央是明令禁止的。申报书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广电总局），在等待批文的日子里，劳为民与他的筹备组先在厂工会的一间屋子办公，而后搬去了衡山路739号，这个门牌号码将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与杂志社朝夕相处，印在总计一百八十五期的杂志上，直到中唱上海拆迁。

中唱上海位于衡山路811号，整个厂区的规模并不逊于某些市区的大学校园——东靠宛平路的居民区；西邻大中华橡胶厂（生产黑胶唱片需要用蒸汽来压制，用的正是橡胶厂大锅炉烧的蒸汽）；南至肇嘉浜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申城风云一时的天天渔港就开在肇嘉浜路上，其实是唱片厂的三产。811号和739号，貌似隔了几十个号码，其实是隔壁邻居，两户人家之间是一整排的围墙。说他们是两户人家，因为739号的建筑属于私房，业主在海外。这栋灰褐色的老洋房共三层，替业主看房的亲戚住在三楼，下面被徐汇区房管所收用，中唱上海的使用权当时是问房管所租的。杂志筹备组入驻一楼的时候，二楼被唱片厂的录像部占着，也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急需人手，既然杂志一时三刻还办不起来，两位年轻人不妨借调上去。

1985年的暑期，王铁城参加了上海大学文学院举办的“全国编辑工作讲习班”。在丁夏的印象里，他的搭档喜欢往外跑，劳为民的评价是特别善交际。同年秋天，王铁城在北京军区住了两个多月，参与中唱上海与中华旅游纪念品公司合作拍摄京剧《连环套》、《李密投唐》、《十八罗汉战大鹏》的项目。丁夏则去了“广电局”办的电视摄像编辑培训班，随后进电视台实习。筹备组只剩下光杆司令。有时候，劳为民会去逛逛社会上的书报摊，摸索杂志的纸张、印刷应该走什么方向，包括出版、发行。两年后，这些问题的解决多亏了资深出版人张小平相助。

杂志的刊号迟迟不见回音。劳为民动了跳槽的念头，他联系了上海有声读物出版社，打算重拾“中国文化名人声音档案”。孙经理不批。后来从北京来了一个姓冯的领导，了解完情况，关照劳为民先别走，她回京后，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把批文搞定了。

随之而来的难题是工商登记。从行政来说，这本杂志与上海毫无关系，让上海公司的孙经理来当法人代表确实不妥。而总公司也不想再往头上养什么虱子。1983年，总公司办了一份公开发行的《唱片报》，方向没走对，只报道自己，这份月报出了十几期之后倒在了1984年的岁末。所以似乎没有谁能比劳为民更适合当这个法人，而解决工商登记所需要的二十万注册资金自然也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可怜杂志社的启动资金只有三万（王铁城、丁夏另说六万），还是问中唱上海借的，日后是要还的。

从立项到创刊，《音像世界》就像哪吒，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将近三年。有赖于劳为民的催产，杂志落地了，得益于他在后面时不时地敲打，朋克少年哪吒没有变成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的死亡金属。编辑部后来让年轻人唱主角，和那些锐意进取的下属打交道，劳为民秉持着这样的态度：“你们往前冲，我在后面拉一把。都听你们的，非闯祸不可，都听我的，这本杂志没人看。”

2.歌迷

1973年出生的骆也舟从《音像世界》创刊起就是忠实读者。他在上海的一个美术世家长大，高中时喜欢上了流行音乐，对港台歌手的了解最初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春晚”：1984年的张明敏、奚秀兰；1985年的汪明荃、罗文、张明敏；1986年是张德兰。

《音像世界》在1987年创刊，这之前，信息不对称给骆也舟营造了某种幻觉，似乎那些从“春晚”舞台款步走来的名字，代表了当时港台地区最高的人气与水平。偶尔也有袪魅，小圈子从外面带来几盘原版磁带，指着谭咏麟对他说：“这是香港现在最红的歌手。”

