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书单︱欧阳晓莉:古代文明研究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交织

在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中，由于对象年代久远且没有传承，诸多缺少物质载体的信息（譬如仪式和观念）已不可复得，唯有借助人类学理论方可构建一二。加之文本材料多为考古发掘所获的出土文献，因此研究者往往也关注考古学的进展。笔者所从事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研究（亚述学）尤其如此。

一、陆启宏（著）：《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该书作者陆启宏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和西方史学史；已出版专著《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并发表了一系列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论文。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始于20世纪60年代。作者的博士生导师、西方史学史的资深学者张广智先生在序言中写道，年鉴学派的史家雅克·勒高夫提出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可合并为一个新学科，是为历史人类学。当然，“历史学有自己的历史人类学，人类学有自己的历史人类学。”历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人类学家则在历史学的影响下从共时性转向历时性研究。简言之，“共识性”分析是在特定时空中针对某一对象的个案研究，而“历时性”分析着眼于对象在时间进程中的发展变化。

该著作上篇为理论篇（第一到第五章）。“文化”是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因此也构成了历史人类学的基础。第一章回顾了此概念自19世纪晚期以来的流变，指出文化的象征本质而非物质生产日益主导了其意涵。这正是人类学的“文化”与考古学的“文化”的分野之处。第二章则援引具体著作，探讨了文化如何建构族属共同体（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科学共同体（夏平和谢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以及文化本身又如何被建构（洛夫格伦和弗雷德曼的《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

第三到四章重在分析人类学家如何在消融结构主义人类学对历时性研究的忽视后，从共时性转向历时性研究。马歇尔·萨林斯主张人类学视域下的“结构”（即文化秩序中的象征性关系）实为一种历史事物，藉此超越“结构”与“历史”的对立。在历时性研究中，人类学家面临着如何认识传统的发明这一问题，因为历史意识的生产主要基于“人们对记忆的建构”。

第五章展现了历史学在人类学影响下发展出微观视角，文化微观史和社会微观史也随之产生，近年来还兴起了全球微观史。为克服碎片化的倾向，历史人类学致力于践行“小地点、大问题”的范式。

第六到第十章构成了本著作的下篇（实践篇）。第六章以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最为成功的西方巫术史为例，说明人类学一方面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使魔法和巫术成为后者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为巫术研究提供了方法和工具（如基斯·托马斯的功能主义）。第七章则展示了在历史人类学影响下，家庭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发展和微观史学的兴起。

第八到第十章聚焦于重要的学派和学者，依次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史家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美国学者格尔兹和达恩顿，以及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法国的历史人类学有三大特点：它借鉴社会学的结构和互动理论，关注家庭和亲属结构、性别和年龄、以及阶级和共同体；关注魔法因素和克里斯玛；关注长时段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研究者们放弃了布罗代尔的宏大和长时段叙事，转而关注社会文化史；在研究对象上转向自下而上的历史（边缘性、地方性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如心态史和微观史。格尔兹视“文化”为可供解读的文本，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运用“深描”的方法解读其中象征符号的意义。

新文化史家达恩顿1984年出版的《屠猫记》就是实践这一方法的典范。这部作品根据18世纪巴黎一位印刷工人半虚构的自传，分析了印刷所的工人和学徒把住所附近的猫（包括师母的爱猫）绞死的事件。达恩顿采用“深描”的方法，首先揭示了这一事件背后的阶级矛盾。更具启发性的是，他还引入了节日的角度，提出屠猫事件中的仪式场景与印刷行业学徒经历的仪式之间存在关联。此外，猫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着巫术和性爱，“屠猫”不仅把矛头指向师母，而且影射了她与神父的奸情。

戴维斯早期的人类学实践则可称为“历史的人类学”——通过微小的现象来观照社会层面的宏大问题。她后期的研究范式转变为“人类学的史学”——运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史学，关注大声喧嚣、悼念仪式和大众谚语等主题。2000年她出版了《16世纪法国的礼物》一书，其灵感显然来自法国人类学家莫斯（1872—1950）。后者1923年出版了《礼物》一书，探讨了“有偿”的礼物所蕴含的社会观念与道德原则及其导致的社会后果。

