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惯例与自以为是

吕嘉健 學人Scholar

文 | 吕嘉健，自由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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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这种力量比深思后的解释、民族性和个人喜好更加强大，我把这种力量叫做“默认值”：一旦有了默认值，就照着它去做。

—— 格尔德·吉仁泽[1]

一、自动化的默认使人们自以为是

本文并不探讨常规说的“心里承认，但不表示出来”那种默认，此种默认的现象例如：

你结了婚，不用明说，你默认了要将对方的家人亲戚朋友亦当作你的家人亲戚朋友看待，这是社会关系的默认。

别人来信，你须回信；你借了钱，你该还钱；你到他人家里做客，要尊重主家的习惯规矩；你做了错事，就要承认并且改正；你承诺过的事情，就要应诺，即使你有强大的权力，也不能赖账，等等，这是社会规则的默认，也是互动契约道德的默认。这些做不到，就会被视为不文明的或流氓行径。

我要研究的是不基于推理反思，只是直觉思维里“糊涂”地认同，连自己都不清楚就完全接受了的另一种默认。

假如给一个定义的话：默认就是不假思索的直觉认同，根据经验法则和可得性感受而自动同意和潜移默化地跟随，它是一个连绵的过程。

在现代市场社会，凡种种电子产品、金融产品、商品交易产品都会有复杂的契约规定，以预防不可预计的风险。设计者会设定一种正常模式，即在常规运用和多数人使用的大数据模式上设置“默认”状态键，不需要客户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或选择，而其风险设置较为保守安全，于是大多数客户便按照从众心理，一键默认选项。你不默认，便不能通过，就没法达成交易或无法使用。而假如你选择其他复杂模式，你却担心背后有许多无法理解的情况而出现障碍和将来自己难以承担的责任，于是随大流走常规比较保险。

社会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的研究证明，人类身上的“损失厌恶”和“选择盲目”心理暗示着，如果某项选择被设计为“默认”，那么它会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因此，默认选项便起到了强力助推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默认选项的助推极为强大，因为消费者会感觉（无论对错）默认选项是被设计者所认可的选择。[2]

一旦选择了“默认”，绝大多数人将一直不会改变这种默认状态。“懒得去改变”是人性的基本心理模式。

通过理解商业设置的“默认”，我们可以反思社会意识文化的“默认”心理。

先看一个科学研究的例子。

1973年，《科学》发表了心理学家戴维·罗森汉的文章“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他和七位同行上演了一出“冒牌精神病人进入精神病院”的骗局，他们进入精神病院自诉有幻听症状，被收治入院后，他们的任务是想方设法出院，“特别是要让医护人员相信，他已经恢复了理智，可以出院了”。结果表明，这项任务极为困难，初诊医生确认他们是精神病人后，无论其行为完全正常，无懈可击，但始终还是被认定为精神病患者。

这个实验表明：人们的第一个判断做出来并加以确认之后，便会形成一个内隐的无意识的思想结果记忆下来，然后慢慢被默认为一种自我信念的结论，这个带有信念性质的默认结论便成为了“内隐记忆”，作为后来一连串判断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极少人会对以往形成的信念和认知结论进行控制认知的反思。

人性遵从默认规则的影响力非常巨大。例如关于器官捐赠，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法律规定，若没有登记，就不能成为捐赠者，即这些国家没有器官捐赠的默认规则；而在法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家，每一个人都被默认为捐赠者，除非他选择退出。结果是：在那些遵从默认捐献规则的国家（如法国），极少人选择退出默认捐献规则；而在没有默认捐献规则的国家（如美国），则很少人选择去登记捐献，这样你就很难判断究竟人们是否会同意捐献，但事实上就造成了很少人去捐献器官的结果。

这说明，要背离默认值会让人们陷入决策困境的状态，因为人性心理是：现有的默认值就是合理的建议，既然它一开始就被实施，而且在历史过程中没有被否定，那它就是正确而有益的。要让我不再默认这样的原则，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这就好像中国人都默认国家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信念，要让中国人改变这样的默认值，基本上是无效的。

