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话｜什么样的城市才有夜间经济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城市的基础是“市民共同体”，东方城市的基础则是“官僚”。前者是市民以公民身份进行活动的场所，后者则是由城市统治者进行管理下的空间（韦伯《城市类型学》，今井弘道《誓约的城邦形成论与社会契约论-对韦伯的东西方比较城市形成论的考察之一》）。按照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色，韦伯判定，东方历史上的城市（包括中国）根本不能称之为城市。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特色，判定西欧中世纪没有城市。因为以其规模来说，它们实在是够不上城市的标准（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城市分古今，亦分中外，不能一厢情愿进行类比。公元2019年亦是如此。如今谈及夜间经济，多参考欧美城市，诸如伦敦夜经济等等。欧美大城市的中青年人动辄下班后have a drink。日韩上班族下班后也必须得有几轮夜饮，深夜食堂对他们而言是必需品，而非消遣品。中国人既没有在喧闹的酒吧里扯七扯八的习惯，也没有小规模的职业社交也要用酒精促进的传统。夜晚能吸引人上街的，大约只有吃夜宵（撸串）了。

当地的文化传统及其市民的社会生活习惯，才是一个城市夜间经济的根基。这并非是一厢情愿地多让几家商场延长营业时间、多公布几项政策可以轻易改变的。要想激活黑夜，需要回过头读懂自己的城市，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需求，才能在黑暗中真正擦出一些火花来。

有夜间经济的城市，首先必须有夜间。

网剧《长安十二时辰》里，高潮自夜幕降临之时逐步推进，欢天喜地与勾心斗角交织的长安城里，华灯四起，满月流光，飞檐走壁，电光火石。通过电视剧、小说和诸多公号若干轮不遗余力的科普，唐长安城对空间形态和时间的控制已无需赘言。读者朋友们大多已明白，这样的情节只能发生在正月十四至正月十六那几天的夜长安。

在其余的时间里，长安的时间和空间被分割得明明白白。你并不能在夜晚穿行在坊与坊之间的大街上，东西两市天黑之前早就关了。好在关起门的坊内总还是自由的，于是坊内的人也就知足了，胡人肆内买张胡饼，与人闲扯两句，听听坊外的鬼吟几句诗，便是许多个稀松平常的夜晚。那些不许人走百米宽的大道是属于鬼的。在唐朝的黑夜里，人与鬼各种凄厉地相遇。这似乎是一种报复，你不让我自由地享受夜晚，那我便幻想出一个群魔乱舞的世界来，坊墙束缚不了魂灵。

而拥有夜间生活并非是中国城市与生俱来的权利。

在中国，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这与爱经商的苏美尔人、爱贸易的希腊人的城市形成的原因截然不同。早期的中国，地理环境是主要促成因素。同样在文明形成的初期，中国的土地适合农业发展，到了不需要交易的地步，只需要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而希腊人的土地贫瘠，只能种种橄榄和葡萄，他们只能投身于邻近的大海，换回来自己需要的商品。

随后的中国古代城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政管理中心，即京师、各省、府、州县的治所，对这些城市来说，政治意义是首要意义；第二类是其他城市，并非由政府设置，而是出于经济诉求自发形成。《左传·闵公元年》中有这么一句话：“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说得很清楚了。

对于京师来说，政治因素尤为重要。为了好好管住其中的市民，维系首都的稳定，北魏人想出了一个好制度来实现——“坊市制”。

坊市制，即把居民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围墙圈起来的坊内，坊墙上设坊门，坊门定时开闭，设专人把守。坊市制最早始于北魏平城，成熟于北魏洛阳。北魏天行二年（399），北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始建都城。《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七月条记载：“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平城宫城位于北部，南部为居民居住区。泰常七年（422），在居民居住区外围修建郭城的城墙，郭城内规划有封闭里坊。据《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其郭城绕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闭）坊搜检，以备奸巧。”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北魏迁都洛阳，在东汉魏晋洛阳的基础上，扩展外郭城，并对郭城内的里坊明确规模和管理制度：“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洛阳伽蓝记》）在这座新规划的都城里，人口有组织地被分配居住，并按原有的部落分区块安置，同时为了防止动乱和控制人口，对里坊实行封闭化管理。正是从这里开始，古代中国的封闭式里坊制度成为定式，直至唐宋之际。