慢慢熟悉，骆也舟不以歌迷自居，更像是一个困境中的研究者。资料匮乏，他在街头的书报摊买到一本世界电影明星小传，里面介绍了三组香港明星：李小龙、成龙和许氏三兄弟。这是他第一次知道香港有许冠杰这样一号人物。另一本小册子主推香港歌星，包括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罗文等的生平。借助文字，张国荣在他的脑海里刷一下把帽子扔到观众席。那顶帽子后来神奇地又被扔了回来，同样神奇的还有《海外星云》、《中外电视》、《香港风情》，这些杂志也给他捎来快乐。《海外星云》来自广西，有一版指向港台，夹了少许音乐内容。我们可以从这份杂志往外迈步时的哆哆嗦嗦，感受到某种氛围与气压，它从1985年8月试刊，总共试了十期，直到1986年才迎来创刊号，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杂志里试刊期数最多的一位。《中外电视》以影视故事为主，来自福建，《香港风情》是广东办的，它们都于1985年创刊，就像咸大饼上有芝麻与葱花，那些内容值得骆也舟继续追寻。

后来成为乐评人的王晓峰，在发现《音像世界》之前，也有过一长段沙漠寻水的日子。看过人民广播电台办的《广播歌选》杂志，一般都是曲谱；《通俗歌曲》头几年也是这样，鲜有文字介绍；《音乐爱好者》身为音乐杂志，颇为专注，但是两眼紧盯着古典，不是他的菜。即便如此，还是要看，要收集，在大陆的报刊书籍里，探查一切与音乐相关的蛛丝马迹。包括那时候的《参考消息》，一旦把身影覆在音乐的边边角角，就会被他剪成若干个豆腐干。

王晓峰与《音像世界》的缘分是从崔健开始的。1989年3月12日，在北展剧场看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与‘ADO’演唱会”，当时还在中国政法大学念大三的王晓峰，酝酿要写点什么。而后，这篇题为《崔健又“震”了》的乐评就成了烫手山芋，跟音乐或文化沾边的报刊他全都投过，一律石沉大海。直到他在地摊上遇见《音像世界》，两本1987年的过刊，杂志上登了征稿启事，欢迎千字以内的一般稿件、三千字左右的专访稿。文章寄去没多久，当时负责读者来信的编辑陈建平给他回信，鼓励他，说文章会发在九月刊。那是王晓峰开启乐评人道路的第一篇文章。而后，他加入了“《音像世界》歌迷会”，成为一名联系会员，每月能收到内部会刊，那时家里还没有装电话，依靠通信认识了很多同道中人。

“《音像世界》歌迷会”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合法的歌迷组织，1989年2月开始筹备，正式成立是在那年夏天。如果说杂志在办刊之初开设“阿乐说”这个栏目是想与读者拉近距离，那么筹组歌迷会的初衷则是为了给起步艰难的杂志添一些订户。三十年过去了，想起杂志创刊后的发行难，王铁城还是会感慨。邮局一度非常强势，委托他们发行，其他渠道就不能触及。头两年，编辑部的对策是开展地下工作，动员全体职工以及职工家属，抱着一捆捆的杂志去上海的大街小巷跟书报摊恳谈，以六折的价格批给他们，一开始，卖不完还可以退货。

7月30日，歌迷会的成立大会，在上海的“侨爱舞厅”召开。该舞厅属于市侨联，其实是一个会场，丁夏去联系的，随后的八月，《音像世界》还跟“侨联”合办了“中外唱片封套艺术精品博览会”。10月刊用彩色插页回顾了成立大会，那个下午，杂志社请了冯秉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欧美节目《立体声之友》的责编）、欧阳诚（华语节目《上录音乐万花筒》的责编）、史真荣（作曲家），好些会员兴奋地拿着刚领取的会员证去找电台偶像签名。年底，王铁城专程又跑了一趟上海市社会文化管理处，领同意建立歌迷会的批准书。当时合法的民间组织少到什么程度？歌迷会的编号是005。