认知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指出：

我们内置着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种针对不同行为和选择的预设偏好。……大脑拥有数百万的局部处理器来做出重要的决定，它是一套高度专业化的系统，关键的网络分布在大脑的整个组织当中。大脑里没有最高指挥员。……如果你曾经失眠过，想必知道：不管你怎样对着大脑喊叫“停下，去睡觉”，它也从来不听你的。[3]

我们的大脑内置就是“默认机制”，默认的预设偏好，默认的经验法则，默认信念，默认情感，默认规则和默认习俗等等，它们以最快的速度让我们在各种情境下不加思索地作出最快的直接反应。

在过去20年里，认知神经科学对大脑“默认网络”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为：

其一，我们的大脑有一个“默认网络”的区域，分布在整个联合皮层，包括额叶、后中线和顶叶下叶的广泛部分；

其二，当大脑需要执行积极注意力（被动状态）的任务时，默认网络的大部分区域会受到抑制，表现出活动减少即“负激活”的现象，而由支持外部感官注意和认知控制方面的网络主导；

其三，如果大脑处于非任务的内隐状态下，默认网络会自动处于激活状态即担负起积极活动的主角，这些内隐活动包括记忆、想象未来和社会推断等，都是在默认状态下自发活动的，简称之“自发认知”，而默认网络的自发活动往往依赖于基于内部构造的信息；

简言之，当执行面向外部的任务时，就抑制默认网络，而启动另一个系统，以关注和回应环境中的刺激；当进入一种内部的心理状态时，就启动起默认网络。因此假设存在一个默认网络的控制机制，可能外部和内部处理模式是使用不兼容的、甚至是对立的功能设定。[4]

社会心理学家齐瓦·孔达指出：

“我们的许多判断、情感和行为是自动化完成的，是受一些没有意识到的因素影响的，是不能控制的。”

“我们通常很少能通过内省进入高层次的认知过程，我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各种因素在影响自己判断和偏好中的作用。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政治态度的转变是一位朋友评论的结果，对一个问题精明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由于一位老师的微妙暗示而产生的，或者选择某个品牌的牙膏是由于它在超市货架上的位置。在这些例子中，我们通常对自己如何形成判断能提供自信的报告，但是这些报告是不可信的，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直接内省的基础上。”[5]

当人们习惯于一种思维方式之后，对于用这种思维方式思考出来或感悟得到的想法和信念会不加证伪地默认。人们假如总是被默认的方式牵着鼻子走，虽然真诚，却未免于蒙昧状态。

换言之，首先是无意识的自动化加工通过可得性启发法获得的感悟而形成了一种判断，然后习惯性地相信它（人们通常没有养成内省的批判性证伪的思想习惯），加以确认偏误。

一旦确认偏误形成，我们以后就很难再质疑自己的价值认知。即使在实践中遭遇到挫折，也极少人能够通过反思来修改自己的确认偏误，而依赖“默认机制”一直发展下去。

人们很难改变早先形成的内隐结论的原因很复杂，或者出于虚荣心荣誉感，为了气概之争，不肯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或思想不严谨，干脆将错就错；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根本不会发觉自己思维失误的问题。

默认使人们自以为是。

宋代皇室在开国之初确认了“祖宗家法”：绝不能让军人操控政权，优待士大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的头上。而导致后来有宋一代冗兵浩众，却毫无战斗力。

这个祖宗家法的确认变成了默认机制之后，后来虽然北宋被金人残酷灭亡，经历了靖康之耻之后，南宋的皇帝和士大夫集团依然不改故辙，直至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掉国家栋梁岳飞，贬逐或打击张浚、赵鼎、李纲、胡寅，也是士大夫集团默认的。

正如王夫之指出：

“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自赵普之谋行于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动，则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故非徒王德用、狄青之小有成劳，而防之若敌国也。”[6]

默认机制通常就是这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凡是祖宗家法几乎都会依循默认机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鲜有突破变革的例外。还可以举出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力之默认信念的例子：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始终会默认一套“中体西用”的信念，这是不可能会改变的。