可以这么说，封闭式的里坊制度就是为了管住你。你的需求如何，并不在统治者的考虑范围内，便于管理才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抑制工商是一直以来的倾向。《隋书》卷56令狐熙传中，提及隋开皇年间令狐熙任汴州刺史时的情况，“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及至《唐会要》卷八太和五年七月左右训使上奏文中说：“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已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

与里坊制度成双成对出现的是宵禁制度。

对时间的管理，深植于中国统治者的血液里。观象授时，是天子的特权，对时间的管理和分配亦然。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的墙壁上发现以皇太后名义发布的“月令诏条”，序中写道：明君“靡不躬天之历数，信执其中，钦敬阴阳，敬授民时”。《国语·鲁语下》中明确国君对普通民众的要求是“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中文里，“月黑风高”下一句是“杀人夜”，通常与“非奸即盗”联系在一起。黑夜里酝酿的绝不是什么好事。照明微弱的小农经济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自然、是本分。晨昏行为区分出了合法与非法，对夜晚的管理可以说是顺利成章。

中国古代社会对夜晚的管理及宵禁制度可溯及周代。《周礼·秋官司寇》里面提及有个官职叫“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他的职责就是根据星辰判断时间，告诉巡夜的官员实行宵禁，禁止人们天黑后还在外面乱走。宵禁虽在唐代的名气比较大，在秦汉之际时，其实已经有了。汉朝时安排了郎官守夜，“宿夜郎官分五夜谁呵，呵夜行者谁也。”（《汉旧仪》）汉灵帝曾有一宠爱宦官，其叔父犯了宵禁，曹操作为一个级别不高的官员将他直接杀了，而这个宦官拿曹操一点办法都没有，可见当时宵禁之严（《三国志·魏书》卷1）。

然则关得再紧的门，也能透过一丝丝亮光来。一如汉代形态各异的灯，照出夜市隐隐绰绰的轮廓。

汉代文献中出现过夜市的记载，但数量极少、规模不大，多出现在边疆边陲。如东汉建武8年（32年）有姑臧夜市（今甘肃省境内），在常规的朝市、午市、夕市后加了一个夜市。从西汉末至唐末，姑臧一直是武威郡治所。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六月，以河西四郡置雍州，州治姑臧。姑臧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发展对外贸易，夜市的出现属于对自发需求的满足。有了商品交换的需求，白天的时间显得不太够，夜市不光是夜经济，那些夜间燃起的灯火也是经济本身。

唐朝的夜禁制度在此不赘述，以其管理之严格、范围之广，到了后期夜市也屡见不鲜。中晚唐时期，夜市广泛出现，以南方地区尤为突出。大城市如苏州、扬州、汴州、杭州等地，中小城市和乡村集市中，夜市也不乏有之（张金花、王茂华，《中国古代夜市研究综述》）。

唐代的汴州，就已经“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甚至有了通宵夜市。唐人杜荀鹤《送人游吴》描绘苏州夜市：“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送友游吴越》：“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扬州夜市也留下痕迹，唐人王建《夜看扬州市》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声势规模已十分浩大。《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杜牧引《唐阙史》云：“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杜牧在扬州时是唐文宗大和七年（833），九里三十步街是当时扬州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正是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中那条著名的路。这条路从南到北纵贯扬州，在诸多诗句中留下了旖旎的描写。可以想见当时令人心折的情景。

而在京城长安，夜禁开始悄悄松动，给了鬼市抬头的契机。但这个鬼市和江南苏州扬州的盛景比起来未免有些心酸。

文初在长安吟诗的鬼，出现在《南部新书》的记载中。说到长安某个中秋望夜，有人听到鬼吟诗道：“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又听到有鬼和道：“九衢日生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长安务本坊西门是鬼市，“风雨晦冥，皆闻其喧聚之声。秋冬夜多闻卖干柴，云是枯柴精也。”鬼市并非真是鬼在交易，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偷偷摸摸的交易。多发生在秋冬“风雨晦暝”的夜晚，其时寒冷阴晦，宵禁管理势必有所松懈，交易一些当时比较急需的生活物品，如寒冷时生火所需的枯柴。选择在务本坊这个地点集聚也是情有可原，此坊商贾和民家混住，交易起来比较方便。

直到宋朝，夜市在京师才开始扬眉吐气，别处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时候真的到了。为了创造这个时代，经济的爆发和制度的巨变，谁也离不开谁。

