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信任？不信任？打工青年的恋爱笔记

从彼此试探到相互认可，一段恋爱关系伴随着爱与关怀的滋长铺展开来。这不仅停留于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浪漫想象，更成为他们不断追逐的现实体验。

乡城流动将成千上万渴望浪漫爱情的打工青年卷入其中，在寻求生存机会并体验社会真实的同时，也为他们获得情感、慰藉与亲密创造了空间。然而，当亲密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平淡却构成了它的底色。在充满不稳稳定性的底层生活中，流动、随意甚至“临时”的恋情此起彼伏，以致于指向持久承诺的亲密关系变得奢侈。

在亲密关系的进阶发展中，信任成为亲密关系进阶发展中伴侣之间最为渴望的品质之一。渗透于日常互动的亲密体验增进了伴侣之间的彼此之间的了解，爱与信任朝着相同同样的方向发展，推动着一段段恋情要么终成正果，要么无疾而终。在西方研究中，性别不信任彰显出女性对男人是否值得托付终身的质疑，从而成为她们不愿选择婚姻的解释。它被描绘为一种弥漫于经济劣势群体的文化，带有鲜明的结构特征和性别烙印。

信任是危险的，不信任是沉重的。对于打工青年而言，信任与否还是不信任往往需要遭遇一番文化传统与个人体验的“天人交战”。在乡土社会之中的，亲密和信任来源于“关系”而非“交往”，其关键在于信息的全知性，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知根知底”。而基于关系网络所建立的信任，往往暗示了关系之外的不信任。因此，当流动之中的自由恋爱试图走向婚姻时，便深深触动了乡土文化之中“不信任”的神经，进而招致个人与家庭围绕爱与信任展开的博弈。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性别化的质疑，即女性对于男性的质疑，与女性她们在父权婚姻中的“相对易损性”密切相关。所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依然刻画着婚姻选择对于打工女性的重要意义。

不难想象，尽管并非所有打工青年都会在信任博弈的过程中选择妥协，但它依然阻断了一部分经由自由恋爱迈向自主婚姻的脚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乡城流动中那些无疾而终的恋情皆可归咎于此。事实上，性别不信任亦是乡城流动中亲密探索归于终结的重要原因。它往往经历了一个充满负面体验的生产过程。笔者于2007至2013年在广东东莞、深圳、广州进行田野调查，以下资料来源于调查之中的未婚受访者。他们的年龄分布于18-30岁，大体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

爱于现实的破灭

打工青年在日常互动中的亲密体验，或削弱、或强化伴侣之间的信任水平。对他们而言，性别不信任首先源于爱与关怀的质疑，因为这是亲密关系的基石。

恋爱实践常常与消费行为捆绑在一起，但伴侣之间的共同经济往往并不“经济”。在展开追求的过程中，约会、请客、送礼物都是创造接触机会、博取对方好感的常见手段。有研究指出，难以满足女朋友的消费需求是打工男性在浪漫追逐中所体验的挫败之一。然而，在亲密关系的日常实践中，女性不仅仅以消费者的姿态出现。事实上，年轻女性逐渐成长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是打工生活带给她们最根本性的身份转变。

田野调查中，我遇到沈俏，她来自河南，是东莞一家电子工厂的女工，受访时24岁。她的前男友是同厂男工，广西人。在与前男友的交往中，对方吸烟、喝酒、赌博的恶习一一暴露，日常生活的入不敷出更加需要她在经济上的支持。可见，消费固然能够制造浪漫幻想，但也能将沉迷于其中的女性拉回现实。超越个体负担能力的消费需求并非仅仅存在于女性群体，亲密关系之中的经济依赖存在不同的可能性。

沈俏与男友恋情破灭的导火索源于男友因得罪地方势力而不得不仓促离开东莞。如同工作转换常常导致恋情终结，打工青年漂泊的生活方式是亲密关系止步的重要原因。相处的点滴和男友的突然离去让沈俏对他的真心产生怀疑，所以当男友再次从外地打电话要钱时，她便选择了试探。