二、从众、从俗和从权的默认惯例

前面我说过：要背离默认值会让人们陷入决策困境的状态，因为人性心理是：现有的默认值就是合理的建议，既然它一开始就被实施，而且在历史过程中没有被否定，那它就是正确而有益的。要让我不再默认这样的原则，我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我们从小到大在文化环境中被自然而然深植于大脑的信念、价值观，假如不经过一番检讨证伪，它们会被一直默认，直至你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所以默认就是对惯例的无声认同和自然跟随，尤其是对潜规则的。跟从惯例就是从众、从俗和从权。

在中国，男人们默认一种霸道的女权主义潜规则：你必须讨好你所喜欢的女人，交往时你必须自动买单，随传随到，结婚时你必须有房，挣钱养活她，给她提供令她满意的生活方式，听她的话，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换言之，女方的性和情是以金钱和权力交易得到的，这是潜规则文化的默认，与西方相反。

默认惯例很好的一个例子是：多数医生都会自然而然地默认一个信念，作为自己学医和职业的前提：治病救人，救死扶伤。

医生们不会去思考很多病并不需要去积极治疗，而由人身体的自愈系统和保健的生活方式去修复、平衡和调节自身的病态或亚健康状态（哈拉尔德·楚尔·豪森，2008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者）。相信医疗干预和自己的医术是他们积极、负责和有事业心有成就感的认知基础。

医学院在培养未来的医生时，的确全力以赴地针对病症研究怎样治疗，而不会着重教育学生自愈系统和养生保健的知识。对症下药和因症处方便是医生们习得的默认认知反应方式。

病人们到医院里的默认心理就是，你赶快给我开因症处方的特效药，或者立即动手术，让我在最快的时间里痊癒。

如果你给病人们讲自愈，调养，保健，辅导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病人们立刻就会咆哮，暴揍你一顿。

医生和病人们以及医疗生态系统是一个互动的社会，由这様的互动而建构起了共同认同的医学社会学的认知方式，然后大家都默认了这个前提。

社会互动系统对默认的影响是：医学界当然知道保健和养生要比积极治疗要重要和有效，但人间不会认同或不会遵从这种高尚的道理。因为社会需要经济利益，保健养生需要严格的节制和自律的意志、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是与欲望、享乐、任性对着干的。人们宁愿充分享受，任性挥霍欲望，然后再用快餐式的积极治疗来扑灭肆虐的病症。这是人们默认的惯例。

默认惯例和习俗，不是默认高尚的道理，这便是人性。

而对于穷人们来说，他们既不知道那么高深的道理，缺乏正确的信息来源，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本去保健和养生，只能从极有限的认知里，采取“救火式”的急就章解决问题的办法，换言之他们不可能采取长期投资自己身体和预防疾病的方式，既无认知风险也无预见未来的能力，所以患病之后，穷人们更愿意相信和接受“下猛药”积极治疗的医生。

积极治疗和过度治疗竟然就这样成了全社会互动的一种默认惯例，由惯例形成默认信念。

默认惯例在政治层面更有效：众所周知，当我们对某人、某事或某些观点不能认同的时候，但因为此种人事涉及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我们会采取默认的态度，这是权且从宜的策略。一旦经常性地权且从宜地默认很多问题，我们慢慢就会养成了被默认的顺从心性。

当我们对某些复杂又深奥的问题确实弄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也会默认流行的或主导的观点，因为我们没有选择。例如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年代，要求家家户户都要贡献出自家的一切铁器锅盆瓢勺，假如你有清醒的头脑和科学知识，你想与来者普及科学常识甚至想坚持私有财产法律观念，对方只要用三面红旗和爱国主义来敎训你，而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你也跟随整个大势去相信大跃进的观念，那么你除了默认，就再没有任何可以说的了。

当世俗的力量太强大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采取默认的态度。例如你的亲人在屋子里对着故去的父母亲照片大烧纸钱和点了很多香烛，你感到窒息难受而且觉得很不必要采用这种不适宜的过度习俗，但是考虑到亲人的另一种强烈执着的信念和感情，你只好默认然后默默地忍受。