宋朝城市化率达到20%左右（这一数值到了清朝跌落至7%，城市化率估算来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20%的城市化率背后，是宋朝逐步扩大的城市版图，和商业城市——而非政治意义上的城市——的形成与壮大。植根于帝国每个细胞里重农抑商的传统得以松动，政府税收不再以农业税一家独大，商业税足以与之平分秋色。北宋熙宁十年（1077），商业税甚至高达70%。对贸易的支持、对税收制度的改进和对技术的鼓励，使得宋朝的城市居民里商人群体开始壮大。正是在宋朝，坊制正式崩溃，市制亦然，市民走出坊市大门，撕掉人为造成的时间枷锁，走入流动于晨昏之际、熙熙攘攘的街市。北宋首都汴京，不再只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

光有夜晚和经济还不够，还要有消费人群来支撑夜晚的经济。

汴京城面积53平方公里，人口数量级约在百万。其中最多的人群，当属禁军及其家属，其巅峰人数曾达到68万左右（太宗朝），熙宁之后，经历对禁军数量的裁减，这一人群开始回落，跌至徽宗朝只剩约28万（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其余主要群体包括：皇室宗亲，其中宫内人口连同皇帝妃子宫女宦官等，在万人以上（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吴松弟著《辽宋金元时期》，574页），宗亲贵戚人口在万余人（《靖康稗史鉴证》卷七，243页）；以及中央政府的各式官吏，人数在两万五千人左右；宗教人士（僧尼、道士女冠）数万人；此外还有艺人、手工业从业者、外地进京举子、服务业人员、太学学生……然而，汴京城内人口仅次于禁军和家属的不是以上诸君，而是各色商人，真宗时“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其中有外地来京做贸易的，也有本地开设店铺、租赁房屋仓库的商贩，这些商人一般属于坊郭户，人口总计在3.5万人以上。

商人经营着日常所需的一切，吃穿用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卖不了。晨起上街需要洗脸，人群中有卖洗脸水的。晚上又岂能让人失望？夜市到了这里，都不以“夜”为稀罕事，而是把白天舍不得结束的抻到了夜间。汴京人习惯了灯火喧天的夜晚，夜经济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哪管寒暑与风雨。

北宋初期，汴京夜市已是平常事，但要求三更以前结束；中期以后，夜市时间进一步延长，甚至到了通宵达旦的程度。其中最为繁华的两处所在，一是御街沿线的州桥南北，二是马行街。州桥夜市集中贩卖各色吃食，其种类太多，请于《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中寻，在此不一一赘述。这与附近多官府衙门，公务人员较多相关；马行街位于宫城以东，总是人物嘈杂、灯火照天，连蚊虫都在这里绝了迹（【宋】蔡絛《铁围山丛谈》）。马行街南北几十里，多的是“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马行街铺席》）。这里的夜市通常到三更才结束（默许到四更），五更又复开张，即使是寒冬腊月、大雪阴雨也绝不将息。

无论酒楼，还是瓦市，都是“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酒楼》）瓦市多随着庙会开设，其中最大规模的当属相国寺庙会，相国寺紧邻汴河，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内有64院以及中庭长廊，其中中庭两庑能容纳万人，地方广阔，便于交易。瓦市并非常设集市，而是取瓦子的意思，“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来时是市场，解散了便不复存在。相国寺瓦市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三（初三、十三、二十三）、八（初八、十八、二十八）开放，累计一月开放八次，交易商品无所不包，甚至还有僧人在寺内开摊卖猪肉，极受达官贵人追捧。此外，如四月初八佛诞日、六月初六崔府君生日……在庆祝活动之外，市场交易也一起进行。

走出日常的酒楼和瓦市，还有那些不庆祝好像不太合适的节日，七夕乞巧、中秋赏月、上元观灯……没有节日？总有夏日，夏天的夜晚去清风楼饮酒赏月去吧，总有乐子可以寻，总有各类集市可以逛。一时让人不知从何说起。

所以不用往外看，而是往回看。有了对夜晚堂堂正正的想象，有了经济，推了坊墙，没了宵禁，有了绵延的街市，有各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吃食，有三百六十度满足市民需求的商人，有神圣但更多是烟火气十足的中国特色公共空间——寺庙，一年到头有那么多节日值得庆祝或可以庆祝，即使在同样拥有寒冷冬天的北宋汴京，经济到了夜晚也绝不会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