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那方墓志里有没有遣唐使？戈恩事件与恺撒主义

【国内】有关“李训墓志”与遣唐史吉备真备的雾霭

一方墓志面世，一位“传说”中的人物现身，2019年底有关“李训墓志”与遣唐史吉备真备的话题，至2020年1月中好像终于告一段落，然而真相似乎仍然在迷雾中。

根据发布方的资料，李训墓志的主人“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主管外国留学生及外事接待等事务的官署鸿胪寺的从六品上官员‘丞’李训，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6月卒于洛阳。墓志共328字，落款处‘秘书丞褚思光撰文 日本国朝臣备书’的字样清晰可见”。据《中日关系史添新史料：遣唐使吉备真备真迹及其研究成果公布》一文，“‘李训墓志’早年在古旧市场流散，后被书法爱好者留存，2013年冬由（深圳）望野博物馆征集入藏。该馆馆长阎焰历经6年的潜心考证、甄别、调查、研究，并与中日存世中古文本、墓志、史料比较对勘，确定‘日本国朝臣备’的‘朝臣备’为日本奈良时代的朝廷高官吉备真备（695-775）在唐朝留学期间使用的名字……吉备真备在日本是神话一样的人物，但日本本土并没有其只字片语的留存，朝臣备的笔迹应该是日本奈良时代的巅峰之作。这方墓志的出土，使得之前仅仅停留在文本概念上的‘日本’，第一次以日本人自己书写的实物史料形式出现在今人眼前。”不仅找到了传说中的遣唐史吉备真备的书迹、其人曾存在世间的证据，甚至还找到了日本人第一次自称“日本”的实物线索。

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则对墓志中有关吉备真备的线索提出疑问，在《〈李训墓志〉书写者“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一文中设问“至少有两个疑问还难以解释。吉备真备原名叫作‘下道朝臣’，有明确记载改名为‘吉备朝臣’是在日本的天平十八年，即公元746年。在十二年前书写墓志之时，他不可能时空穿越，写下十二年后才开始使用的名字。这是最大的疑问。此外，吉备真备亲笔为自己的母亲写下有《杨贵氏墓志》。现存的《杨贵氏墓志》与《李训墓志》的书法风格迥异，难以视为出自同一人之手笔。更为具体的是，《李训墓志》中的‘朝臣备’的‘备’，写作繁体异体字的‘偹’，而《杨贵氏墓志》则写作繁体正字的‘備’。仅就这些疑点来看，《李训墓志》的书写者‘朝臣备’能不能断定就是吉备真备，还需审慎。”

关于“吉备真备亲笔为自己的母亲写下有《杨贵氏墓志》”，又有《日本史中的假文物：从吉备真备之母“杨贵氏墓志”说起》可作旁注。“所谓‘杨贵氏墓志’，现在原件不存仅保留拓本，据传发现于享保十三年（公元1728年）大和国宇智郡大泽村（现奈良县五条市大泽町），据说并非石制的墓志，而更接近于由黏土烧成的砖瓦。”文章认为杨贵氏墓志“有许多可疑之处，现在日本史学界对于这份材料的使用也十分谨慎，通常不会积极使用这份材料；首先，以当时的形制而言，墓志几乎不见使用这种长方形的砖瓦材质……其次，‘杨贵’被视为‘八木’所使用的好字对音……不得不说这一读音推测非常牵强，而且追根究底，吉备真备的父亲是否能够与八木氏通婚（吉备氏的故乡在现在的冈山县附近，而八木氏的故乡据推断在大阪府岸和田附近）也存疑。即使两者能够通婚，吉备真备之母又为何被安葬在现在奈良县五条市地方，这些问题都有很大疑问未能解决，因此通常日本史学界不会主动使用这份材料，这一材料的主要使用者仅停留在地方史爱好者内部。”