参加歌迷会是要交费的，起初每年收十元，对当时还是学生的费强来说，这是一大笔钱，碰巧他的同桌也是《音像世界》的读者，也有同感，两人于是想出一个合资入会的办法。同桌主要听港台，费强偏爱欧美，轮到歌迷会办活动，两人各取所需。活动的重头戏是看录像带（MTV和演唱会），通常在高安路的徐汇区少年宫举办，偶尔改去延安西路的市少年宫。进场之前先掏会员卡，像早上去奶站领牛奶那样，白颜色的硬纸卡片上分布着十二个格子，活动一次，圆珠笔就勾掉一格。每次活动还会发一本新会刊，1990年1月创办的小册子，张磊的摇滚自留地，“Pop Music Bus”这个名字和香港杂志《音乐通信》的英文名“Music Bus”有点关系。小册子是排印的，比较粗糙，倒像是油印，加上内容刺激，仿佛出自茅盾笔下的“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费强记得，1991年12月的那次活动是在一个漫天飞雪的夜晚，少年宫的门口草坪是非常漂亮的，那尊雷锋的半身像雕得精致，旁边的过道呢，一部分留长发、穿皮裤、戴墨镜的家伙在涌入的人群里十分刺眼。内场里边，歌迷会的会长张磊在台上站着，跟大家打招呼：“天气比较冷，今天放的是U2的The Joshua Tree的纪录片，等歇大家就会热起来的。”意思是天气虽然冷，又没有供暖，但是一摇滚就会热起来的。说到暖场，那时候首推Bon Jovi的名曲Lay Your Hands On Me，该MTV一播，气氛立刻点燃，屡试不爽。

MTV作为当时的稀缺资源，录像带是有海外关系的会员以及国外的唱片公司提供的。有个叫胡颢的会员，歌迷会秘书处的，亲戚在美国，他提供了不少欧美的MTV；秘书处的张圳，在歌迷会成立前就认识张磊，亲戚在香港，《音像世界》编辑部最早的那批香港音乐杂志、摇滚录像带就是通过他订购的。音像制品受法律管控，个人名义的进口经常是全新未拆的，到手已经被欣赏过了，有些干脆就被扣下，能够通关的需要去四川路桥口的上海邮政总局自取。那些录像带还支援过本地的电视台，为他们的音乐节目添砖加瓦。后遗症也是这样落下的：上海后来管“音乐录影带”叫MTV，因为录像里的内容总有MTV的台标。说起那些录像带，很多内容并不怎么滞后，都是排行榜前列的歌曲，不乏摇滚、重金属乐队，也有一些是专辑，甚至是Pink Floyd的电影《迷墙》。

会刊都在安福路的“三友”排印。店里业务忙，会刊经常是到活动前一天的深夜才赶印出来，由歌迷会秘书处的人通宵装订。《音像世界》的正刊、歌迷会的会刊，张磊每月最起码要对付这两大怪兽，他和秘书处的几位骨干，以“PMB工作室”的名义天天泡在杂志社。邱嘉扬当时是张磊的臂膀，在1991年12月至1993年11月的会刊担任执行编辑。他的义工生涯始于1990年的秋天，那时候他刚进大学，几乎把课余时间都奉献给了歌迷会。张磊通常下午才上班，邱嘉扬和黄辰炜、朱维彬、沈双为、顾浩这些活跃分子在杂志社出现的时间会相应往后推。编辑部的门上贴了一张纸——“百无禁忌”；它和屋子里面的进口报刊一样吸引着那些年轻人；空气里的包容度含量极高，就连参加过抗日的蒋登昭老先生也能容忍小青年的异见。下午五点，到了规定的下班时间，编辑部就成了PMB的乐园。