在最后的结语部分，作者指出，“扩大了历史的可能性”也许正是历史人类学给予历史学最大的价值。

该著作内容丰富详实，作者援引了大量人类学、历史学、历史人类学的著作和论文，对历史人类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历时性的系统分析。无论是对于西方史学史的专业人士，还是对于笔者这样对历史人类学感兴趣的一般学者，该书都是一本必读的佳作。

二、Louise M. Pryke（著）：Gilgames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该著作是丛书《古代世界的神祇与英雄》（Gods and Heroes of the Ancient World）系列中的一本，作者露易丝·M.普赖克现任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古代以色列语言与文学系讲师。

《吉尔伽美什史诗》（下文简称“史诗”）是古代两河流域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英雄史诗，堪称两河流域的文化名片。它的相关研究著作不胜枚举，可大致分为出自专业学者之手的学术性著作和非专业学者的普及性著作。该书显然属于后一类。

除导论部分外，全书按主题分为七章。第一章“王权”和第二章“武士与英雄”聚焦于“史诗”的主人公吉尔伽美什。他身为乌鲁克城邦的国王，却一度冲破两河流域国王传统职责的樊笼，并以武力方式挑衅神祇的权威乃至试图僭越人神之间的界限——希望获得永生。根据作者普赖克的分析，吉尔伽美什最终意识到了武力的局限性，接受了人必有一死的命运，并回归到城邦国王的传统角色。第三到第六章分别围绕着“动物界与生态学”、“爱和家庭”、“智慧与教化”和“死亡”展开讨论。作者认为，自然与文明在“史诗”中构成了一对推进情节的张力，吉尔伽美什与好友恩启都对自然的欣赏与热爱也是文学作品中最早的范例。“爱和家庭”一章着重讨论了母亲宁荪对吉尔伽美什的母爱，还涉及了他与恩启都之间地位不平等的英雄之爱。在“智慧与教化”一章中，作者指出吉尔伽美什在整部作品中不断从其他角色那里得到建议，包括他的母亲、恩启都、海边酒馆的女老板施杜丽以及获得永生的凡人乌特纳皮施提。其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增长智慧的过程。教化的作用则体现在恩启都从一个自然状态下的生物蜕变为人类社会的一员。在“死亡”一章中，吉尔伽美什经历了从藐视死亡到恐惧死亡到最后接受死亡的心路历程，这是他收获的最重要的人生智慧。

本书的结语部分梳理了“史诗”对《圣经·旧约》、《荷马史诗》、其他希腊神话和《一千零一夜》的影响，还讨论了吉尔伽美什的形象在现当代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二次创造。

目前，中文学界尚无较为全面地研究“史诗”的作品面世，所以该书不啻为一本优秀的入门和普及读物。不过，这一特点同时也是它的不足之处：由于作者不懂楔形文字，写作时仅能参考二手文献，行文不免流于肤浅且缺乏深度分析。此外，该书正文的字体异常细小，引文更甚，读来颇费眼力。劳特利奇作为一家国际知名的出版社，其出版物按理来说不应出现此类技术失误。

三、【美】埃里克· H. 克莱因（著），林华（译）：《考古的故事》，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该著作英文原版名为Three Stones Make a Wall: The Story of Archaeology，201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克莱因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古代史和考古学教授，并任该大学考古研究所主任。他还是美国近东考古学界的顶级期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简称BASOR）的两位主编之一。中信出版集团同年还翻译出版了他的《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一书。

该书共分为六大部分，分别关乎：（一）早期考古学和考古学家，（二）非洲、欧洲、黎凡特，（三）青铜时代的爱琴海地区，（四）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五）《圣经》之地及以外地区，（六）美洲新大陆。东亚地区虽然没有专门的章节讨论，但在第五部分结尾处也有所涉及。作者的全球视野由此可窥见一斑，这与他在《文明的崩塌》一书中的视角是一致的。