王瑞来继而作《“朝臣”解》对前作进行的补充，就争议所在的“朝臣备”做详细解释：“‘朝臣’是入唐朝拜之臣，还是在朝之臣？看到这样的疑问，我觉得有必要对‘朝臣’略作解惑，不然很容易以汉语的语意来望文生义。这里的‘朝臣’虽写作汉字，但却不是汉语，而是日语中的一个古老词汇。‘朝臣’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姓，日语旧读Asomi。后来又读作Ason。”而且，“吉备真备出身于下道豪族，原名叫‘下道真备’，在八色之姓制度确立后，便姓‘下道朝臣’。从唐朝回到日本十二年后，官居从四位的下道朝臣，又被赐姓为‘吉备朝臣’。后来通称其为吉备真备，大概还是一部分用了他的原名”。另外，“‘朝臣’作为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姓，在古代日本并不鲜见。跟吉备真备一起入唐的阿倍仲麻吕的姓也是‘朝臣’”。

“‘朝臣。日本国使臣朝臣真人，长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五·朝臣，中华书局，1994年，第559页。）就日本史和遣唐使留学生在华的信息，‘朝臣备’最容易令人联想的就是——吉备（朝臣）真备。”摘录自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日本国朝臣备书丹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的《我为什么认为《李训墓志》中“朝臣备”就是吉备真备？》一文则对“朝臣备”与“吉备真备”的关联做出了解释，文章主张：“日本中古存世文书，尤其正仓院、各大寺庙之正式公文和重要文档，多见有记录署名签押。基本格式为通篇成文统一书写，包括后署人的官职、姓，皆誊清，仅余签押位置留空……从检索的这些部分古文书，可以确认当时公文签名的格式和‘朝臣’封姓的使用。天武十三年（685）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时，应有直接用‘朝臣’为姓的状况，后逐步加注‘朝臣’前的区别姓；且这类加注也有是通过再次封赏获得的‘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746）冬十月丁卯，从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备，赐姓吉备朝臣。’（《续日本纪》卷十六·圣武纪八·第五条：置斋宫寮。）由此可知，养老元年（717）出发入唐时的下道朝臣真备，有可能如粟田朝臣真人名‘朝臣真人’一样，名‘朝臣真备’或‘朝臣备’。这种名姓结构，和下道朝臣真备一同抵唐的阿倍朝臣仲麻吕的名字变迁，由‘朝臣仲满’至‘朝臣衡’再到‘朝衡（晁衡）’的变化，能看到同样的痕迹。下道朝臣真备（朝臣备），离唐回国后至天平十八年（746）再次获封，才有了‘吉备朝臣真备’的完整历史记录用名；此后这个名字不断出现在日本的史料书籍中。”

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教授石晓军也专门就“朝臣”展开，在《也说《李训墓志》中的“朝臣”》一文中指出“‘姓’日语发音做Kabane，乃是与‘氏（Uji）’相对的一个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涉及到日本古代的‘氏姓制度’，即‘氏（Uji）’与‘姓（Kabane）’的关系问题”。文章解释道：“所谓‘氏（Uji）’是指古代日本的一种氏族共同体，其形成一般认为在5—6世纪前后。每个‘氏（Uji）’都有其名称……而‘姓（Kabane）’则是朝廷根据各个‘氏（Uji）’的首长‘氏上（Ujinokami）’在朝政中的作用而给予其的一种政治地位，而且可以世袭……这就是所谓‘氏姓制度’，简单说就是，当时的大和政权在‘氏（Uji）’这一共同体的基础上，由‘姓（Kabane）’而构成的一种统治体制……到了七世纪后期，经过‘壬申之乱’（672年）以后执政的天武天皇，为了进一步强化皇权，在原有的‘姓（Kabane）’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八种规格更高的新‘姓（Kabane）’来区别身份秩序……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前面四种，即：真人（Mahito）、朝臣（Asomi/Ason）、宿祢（Sukune） 、忌寸（Imiki）……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十一月，根据各‘氏（Uji）’对朝廷的忠诚度及贡献，将‘朝臣（Asomi/Ason）’赐给52‘氏（Uji）’……所赐之‘姓（Kabane）’一定是在‘氏（Uji）’之后，即‘氏（Uji）’＋‘姓（Kabane）’，这一顺序不能改变。凡是提到‘朝臣’，必定是跟在‘氏（Uji）’之后。在上引《日本书纪》记事的下面，随手一翻就可以见到很多例子，诸如：高向朝臣麻吕、藤原朝臣不比等、粟田朝臣真人、石上朝臣麻吕、小野朝臣毛野、中臣朝臣麻吕、巨势朝臣多益须、田中朝臣法麻吕、与穗积朝臣山守、下毛野朝臣子麻吕等等（参见《日本书纪》卷29、卷30）。”作者在文章中更进一步说明：“‘吉备朝臣’是其回日本以后的赐姓（据《续日本纪》记载，赐姓乃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即746年之事）。当然这里所说的赐姓是广义上的‘姓’。由此其全名由‘下道朝臣真备’变成了‘吉备朝臣真备’。因此倘若是由日本人来写的话，则一定会依据氏姓制度，称姓为‘吉备朝臣’，全称‘吉备朝臣真备’，通称‘吉备真备’，但却不会称作‘朝臣真备’或‘朝臣’。管见所及，从未在日本史籍中见到此类表述。”