PMB的成员经常在下午跑到张磊的办公室活动，1990年留影。左起：顾浩 朱纬（《音像世界》日后的Hi-Fi大王） 陈为民

外地的联系会员能通过平信的方式收到会刊。

为了跟《音像世界》办出差异，张磊倾向于把会刊的版面留给会员，这也符合青训机制，像是王江、杨盈盈、费强这些日后的正刊名笔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会刊的另一特色是没有配图，每期三十二页，参与者都是义务劳动，讲究利用一切免费资源，从裁纸到装订都自己动手。唯一奢侈的大概是管一顿晚饭。当时杂志社附近有一家龙龙餐厅，到了饭点，张磊就领着义工团去餐厅吃一碗面，为了替紧巴巴的会费留点颜面，常点的有辣肉面、素鸡面、咸菜肉丝面，也可以是大馄饨加酱蛋或荷包蛋，大排面相当于顶配。加蛋后来成了歌迷会的一个老梗，大家调侃张磊的抠门，点了大排面就不能加蛋了，甚至进了餐厅，故意对着俏丽的老板娘叫：“加蛋哦。”然后老板娘就格格格笑得更加风骚，狠不得猛拍一记张磊的肩膀，知道他财务不自由。

那些日子在张磊看来是疯魔而快乐的。歌迷会的活动经常落在徐汇区少年宫也和经费有关，那里租金便宜，离杂志社近，带器材设备、搬会刊过去很方便。少年宫有五百七十余个座位，招会员必须参考这个数字。这就造成了一个计划经济式的供需矛盾，填了入会申请的歌迷特别多，但上限卡在五百七十人，满载之后如果没人退出，后继者只能排队。退会的原因无非是会费没有按时缴纳，不续的默认退出，会员编号让给下一批的申报者，所以才会出现类似“2-129A”这样的会员号：“2”指的是第二批招募会员；“129”原本属于第一批的某会员；A的意思是港台内地组。费强当时的会员证编号是422B。他是首批招募的会员，B的意思是欧美组。AB两组仅限上海本地报名。

当时多的是港台的歌迷，为了保持两个组的相对均衡，A组的录取率被张磊卡得比较低。鄙视链已经有了，B组的普遍瞧不起A组的，办活动的时候，A组被安排在上半场，下半场才轮到重口味的B组。让费强印象深刻的还有当年活动的通知方式：平信。偶尔碰到临时放鸽子，很多人就白跑了。费强因为住得远，想了一个办法：活动一般是晚上，他会在当天下午打电话到杂志社，确认之后再出发。

外地的会员招募得晚了几个月，但没有人数限制，也不分组，统称“联系会员”，会员号以“L”开头，接一串阿拉伯数字。他们付了会费，每月也能收到会刊，以平信的方式寄达，超重需要多贴邮票，只怪会刊没有刊号，邮局不让按照印刷品来寄。王晓峰是第一批的联系会员。他甚至还成立了《音像世界》歌迷会的北京分会，自封会长。有一天，他和四个好友把北京会员的资料汇总起来，商定办一次聚会。他们选出了一百多个名字，筛选的过程就是看会员填的档案，喜欢什么音乐，有品位的才能入选。那次聚会，他们总共发了一百多封邀请信，结果来了六十多人。有一位会员没能入选，但是他后来出了大名，他叫白岩松，多年以后，他和王晓峰聊起这茬，追问落选的原因。王晓峰嬉笑道：“因为你的档案写了喜欢林忆莲。”

1990年12月，准备了三百块钱，当时处于无业状态的王晓峰打算去一趟上海。这将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上海之行。从大学毕业都好几个月了，他还没找到工作。家人和朋友们问他，去上海干吗？

“我想去《音像世界》看看。”

那个答案没有在风中飘，在他的心里是如此简单。

3.资料

衡山路739号沿街有一扇小门，不设防，按照杂志上登的地址，王晓峰想进《音像世界》的编辑部并不困难。

算上筹建的日子，杂志社在这栋小洋楼里办公已经有五年了。编辑部如果藏于唱片厂之内，联络作者读者就会比较麻烦，隔壁光是轮班的门卫就有十几位，外人进出必须登记。这是《音像世界》落户739号的部分原因。还有就是杂志社作为独立法人单位，企业登记对办公地是有一定要求的。