认知发展论假设有三种道德认知水平：

1. 小孩子对正确的理解取决于“我喜欢”，自私地估计能带来回报或避免惩罚；

2. “习俗水平”。大一点的孩子和一般的成人通过“集体赞同”和权威来判断什么是道德；

3. “后习俗水平”，这是最高一层。根据从自身或集体中分离出来的客观的、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则。（劳伦斯·柯尔柏格）[7]

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发展水平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即都是采取默认态度和默认方式。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对于“中国”这个对象，你是在哪一个意义的层面上进行身份认同？种族的？地理范畴的？政权的？国家共同体的？文化的？本来对一个对象的认同应该要参考“语境”或“境域”，但是如果你在情感上、习惯上与集体无意识无分别地浑融着的时候，那么你会默认一个“中国”但绝对不会去想是什么意义，你肯定经不起别人严格追究下的分析性提问，但你会将那几个意义都一律认同为同一对象。

“默认”有时候是有意识的，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无意识的，除了我们习惯于在无意识主导下立即作出社会反应，更重要的是，人们总是在社会情境的压力下作出直觉认知反应或有意识的表态，既然自己无法做主，或不知所措，或很难辨别是非对错，在仓促之间就以默认作为从众、从权的策略。

人们对某些竞争性真相（赫克托·麦克唐纳）、意识观念、意见信息和信念感情采取混沌状态下自动认可、糊里糊涂认同的态度，或在未必认同的心态下采取不表态的和稀泥之承认态度。

英国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在陈述英国人的宗教信仰时这样说：

英国人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具有宗教性的民族，调查显示，超过88%的英国人在填表时会打钩，认为他们自己属于这个或那个基督教教派，通常是英国国教，但很难找到任何严肃地信仰英国国教的人，这些人在实践中只有15%的人会定期去教堂。大部分的人只参加诸如出生洗礼、婚礼、葬礼这类人生仪式。其实参加这些仪式不过是明显的“默认选项”。如果不进行基督教的葬礼，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还必须费很大的劲儿搞清楚要哪种形式的葬礼，而且这种努力会引来一系列令人尴尬的忙乱和非议。

英国国教是世界上最不具有宗教性的教会。它向来以其含糊不清、容忍过错、缺乏指导意义一团和气的教义而臭名昭着。当人们要填写表格时需要表态是否信教的时候，人们就会习惯性地填写英国国教，因为它是一种缺少其他选项的默认选项，就有点像“既不会同意，也不会不同意”之类的答复，一种漠不关心的、无可无不可的、精神上保持独立与不偏不倚态度的中庸宗教。[8]

这就是人们默认惯例的状况。默认是表达模糊的不知可否的态度时最好的方式。表明懒得动脑筋而从众、从俗。

研究纳粹大屠杀史的克里斯托夫·布拉温宁在其着作《大屠杀的起源》里讲述了德国人如何达到普遍接受“灭绝犹太人是正当的行为”的过程。犹太人在历史上承载了许多恶名，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里的犹太人夏洛克不仅被塑造成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守财奴，而且还被写成是冷酷残忍、复仇心极重的恶魔，但是莎士比亚同时也在剧中表现出了在基督教社会里，犹太人如何受到种族歧视和欺侮。

像这样的名作在漫长的历史里深入人心，希特勒的大屠杀就借助这种由来已久的反犹情绪，只要是德国人厌恶的特质，就把它宣传成是犹太人的性格本色，久而久之，“犹太人就是坏人”的刻板认知已经成功地被确认为德国人的无意识定论，成为不言自明、无需证明的前提了。在世界上以严肃思考和逻辑推理着称的德国人，竟然也不会质疑“犹太人就是恶魔”的谎言，因为它作为主流观念，越来越多的人会以默认的态度和默认的认知方式自动地接受这个观念，再默认参与行动，最终成为集体意志。