“我想我肯定要试一下他，是为了我的钱跟我在一起还是为了我这个人。假设我不给他钱他还跟我联系，就是为了喜欢我这个人；；假设说我不给他钱就不联系我，就是不在乎我这个人，在乎我的钱。我就心里这样想，我就试他一下，就是有钱我也不会给他。我一试他，我就试出来了。我不会再相信他了，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他了，我这样想。以前我还会给他一点，我相信他，现在我不会再相信他了。”

“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也不相信男人那张破嘴”成为沈俏对于这段恋情最后的注脚。当情感经不住金钱的考验，渴望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满足，她对于这段恋情的信心便不复存在了。而信心恰恰是亲密关系中信任最重要的构成，它预示着无论未来如何，都相信自己的伴侣会充满爱与关怀。然而，现实之中的爱与关怀不仅是一个情感议题，也是一个经济议题。打工青年的亲密探索充满了对于浪漫、爱情与美好生活的想象，但现实处境却难以为他们拥抱这些想象提供足够支撑。有限的经济能力、黯淡的发展空间和漂泊的生活状态凸显出他们面对关系滋养的无能为力，而爱情理想于生活现实的破灭则是催生性别不信任的关键。

情感与性的不忠

专一与忠诚是亲密关系共同渴望的品质，也是促进伴侣之间彼此信任的重要条件。但是，在这一问题上有过负面体验的打工青年并不在少数，特别是女性。郭芬也是东莞电子工厂的一名女工，22岁，来自湖北。独自外出打工的她接受了同厂男工的追求，问题却随着交往而逐渐暴露，男友的“不可靠”成为她结束这段关系的主要原因。

“我觉得他有很多缺点，他喜欢打牌啊，对感情也不是很专一，好像他不光只喜欢我，他还有另外的女朋友，我觉得这个人不可靠，对我不是真心的。”

在郭芬的经验中，可靠与专一、真心互为表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作为亲密关系中信任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可靠性对于信心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而它的获得又离不开亲密体验中的专一与忠诚。

需要注意的是，专一不只注重情感的排他性，同时也注重性的排他性。

小斌来自广东梅州，受访时在东莞做出租车司机，28岁。女友小他3岁，在高速收费站工作。两人恋爱两年有余。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两人之间最大的问题便是对于性的排他性的不信任。用小斌的话说，女朋友“经常不放心”。

“昨天晚上她才问我有没有跟女人睡，你知道吗？……即使有的时候有，女人是比较敏感的，这一定要欺骗她的。”

在小斌的理解中，性的排他性与情感的排他性是可以分离的。即便关系之外的性行为确实存在，但他依然信誓旦旦地对女友承诺：“你绝对放心，绝对没有小三”。

吊诡的是，结婚作为解决不信任的策略被女友妈妈提上日程。在她看来，小斌是花心的，而女儿是“管不住他的”，所以如果坚持在一起，就必须尽快结婚。这正显示出，就信任问题而言，婚姻与嵌入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关系。

一方面，婚姻暗示了持久伴侣选择中信任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如果信任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婚姻是不大可能出现的。但另一方面，婚姻本身具有制度嵌入的现实意义，能够成为解决信任问题的一种策略。

这种矛盾能否通过婚姻获得平衡，有赖于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权衡以及情感强度与不信任程度之间的博弈。无论小斌和女友最终做出何种选择，他们的故事都说明，性的不忠如同情感的非排他一样，都能导致亲密关系之中性别不信任的产生，进而对婚姻选择造成重要影响。

“他不适合做老公”

性别不信任的生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女性得出“他不适合做老公”的结论时，便预示着对于信任的终极审判。

这是发生在琪妹身上的故事。她来自湖南，19岁。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山的制衣厂，一年多后随同乡到广州，之后几经辗转。受访时，她在广州一家发廊做按摩女。提到婚姻，她的期待简单而美好。

“我不希望我以后的老公会很有钱，只要能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只要他真心的对我好，然后两个人能这样过一辈子，和和睦睦的就好。”