王晓峰走进编辑部，点名想见张磊。他当时对张磊特别好奇，感觉这位老兄能听到很多唱片，但是他来早了，张磊还没来上班呢。办公室里，一台AIWA的组合音响挺惹人疼爱的，墙上贴了一些歌星海报，Paul McCartney的日本演唱会特别醒目。墙面重新漆过，钢窗亮闪闪的，实木地板看着质量不错，老洋房的风韵犹在，像是民国资本家的私宅，有卫生设备，煤气灶，但都已经相当陈旧。屋子里，另一个人走过来跟他搭话，自称丁夏，日后将成为他的责编。

此时的739号，三楼住着房东的亲戚；二楼的录像部还没有搬去811号的厂部大院；杂志社占了一楼。丁夏领着王晓峰参观，再把编辑分工讲解清楚：丁夏负责欧美的内容；港台地区归张磊管；王铁城主理大陆；美编是赵为群，杂志社的大嗓门，手工设计排版，出手快，为杂志的准时上摊争取了不少时间；陈建平统管读者来信，和她一样是从隔壁的唱片厂调派来的还有两位老先生，蒋登昭是资深戏曲编辑，几乎每天到班，银力康是资深音乐编辑，同时也是一位作曲家。

九〇年代的上海，《音像世界》歌迷会里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张磊在学校任教的时候，有一次课上到一半，突然别过身来、非常严肃地对台下说：“同学们，这个课实在是无聊，还是摇滚乐有意思，不如我来跟大家讲讲美国的大门乐队……”

如此子虚乌有的事情，却很符合张磊在圈内的热血形象。王铁城跟张磊在大学里同窗四年，对于老同学从宋词爱好者到摇滚传教士的转变是相当纳闷的。1988年8月，在王铁城的协助下，张磊如愿调入《音像世界》，接了原先没有固定编辑的港台版面，同时，用“阿瑟”的笔名编译一些欧美方面的采访稿。这个笔名源自他的英文名Arthur。

大学时的张磊，爱好宋词、西洋诗歌和古典音乐。他小时候受舅舅的影响，听贝多芬、莫扎特、施特劳斯的唱片，用他母亲的话讲，是被舅舅给带坏了，因为那是“文革”后期。上海音乐厅、上海音乐学院的礼堂后来恢复了外国交响乐队、外国独奏家的演出，张磊经常去看，一直延续到进校工作的头两年。然后是欧美摇滚乐轰隆隆的大举进攻，四到五年的此消彼长。这种变化源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美国译制的《午餐音乐》节目，还有他从城隍庙附近一家小店买的走私盒带——Dire Straits、Modern Talking、Alphaville……这些盒带无疑是稀缺资源，后来以听众来信的方式联系上了电台的编辑冯秉友。正好《立体声之友》从1987年5月开始邀请听众来电台主持节目，张磊以及他收藏的摇滚乐通过电波与全市人民打了照面。他进杂志社之后，又介绍冯秉友认识了丁夏，《音像世界》随即跟电台合搞了“请您录音”的活动，电台播音乐，杂志上刊出设计好的盒带封面，杂志的知名度得到了提升。

相似的故事王晓峰也经历过，只是上海的电台环境更开明，在八〇年代的中后期，已经有了只滞后一两个月、主打欧美流行的《午餐音乐》。北京要到1990年。那年7月，王晓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外国音乐一小时》，喜欢这个节目，写了一封听众来信。这档节目由许晓峰选歌，张有待撰稿，中央台的播音员对着稿子念，责编是上海人董文琴。许晓峰回信邀请王晓峰来公司玩：城市宾馆，1722房间。那宾馆改庭换面了那么多年，但房间号王晓峰总是忘不掉。他记得第一次拜访就偶遇崔健。