面对石晓军的文章，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于上周一再发表《就〈李训墓志〉中“朝臣备”之名的思索》，在感谢“来自于海内外学界的批评和指教”之外，也提出“石文胪列的日本文献讲述的都是下道朝臣真备（吉备朝臣真备）名姓在日本的变化和赐姓问题，完全没有考虑到日本人入华后名姓的问题。目前所见日本任何文献都没有关于日本人到中土后怎么使用名字的记载，而这一问题恰恰是笔者《李训墓志考》特别留意的所在。”文章引用唐人林宝撰《元和姓纂》卷五·朝臣载：“日本国使臣，朝臣真人，长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主张：“这条史料确认了入华的日本使臣官员在华土时，有明确省略最前姓而直接使用‘朝臣’为姓者。‘朝臣真人’、‘朝臣大父’，以及《旧唐书》、《新唐书》中出现的‘朝臣仲满’等皆为此例。且‘朝臣仲满’最后的名字更简化为‘朝衡’（晁衡），不能排除，在‘朝衡’前还曾经叫过‘朝臣衡’。就前揭三条日本和中土史料，已经可以明确判定，717年抵华时、735年返日时‘下道朝臣真备’的名姓信息。而734年一位精通汉字书法的日本国留学生为鸿胪寺中级官员‘丞’李训书写了墓志，这个落款自己的名字为‘朝臣备’的人，完全吻合唐代史料中出现的‘朝臣真人’、‘朝臣大父’、‘朝臣仲满’的所谓日人汉名的结构和习惯。特别是‘朝（臣）衡’到‘晁衡’的再次简化，可知李训志尾出现的日人汉名，妥帖得体。”

阎焰在文章中更是提出关于“备”字繁简体或者繁体异写的问题，作为另一重要判断依据：“‘朝臣俻’书丹所用是‘俻’，而不是‘備’。正仓院北仓存，天平胜宝八年（756）十月三日至延历三年（784）三月二十九日《双仓北杂物出用帐（东寺司）》，在近尾处，有‘天应二年（782）二月廿二日送纳，大小王真迹书一卷。……造寺司长官吉俻朝臣·泉’的签押，其所用也是‘俻’。‘吉俻朝臣·泉’，‘朝臣俻’（下道朝臣真备），所写‘俻’字相同；而并非是‘備’字。”

而同样是在上周，历史学者辛德勇发表《由武松打虎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其中谈及：“我看到‘日本国朝臣备书’这一题名第一眼后就感到的强烈疑惑，是觉得在李唐朝中的官员，尤其是主管外夷的鸿胪寺中的高官，其后人是不大可能选择一位像‘朝臣备’这样的日本人来为他的父亲执笔写录墓志铭的。盖后人为生身父祖倩人书写碑志，乃是为先人增光添彩的举措，更是生人的社会荣耀……唐人的墓志，若非死者亲人书写上石，必尽可能邀请具有较高书法水平和社会声誉、地位的人来执笔施行其事。其实这也是古今一贯的通例，或者说是必然的道理，用不着多做什么论证。”文章随后也辨析了墓志的铭文内容，认为“通观这篇铭文，其最明显的罅漏，是伪撰者避实就虚，尽量往空了写，尽量回避墓主的具体行事。这是因为实事不好写，照着相关的东西钞，是没有其独特价值的，也很容易被人查到袭用的来源；而若是胡乱编造，则更容易露出马脚。不过即使这样虚着写，空着写，今人想要做出古人的文章，也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困难事儿，稍一不慎，就会显现作伪的破绽。”最后谈到“硬伤”，包括“避讳的方法”、“墓志叙述李训故世和安葬地点”和“‘以疾终于河南圣善寺之别院’而没有附加其他说明殊为可疑”。