在交往之初，享受爱意的她也曾将男友视为未来的老公。但相处之中，男友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出更为真实的自己，让琪妹对他的爱与期待日益消减。

“上班都是我给他洗衣服，他很少帮我洗衣服，不管我上班有多么累”，延续传统性别秩序的家务分工让琪妹在工作之余体验到“双重负担”的辛苦。琪妹说，男友的脾气暴躁、无度消费，沉迷于赌博的他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五六千元，更让琪妹感受不到他对生活和未来的任何规划。想到老家的一句俗语，“老鼠都会留着隔夜粮”，琪妹对男友“不管不顾”、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充满感到失望。不断累积的负面体验消磨着她的信心，男友对待父母的不友善更让她对其彻底失望。

“一个男人的就是连对自己的家人都不好的话，你不要奢望他以后会对我好，我曾经听别人这样子说过”。”

琪妹对两人感情的判断是不确定的，对未来婚姻关系的预测是悲观的。尽管可预测性是人际信任的积极构成，但消极的预测结果却表明了一方对于另一方性情乃至行为的否定。婚姻意味着承诺，更加关乎责任与担当。相信对方不能真正履行作为丈夫的承诺，给予自己爱与关怀、依靠以及美好的生活，比不相信对方更具现实意义。因此，在女性经历了一系列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日积月累的负面亲密体验之后，笃定地认为“他不适合做老公”时，便意味着她在这段亲密关系中完成了性别不信任的生产。

男性的性别不信任

尽管性别不信任的讨论大都聚焦于女性，但也有研究指出，男性同样会因由女性的不忠而产生性别不信任。

小麦来自广东湛江，29岁，年届而立却依然独身。他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做过地盘工人、工厂工人和保安，辗转于深圳、东莞等地。受访时，他正在东莞，在一家酒店做保安。他曾和朋友一起认识了一对在工厂打工的年轻姑娘，其中一个成为了小麦的女朋友。起初，小麦对于这段感情抱着“玩一玩”的态度。他戏谑地说：“工厂妹很单纯的，一两下功夫就搞定了。”日积月累之后，两人之间的情感天平却逐渐发生变化。

“我没什么前途，也没有钱，大把有钱的都喜欢她的。……（两人在一起）一年多，（她）跟人跑了，跑了不到十天又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当时我朋友都说，你还能要（她）？我说没事，我相信她。过了一个月，她又跑了。她如果再回来我还是要原谅她，但她也不情愿回来的。”

这段亲密体验对于小麦而言是充满挫败感的，他将此归咎于女人的“现实”，就此丧失了对于女性的信心。

诚然，乡城流动中的亲密探索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但它不仅仅涉及男女两性之间的互动，同时也关乎男性群体内部的较量。相较于城市之中的其他男性，打工男性既没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足够的经济能力，也难以获得令人期待的发展前景，因而在亲密关系的竞争中并不具备优势。在此情境下，他们在体验失落、无力与挫败的过程中发展出性别不信任，本身也具有等级压迫的结构性特征。

性别不信任的体验式生产是个别的、具体的、情境化的。但它一经产生便具有泛化效应，即从个别延伸至一般，从具体发展为抽象。然而，这种泛化依然维持着边界，往往与体验式生产所发生的具体情境相联系。打工青年亲密探索的负面体验，在导致性别不信任产生的同时，将其限定于乡城流动的自由恋爱范畴，从而为他们回归乡土社会的相亲模式提供了可能。

尽管亲密关系的变革不断推进，婚姻依然作为一种必然选择左右着打工青年的亲密实践。特别是在打工生活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婚姻所构筑的合作伙伴关系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工具性意义。无论自由恋爱亦或相亲，在为婚姻提供不同进路的同时也都存在难以规避的风险。

无论如何，信任都是需要安置的。当体验式生产发展出性别不信任，亦或关系信任遭遇挑战时，信任便伴随着婚姻缔结模式的转换而重置，从而开启另一段有关爱情、信任与婚姻的探索。

（作者杜平系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讲师）