上了宾馆的电梯——平白无故地冒出来一个偶像——特别紧张，到了十七层之后赶紧跑。到了1722房间，崔健尾随着，王晓峰敲门进去，崔健如影随形。原来这地方叫KB公司，搞文化传播的，老板是美国人Kenny Bloom，许晓峰是他的下属兼翻译。KB公司当年是北京的一个摇滚据点，王晓峰后来还在那里碰见了臧天朔和蔚华。

KB公司订阅了大量的摇滚乐外刊，王晓峰经常去看，有时拿了杂志兴冲冲赶到附近的复印点，复印一整本要二十多块钱。还有就是经常带了十盘一大盒的空白磁带，请许晓峰帮忙拷一些摇滚专辑。所以当他进了《音像世界》的编辑部，瞧见英国的Smash Hits、Q，美国的Rolling Stone、Billboard，德国的Bravo，就觉得非常亲切，这些外国杂志好比是特权阶级的雨露，最后都将化为他写文章的墨水。

能搞到这些刊物着实不易。丁夏说起创刊之初，跑到“中图”去采购资料，只能订到香港的《明报》、《明报周刊》、《东方日报》，台湾的《民生报》，还有一些音响技术类的杂志，里面镶嵌了一点唱片信息。有些外国的音乐杂志，如果不是因为《音像世界》编辑部执意要订，日后也不会那么快就在“中图”的目录里出现。

王晓峰的第一次上海行持续了十几天，住在丁夏以及其他笔友的家里。丁夏向他推荐了两个朋友，一个是给杂志提供英国BBC排行榜的北京人陈曦，另一个是杭州的章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日后跟王晓峰一起写《音像世界》的招牌栏目《对话摇滚乐》。丁夏当年很善于从读者来信里挖掘作者，资源和水平固然重要，还有热情，来信一写就好几张纸的，到了手里，他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回京之后，王晓峰开始跟陈曦、章雷通信，煞有介事地当了好长一阵子笔友。陈曦给他写的信文绉绉的，加之地址位于北京理工大学的某宿舍，所以，他一直以为陈曦是大学老师，回信的时候特别战战兢兢。某日，陈曦在信中说起放假了，想来王晓峰的家里找他玩。王晓峰特激动，回信约定时间，到了那天，他下午出去办了点事。等他回来，母亲说朋友在你屋里坐着呢。他兴冲冲推门进去——那是一小孩啊，穿着绿军褂子，背着书包，剃着朋克头。

“你哪位啊？”他疑惑道。

“我陈曦。”

“啊，”他惊呆了，“你今年多大了？”

“我上初二。”

在那个特殊年代，学识、资历、年纪，面对资料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点发怵，脚下没劲，舌根发麻。有些资料的得来好比是在从事敌情工作，张磊记得，杂志社在订阅《民生报》之前，台湾金曲龙虎榜的榜单是由江苏兴化的一位歌迷听短波记录而成的。那位姓徐的先生后来成了江苏音乐台的著名DJ。

丁夏知道王晓峰的口味，平时看到外国杂志出现合适的内容就会给他传真过去。许晓峰随后也来找丁夏，带了KB公司与《音像世界》共建的构想。他们有资源啊，想为KB公司开个专栏。许晓峰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头天下午进了编辑部，丁夏不巧下班了，第二天他一大清早再来，就坐在办公室里守着。事情很快就谈成了。那个年代的人和事都沾了一些理想主义，不是广告，也非软文，完全是不涉及费用的内容合作。“KB公司特稿”的栏目始于1991年2月刊，有阶段变成了王晓峰的自耕地。张明后来也插了几笔，当时他在美领馆供职，单位里有一个图书馆，订阅美国的期刊，他翻到音乐类的报道会有选择地编译给丁夏，为“录音录像棚内外”这个栏目添了不少亮色。

通过KB这条线，丁夏后来还结识了张有待。特别巧，张的父亲也是上戏戏文系的，跟劳为民是同学。那时期，张有待在北京办了一些派对，有一张宣传海报是用过之后撕下来的，寄给了丁夏，被后者挂在编辑部自己的工位旁边，海报上面印了“好好学习，天天上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