如果把该书与另一本更早的知名考古学普及读物进行比较，那么前者的上述特点就更为突出。国内读者熟悉的《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一书，由德国作家C. W. 策拉姆在1949年出版，其最新译本由张芸和孟薇翻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策拉姆的真名为库尔特·W. 马雷（1915—1972），曾任罗沃尔特出版社的记者和总编。《神祇、陵墓与学者》的第一部分名为“雕像之书”，主要讲述了庞贝古城、古罗马斗兽场、特洛伊、迈锡尼和克里特岛的发掘；第二部分“金字塔之书”的重点在古埃及，包括象形文字破译以及帝王谷和图坦卡蒙墓的发掘；第三部分“庙塔之书”聚焦于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破译和遗址发掘；第四部分“阶梯之书”着重介绍美洲的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第五也是最后一部“尚未写就之书”则综述了当时尚未得到解答的一系列考古之谜。

笔者揣测，克莱因十有八九曾读过《神祇、陵墓与学者》一书，因此在布局谋篇上有意识地与之错位。此外，他作为职业考古学家，在著作中还关注了新兴的考古方向（如水下考古、科技考古）和考古发掘面临的法律和伦理挑战（战区和战时的遗址保护以及文物归属）。书中还穿插讲解了一些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发掘地和发掘方法的确定，文物的年代测定和得以保存的原因。

《考古的故事》仅在第一部分概述了传统考古学历史上的精彩故事，涉及庞贝古城、特洛伊、古埃及、两河流域和中美洲等遗址或区域的发掘。第二部分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了史前的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新月沃地上的农业革命。

在针对青铜时代爱琴海的第三部分中，他行文的重点不在特洛伊而在迈锡尼和克里特岛上的王宫，还专门介绍了关于亚特兰蒂斯（Atlantis）岛所在地的争论。根据柏拉图在其著作中记录，一位埃及祭司告诉来访的希腊政治家梭伦，海上曾有一个名为亚特兰蒂斯的岛屿，孕育了辉煌的文明，但大海在一天内就淹没了这座小岛。克莱因认为它就是克里特岛以北110千米处一个名为桑托林的火山岛，上面的古城阿克罗蒂里如同庞贝古城一样毁于火山爆发。作者还用专门的一章介绍了土耳其西南海岸的“乌鲁布伦沉船”（约公元前1300年左右沉没）的打捞和研究状况，揭示了水下考古学这一新兴方向的发展和潜力。

第四部分关乎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考古。克莱因介绍了奥林匹亚（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所在地）、雅典的市集以及罗马城的发掘。

第五部分选取了美吉多、库姆兰洞穴（死海古卷发现地）和罗马帝国时期的犹太要塞马萨达作为《圣经》之地的考古案例。有趣的是，在美吉多遗址还发现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留下的机枪弹壳，最后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证实它们源自捷克所制的机枪。马萨达的发掘活动则因为以色列考古学家伊加尔·亚丁的政治立场而遭受争议。根据犹太史家约瑟夫斯的记载，在公元73 / 74年，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960名犹太奋锐党人宁死不向罗马人投降，在马萨达集体自杀。亚丁认为该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了约瑟福斯的叙述。但有学者提出异议，指责他利用考古成果来构建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这部分的最后一章介绍了叙利亚境内的三处遗址巴尔米拉、埃布拉和佩特拉，表达了作者对战时遗址遭到破坏的深切忧虑。

最后一部分概述了新大陆的考古发现：既有早已知名的秘鲁内地沙漠地区的纳斯卡线条图和墨西哥境内的奥尔梅克遗址（约公元前1150—前400年），又有1987年在秘鲁北部发现的西潘王陵（公元250年左右），还有美国本土的早期居民和印第安原住民的遗址。这部分的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使读者对古代美洲文明的了解不再局限于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

该书集生动趣味和严谨详实于一体，堪称“大家写小书”的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