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从众、从俗和从权。

很多人常常对错的事情抱有坚定的内在信念，比如事先认定嫌疑犯是有罪的或无辜的，又如对发生一个事件的地区之族群产生深刻的偏见，而自己几乎并不了解那些人和事件的足够信息，但他们毫无障碍地确认自己相信的结论无疑，后来真相逐渐揭示出来，并不是如他们想象的那么一回事，但是他们依然不会改变原来的认定，或者对于真相的定论和自己错误的认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感到任何的冲突，就从此轻轻地放下了那个曾经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表态了。这就是从众默认的一种常态表现。

再举一例，看人性是怎样在默认惯例方面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我们所有人都会在是否正义、正直和正确的判断中默认一个界限度，在这个度内，即使我做了不那么高尚的事情、说了不那么得体的说话，也不算是坏事。然后，再找一个高尚的目的理由，来掩盖自己行为言论的不光彩不合理之处：我这样做是为了你或者大家好，所以我不惜过分，不怕担了恶名，甚至不择手段。

行为学家的研究揭示：

“我们每个人在欺骗时都有个度，只要没有超出这个度，我们就不至于有罪恶感。”[9]

这种心理和做法就是众人默认的经验法则，习俗通行。

这种默认经验法则的价值在于：绝大多数人都会寻找最能豁免自己的方法，来在社会规则和道德律的压力与自由之间获得一种平衡点，而不必要让自己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狡猾、虚伪和残酷，只要默认我是为了正当的理由而行动，而且在一种从众、从俗和从权的度内，我就心安理得。

关于“默认”，用格尔德·吉仁泽的话来总结就是：

道德直觉三大原则：

1. 缺乏意识：道德直觉迅速出现在意识里，它有强烈的实施欲，其基本原理无法用语言表达。

2. 根源与原则：直觉附着于某一个根源（个人、家庭或集体），有情感上的目标（比如阻止伤害），能用经验法则描述。

3. 社会环境：道德行为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10]

归根结底，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奉行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也根本不知道这些观念和判断的根源在哪里，所有人作出任何判断都是根据环境的暗示和指引，同时根据文化根源在自己大脑里建构的“默认经验法则”来产生道德直觉，至于作出判断后所有的解释都是事后由左脑的诠释模块编造的理由。

要命的是：默认值深深地植入每个人的脑中，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悠长过程，一开始你对于社会给予你的影响会不加思索、不知不觉和不明不白地自然接受了，受影响的次数越多，无形中默认的程度越深。久而久之，你就会把默认的东西变成你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包括对别人给你出的好主意，很快你就忘记了甚至根本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建议，你就默认为是自己感悟的真理呢！

总之，默认潜规则将会使你在社会上一切顺利，而潜规则就是文化习俗、大众心性和权力意志结合的社会惯例，习俗、民族心性和权力意志就是吉仁泽所说的“根源和原则”。

这就是默认惯例之巨大影响力。

三、结语

我之所以研究“默认机制”，是因为发现每一个人在一生中，多数的信念、观念和看法都是由默认认知之自动化加工而形成的，一旦默认确认之后，它就渐渐地发挥出主导性的判断和决策影响力，甚至终生不改。越默认则越确认，最后成为支撑价值观和性格的意志。否定了它，自我就会精神崩溃。人很难自我否定，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的。

注释：

[1][7][10][德]格尔德·吉仁泽：《直觉思维》，P192，P199，P196，余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9

[2][美]理查德·泰勒：《助推》，P42，中信出版集团，2018-4

[3][美]迈克尔·加扎尼加：《谁说了算？—— 自由意志的心理学解读》，P40，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7

[4]哈佛大学心理学部Randy L. Buckner教授：The brain‘s default network：updated anatomy， physiology and evolving insights -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19 - http：//nature.com

[5][加]齐瓦·孔达《社会认知》，P196，周治金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3

[6]王夫之：《宋论》，P46，中华书局，2017-11

[8][英]凯特·福克斯：《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第十四章，三联书店，2014-10

[9][美]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诚实的真相》，P17，中信出版集团，2017-12

原标题：《默认惯例与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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