年关将至，这场有关吉备真备的史料线索的微型争论似乎也告一段落，并看不到了下文。或许恰如传奇的日本国遣唐史吉备真备在历史的烟波中雁过不留痕，这场争议至少在目前看来也仅留在了2020新春之前短暂的冬日。

【国际】卡洛斯·戈恩事件与企业恺撒主义的权力失控

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作为成功融入日本社会的罕见外籍企业高管之一，从被过度吹捧到身陷囹圄继而成功逃亡，其传奇经历一波三折。《日本经济新闻》（Nikkei）1月14日的文章中，记者卡特琳娜·柯瑞尔（Katherine Creel）、杉浦绘里（Eri Sugiura）评价戈恩事件不仅暴露出日本商业规则的诸多黑幕，也映射出日本经济艰难走向国际化的趋势。

文章评价戈恩的经历“就像给近年来外籍高管们在日本大型企业中好坏参半的境遇做了一个大总结”。文中回顾了过去的一些典型案例：2015年法国人克里斯托夫·韦伯（Christophe Weber）出任武田制药（Takeda）总裁，在2018年斥资约600亿美元并购爱尔兰Shire实验室，让武田在营业额上位列全球十大实验室之一，尽管因此留下巨额债务，却获得了九成股东的支持和信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企业家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这位医疗器械巨头奥林巴斯（Olympus）的前执行长，在2011年被免职后揭露了该企业篡改账目金额高达17亿美元的会计丑闻；更早的例子有索尼公司的美籍前总裁霍华德·斯金格（Howard Stringer），他曾在1998年至2005年间为索尼带来了一个动荡而繁荣的时代，力图在这家以“孤岛”著称的巨型企业中引入一种合作文化，然而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他个人对日本企业文化的看法时，他回避了问题，只是委婉地提到一份福岛核灾难报告中强调的日本国民性缺陷：本能服从、不愿质疑权威、死板效忠既定计划以及等级观念严格。在去年11月《日经新闻》的采访中，日本首富、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Tadashi Yanai）直言不讳：日本再不作出改变，经济上不变通，大老板们继续抵抗全球化，将会面临“灭亡”危险。

过去十几年间，日本企业与外企并购的数量急剧增加，戈恩案例中日产与雷诺的合并只是其中一例，这些似乎是日本经济走向国际化无可辩驳的证据。除前文提到的制药企业大并购外，2019年雅虎日本宣布与韩国搜索引擎巨鳄Naver旗下的 Lines合并，交易额达270亿美元；朝日证券向澳大利亚卡尔顿啤酒厂联合体（Carlton & United）注资110亿美元；软银集团（SoftBank）以360亿美元的巨资收购了美国电信公司Sprint；日本烟草以190亿美元收购了加莱赫烟草（Gallaher），以80亿美元收购了雷诺烟草。相比之下，类似雷诺—日产合并，或富士康2016年以38亿美元收购夏普这类外国企业注资日本的情况则要少得多。根据Recof调查公司的数据，2019年日资并购的总价值达到10万亿日元，而反向并购则达到近年来的峰值1.5万亿日元。文章认为：“外企在日投资很少，而日本人向海外投资陡增，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日本国内经济增长几乎为零，且其人口仍在持续减少。日本企业是在国际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消化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扩张。”

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外来资本持有者正在日企中努力激励和推动企业重组，越来越多地利用其持有的资本份额影响管理层，对董事及审计师的任免提出建议。日本近年来也在相应法规上更加鼓励投资者参与，外籍大股东们很大程度上参与到多家巨型日企的改革中，除日产—雷诺汽车外，还有东芝公司的领导层都经历了类似的重组。鼓励大型企业重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改革雄心的重要部分。然而这样的政策优势在未来很难继续维系：随着国会加强外国投资严格审查的新法规出台，许多领域的外资控股超过1%的变动都需要通知上游（此前的阈值为10%），此外政府可以监管董事会的任命。

20年前走进日产汽车的卡洛斯·戈恩一度被视为救星，做出了一系列本国经营者不可能做出的艰难决定，然而今天的日本更需要的不是这样的精英，“而是更多平凡的外籍雇员”。文章认为，人口严重老龄化问题对日本打开国门、吸纳更多外籍雇员提出了大量需求：“出生率稳步下降造成了长期劳动力短缺，在建筑业、工业和酒店餐馆业表现尤为显著。”从人口比例上来看，“国外出生的人仅占日本人口的2％，而美国为14％，法国为11％。”通过2019年4月颁布的新移民法改革，政府首次宣布放开工人签证的许可，但唯恐公众抵触，仍然表示该法案尚不构成“移民政策”，犹豫不决的法令在执行上也收效甚微。“政府原本希望从2019年4月起，在一年内签发40000份‘半熟练工’签证，但截至11月底，仅发放了1019个此类许可。 缺乏竞争力的工资，日企的繁文缛节和语言障碍都对日企引入外来劳动力构成了阻碍。”

戈恩逃亡事件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15日在巴黎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对逃亡事件本身“不予置评”，而被问及具有法国、巴西、黎巴嫩三国国籍的戈恩在日本被拘禁时，他表示自己“已多次向安倍首相表示，希望日方能尊重法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并维护其尊严”。法国《世界报》“企业”专栏15日发表巴黎文理研究大学（PSL université）国立巴黎矿业学校（Mines Paris Tech）教授阿曼·哈切特（Armand Hatchuel）的评论文章，评价“卡洛斯·戈恩是企业恺撒主义的化身”，认为该事件“应该让企业警醒赋予天赋异禀者无限权力所带来的危险”。

哈切特认为戈恩事件与传统意义上的伟大企业家传奇不同，更像一个企业内的刺杀恺撒阴谋：“领导者被奉为英雄，权力个人化，出人意料而又令人眼花缭乱地崩溃”，就像这位日产汽车前总裁所说的，“要罢免他必须要有司法界与工业界合作策划一场阴谋，而对一个普通老板只要解雇他就足够了。”但雷诺—日产汽车并不是唯一正经历此种恺撒式崩盘的企业，它的悲剧也正不可思议地发生在不少工业巨头身上：大众汽车的“柴油门”、法国电信的“精神骚扰”自杀潮、波音737MAX的空难危机……

“在这些事件的调查中，总是浮现出相似的剧本。首先是高管通过超乎寻常的巨大成就达到职业巅峰。随后他们便忙不迭地宣告发现企业运营现状亟需一场强烈而迅速的振兴。然后便以紧迫性和英雄的能力水平为依据，遵循一套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追求盲目膨胀的目标。漂亮的短期业绩和财务报表带来无止境的压力。所有反对派、所有内部批评机制都逐渐噤声，董事会态度消极，股东大会只会鼓掌同意一位受信任的领导者。然而幕后的重要业务运作机制都在不断腐化（社交对话、职业技能、质量控制、内部协调等）。追求成功的指标变成了万恶之源，因为它掩盖了效率和凝聚力的损失。这样一来企业失去了对错误和累积的危险做出自省和警告的反应机制。最终，现实只会通过灾难或丑闻来回报，从而导致经理人倒台甚至企业的崩溃。”

文章指出，尽管仍有诸多企业家没有屈服于这种恺撒主义的权力失控，“但自从2001年的安然事件以来，股东资本主义的规则似乎更倾向于扩大恺撒主义，因为被塑造成英雄的领导者更适合金融市场。即使对于一家复杂的企业、一个专业技术规范苛刻的行业来说，财务至上的原则仍然更愿意信任那些能够迅速带来‘振兴’奇迹，拥有令人满意的盈利能力的神奇老板”。近20年中高管薪资的爆炸式增长，“也在助长这类杰出领导者的神话，同时为他们享有高薪酬辩护”。而另一方面，长期目标在企业发展指标中的萎缩，也使得恺撒主义的破坏力变得模糊不可见。“荒谬的是，这位英雄领导也因此成为了对企业存亡至关重要的，企业所拥有的唯一的长期资产。”

哈切特认为：“要对抗企业恺撒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股东制管理，将契约所确立的存在理由和使命视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此外，还必须教会管理者一项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领导者的伟大不仅取决于良好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创造这些结果的集体职能的质量。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能保证潜在的灾难不会被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